说说刘汉案审理法院的贵宾席

律师喜不喜欢自己的案子被领导们关注？我想，这要视情形而定，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有的案子需要领导介入，有的案子怕领导介入。
比如，正在受审的四川富豪刘汉可能不喜欢。他的辩护人之一、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青松就不喜欢。
4月7日，张青松发了条微博说：“大凡领导高度重视的案件其审判都难保公正。参与领导的级别越高、重视越具体，案件偏离法律越远。有的领导重视的目的就是怕法院依法审判；有的领导是担心法院不公正，但是他们低估了下级干部和法院的奴性。司法公正首先需要领导闭嘴，其次需要法官的骨气。一切不以此为目的的司法改革都无济于事。”
刘汉案就是一个被许多大领导高度关注、密切注视的案子。《财经》新媒体之前已经做过独家报道：该案在咸宁开审时，多个系统的官员为了“观摩”刘汉案庭审，包下了一家五星级标准的三江森林温泉度假酒店，并安排车辆接送其前往审判所在地咸宁市法院、咸安区法院、嘉鱼县法院、赤壁市法院和通山市法院。
这一“观摩团”堪称豪华，既有来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系统的，也有湖北省政府来员，更有来自卫生系统、台办系统和侨办系统的人士。其中包括：最高法院副院长李少平、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张昌尔等超过七名副省级官员。
但准确的说，领导们并没有真正出现在旁听席上。法院的旁听席位往往有限得紧张，比如此次刘汉庭审，要安排旁听人士、群众、还有记者，这些人既要来自各个系统，以保证多样性；又要经过官方认可，以保证安全性。这种压力之下，刘汉的亲属仅仅获得一张旁听证而已，哪有那么多座位给领导们？
何况如果领导出现在庭上，法庭的焦点可能从法官手中溜走：想想看，辩护人和被告人，可能会对着旁听席上的领导发表意见乃至“喊冤”，那法庭的秩序可就难以维持了。
所以呢，这里就有一个中国式的发明创造了：在法院内部设置一个贵宾席，让领导们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通过闭路电视了解庭审情况。
对于许多律师来说，这不是一个新鲜事。2011年4月，举国关注的李庄案第二季庭审中，就有一条闭路电视拉到了时任重庆市委领导的办公室里。
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6月份，受到舆论关注的贵州小河案再次开庭时，辩护人之一的迟夙生律师在法庭上身体不适晕倒后，二楼的黑玻璃窗户突然被打开了，一个脑袋探了出来。“我们律师这时候才看明白，黑玻璃后面居然一直有人在看着。”一位小河案辩护人说。
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来自北京的司法系统领导在“坐镇”。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拨领导通过闭路电视观控庭审。这些领导来自中央政法委、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和全国律协，组成了一个联合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的职责有三：一个是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以便维持庭审秩序，各家管好各家的人，司法部的人去监督律师，最高法的人去监督法院；二是评判各方的行为是否“越界”，以便决定应对措施；三是通过这场大案来调研新刑诉法的实施，从而促进实务工作。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联合工作组的工作卓有成效：僵持不下的小河案庭审结束，且此后再也没有在舆论上出现大的反弹。
这一“小河经验”，后来在薄熙来案中发扬光大。这一亲临庭审现场的多部门联合工作组，在薄熙来案中人数和级别都创了记录。当时，以中央政法委主要领导为首，各个部门都派人参加旁听庭审，工作组包下了济南市多家酒店。为了庭审微博直播，又从新浪微博安排专职人员，解决微博的技术难题。
从结果来看，薄熙来案的庭审操控模式，收到了超乎预期的良好效果：既能够在保证庭审秩序按照预定计划进展，也能够向外展示一个非常开明和公开的庭审形象。
总结起来经验可谓八个字：央地分工，内外有别。
央地分工是指，联合工作组来自中央，要安排各方工作、监控庭审走向、应对突发事件并做好预案；地方党政机关则全力配合工作组，并保证地方上能够把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弹压下去。
内外有别则是对于中外媒体采取分而治之的态度：对内一律要求采用通稿，对外则示以怀柔政策。
这是一种精致的庭审控制术，其中“多部门联合工作组”发挥了大脑的作用。他们不仅仅要坐在贵宾室通过闭路电视观看庭审而已；事实上，他们事先要根据外界可能的情况准备尽可能详尽的预案，以免措手不及；另外一方面，他们要根据外界反映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突发事件。
这一思路，在刘汉案件中得到完整重现。李少平、朱孝清等司法高层的到来，给此案的审判带来了高层关注的色彩。
可以预计的是，其必将成为未来大案要案审判的通行模式。这一模式，将能保证庭审按照预定流程，走完庭审各个环节。
只不过，回到文章的开头，对于被告人和辩护人来说，这个躲在法庭身后的“联合工作组”，未必是那么受欢迎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在“联合工作组”指挥下走完庭审程序后，他们向上级法院的上诉，会得到应有的权利保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