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男朋友“强上”算不算强奸？

先说结论：既可能是强奸，也可能不是强奸。
从法条角度来说，“男朋友”身份并不能阻却强奸罪的指控，因此以“男朋友”对证据确凿的强奸罪行进行无罪抗辩是很难起到效果的。
目前而言，“女性”以及“婚姻正常状态下的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恋爱关系中的男朋友不是“丈夫”，我们通常语义下也无法将“丈夫”解释成“男朋友”或将“男朋友”解释成“丈夫”，所以“男朋友”当然是可以成为强奸罪的犯罪主体的。
即便是“未婚夫”，也有可能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在江苏泰州有一个案子，未婚夫在结婚前夕因“想要征服她”的心理几欲强行与未婚妻发生性关系未遂，被法院判决成立强奸罪。
司法实践层面，“男朋友强上”这一问题，很难直接进行“有罪无罪”的定性，因为即便有“男朋友”、“强上”等字眼，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能够了解整个案件的案情全貌，以至于很难适用刑法来对行为进行定性。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强奸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因此我们很容易的便可以在法条中找到这个罪的构成要件：
行为手段（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犯罪对象（女性）、行为特征（违背女性意愿）、行为目的（发生奸淫行为）。

当然，《刑法》里虽然没有写，但是我们都知道女性不会被指控强奸罪（共同犯罪除外）。
中国是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制定法国家，因此要想给一个嫌疑人入罪，便必须证明案情符合罪名的构成要件。如果有任意一环不符合，那么便不会构成犯罪。

要想给犯罪嫌疑人入罪，需要走一整套的刑事诉讼程序，篇幅所限，我没有办法把整个刑事诉讼的程序掰开来揉碎了在这里跟大家分析，只能将其简化成五个步骤：刑事证据的采集、案件事实认定、法律法规的适用、社会危害性的评估、定罪与量刑。

如果我们要认定一个人有罪，首先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犯罪事实，其次要有适当的法律条文来进行法律适用，最后这个人的行为的确存在社会危害性，应当给予刑罚制裁，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一个人（的行为）“可以成立犯罪”。
而我们用这一套逻辑来分析“男朋友强上”的案例的时候，会发现，“罪与非罪”似乎并没有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举个简单的例子，什么是强上？我们基于“男朋友”和“强上”这两个关键词，作出以下的案情罗列，与大家一同分析：

事实上，类似的案情种类有无数种，这些案情都或多或少的可能与“硬上”沾边，因此上述男方均有可能被指控涉嫌强奸罪——但是，各位朋友肯定都明白，如果上述情况全部都被认定为强奸罪成立，那么损害的将不仅仅是男性本身的权益，而更是男女亲密关系之间的信赖关系。
因为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之下，大多数女性羞于用言语表达“我同意你与你发生性行为”，因此要求每次发生性行为前由女方明确表态书面同意，在现实中是不大可能的。
此外，且不说“某些案件中无法举证女方在案发时作出了不愿意的意思表示”，即便有录音、视频或其他证据证明女性在案发时的确进行了拒绝，法院也未必能一定会认定为强奸。如果司法在不区分不同情况下、不同方式、不同语境下的拒绝，一概而论的认定为强奸，反倒很难实现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公平正义。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难点——当“不要”、“不可以”可能并不是真的不要和不可以的时候，我们这些刑事司法从业人员应该如何真正判别女性的意愿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靠客观证据来映证主观意志。我在文章《强奸案件常见刑事证据解析》中对这个问题有所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在衡量一个事情“到底是否应当入罪”的时候，还会综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人所实施的手段、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言语互动等因素，来作出社会危害性、违法犯罪情节的评估。
例如，发生在2017的任某某涉嫌强奸案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认为嫌疑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便予以不起诉。
这也使得《刑法》以及刑罚最终回归我们寄予他们的期待——我们通过刑法打击犯罪行为，不仅仅是因为犯罪行为违反了《刑法》，而是因为犯罪行为对社会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需要用“刑罚”这种手段来打击。
“模块化”的套用，的确可以让法律更平易近人、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同时也能使得法官审判案件的结果尽可能地维护“同案同判”。但是，刑事司法并不是做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简答题，不能简单的用“模块化”去套用，每一个案子都有其特殊的地方。
回到问题的本身，被自己的男朋友强上算不算强奸？
作为律师，我的答复可能没有办法让朋友们满意：既可能是强奸，也可能不是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