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天还要重读哈耶克？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过1978年以来以引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主轴的改革与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有30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目前已为世界第二，中国的人均GDP也超过了6000美元。然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些经济与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发生和积累，如：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商业诚信缺失，因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土地失地、环境污染等原因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发生和积累，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等等。另一方面，经历了30多年超过9%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目前已显下移迹象。在经济增速下降之后，一些当今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和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也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提出了进一步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一个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已经成了摆在当今中国社会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部20世纪的世界名著一开始，哈耶克就曾指出：“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所撰写的《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也曾说过，“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建立在一种“ideology”（这个英文词在中国大陆之前通常被翻译为“意识形态”，哈耶克的关门弟子林毓生先生则主张用“意蒂牢结”来对译这个概念）之上”。
如果用哈耶克的这一观点来审视当今中国，可以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体制构成性的思想基础，是一种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从苏联引入的一套政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以及斯大林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思想）。在过去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国家与政党的革命理论，实际上又与两千多年来传统中国社会与皇权专制政制所伴随而逐渐演化出来的一套被萧公权先生所称的“专制天下”的政治思想潜移默化地相结合，从而逐渐演化生成了一个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个边界模糊、原则流动、且有些变动不居的“意蒂牢结”。这套从20世纪20年代从苏联引进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和传统中国文化观念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几十年历史中所形成的一套革命的“意蒂牢结”，随着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不断自我演化、变异、丰富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特征尤为凸显。
但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渐进性否定和对市场经济价值的认可和弘扬，不管官方和执政党的文件现在还如何写，实际上这一“意蒂牢结”已经渐进性地——但却是根本性地——在发生变化，即已经逐渐从一种革命的“意蒂牢结”，逐渐演变成“经济发展的意蒂牢结”，乃至正在变成如何“发展市场经济，执政、治国为民以及如何给人民创造福祉的意蒂牢结”。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到目前为止，这一“意蒂牢结”已基本上非同于原典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济与社会思想以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理论憧憬，也非同于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专制政治中的“专制天下”的政治观念，更不同于古代儒家以德为政的王道政治理想，——当然，它更不同于构成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基础的自由主义的意蒂牢结。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正在演化变迁着的意蒂牢结，目前仍是一个变动不居且充满内在矛盾和张力的一个体系。它一方面有十月革命以来的政党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意蒂牢结”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亦潜含有传统中国社会“专制天下”的政治思想遗产，且在一种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的精神导向下在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市场化的社会条件下自我规定、不断演变和自我维系。这种意蒂牢结，一方面构成了现下中国社会制度运作的思想基础，又构成了未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大张力。但这种意蒂牢结的深层基础和基本价值理念到底是什么？现在好像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似乎是个任何人讲不清楚的问题，且甚至变成了无人有权威来界定和规定它的问题。在此格局中，整个当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在一个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惯性中在自发地演进和运作，其演进方向和结果，目前看来还无法预计。
正是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尽管近来有不少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其他学界人士呼吁要对未来中国的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然而，现在的问题是：除了一些局部的和具体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好像需要设计外，在我们的整个社会体制上要改什么？又如何进行顶层设计？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政治体制？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模式是什么？这在目前仍然是些亟待探索和回答的问题。
在此情况下，从多学科的视角反思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和一个良序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就变得是在当今中国社会中一个既现实且又急迫的理论任务了。正是在此格局中，重新研读哈耶克这位20世纪曾影响了世界的思想大师的著作和思想，应该有其重要的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
最后要指出的，从20世纪40年代撰写《通往奴役之路》开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到了他的晚年，哈耶克一直重注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在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今天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哈耶克晚年完全放弃了他的人类社会秩序的渐进演化的生成论。从学理上和所用术语上来看，在他晚年撰写的《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的序言中，哈耶克承认他已不大愿意再使用“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这个概念了，而主张用“自成长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或“自组织结构”（self-organizing structure）来取代之。到1988年出版《致命的自负》时，哈耶克更多地使用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rperation）概念，而基本上不再使用“自发秩序”这个概念了。尽管如此，哈耶克在人类社会变迁上的渐进性的制度演化生成论，应该是他一生社会观的根基。正如他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观念新研究》一书中所言：“那种认为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而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价值观并从外面或一个更高的视角来对其作出判断的空想，只能是一种幻觉。我们必须知道，理性自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拿一个部分去应对其他部分。就是这个过程也会引发持续不断的互动，以至于在很长时间中可能会改变整体。但是在这一过程的任何一个阶段，突发式或完全重新建构整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总是要应用我们现有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本身就是一种演化过程的整体的产物”。哈耶克的这一观点，我觉得在当今中国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建立一个现代民主与法治国家，当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然而，任何社会制度一旦演化生成，在一定的存在阶段上都有其自我维系的变迁张力。这实际上将会导致即使在21世纪的人类理性社会中任何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地打碎一个旧体制，理性地设计并构建一个全新的体制。具体到中国当下格局和未来发展趋势来说，历史的命运也许是，我们必须在既存的体制安排中通过渐进性的改革，来逐渐催生出一个新体制。这也许对当代以及未来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这种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理清一个现代良序社会运行的基本法治和原理，能让这些基本原理和原则在此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之间慢慢形成共识，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在1979年为他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一书所写的“跋文”中，哈耶克最后说：“人不是而且永远不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因为人的最高理性（very reason）乃是经由引导人进入可习知新事物的未知和不可预见境况中而持续不断进步的”。这句话表明，在人类社会的演化变迁上，哈耶克最终还不是一个悲观论者。由此来观察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势，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和不断解除思想禁锢，若能够像在这篇序言开头所引述的哈耶克的那段引文所主张的那样，宽容地且开放地允许人们进行抽象思想的沟通和交流，在21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良序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