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某明案的社会隐痛

导语
经由《南风窗》等媒体报道之后，鲍某明性侵养女案逐渐浮出水面，引发了公众热切关注。案件目前还在侦办之中，迄今经由媒体呈现的相关事实，令人十分愤慨。在众多网友看来，鲍某明以“收养”作为伪装，利用“父女”的特别关系行侵害恶行，与禽兽何异，几欲掌掴之，方解心头之恨。鲍某明案所引发的激愤，不仅在于其外表光鲜内里邪恶，也不仅在于其行为已触刑法理当受罚，还在于其行为触碰了道德、人伦和家庭的底线。毫无疑问，在各方密切关注下，有关司法机关会对鲍某明案进行深入细致的查办，并将依法给予鲍某明严厉惩处。然而，散留在公众心中的阴影与社会隐痛却一时恐难以平复。
犯罪学的一般理论认为，犯罪分子之所以会犯罪，其犯罪动因大致有三个：个体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这样三个不同维度，为我们认识犯罪并加以惩治，提供了相对比较简洁的路径。尽管，在刑法实务当中，很多时候，很难严格界定和区分三者各自的作用和比例，但三者的作用和原因都不能忽略，想必能得到多数人认同。对个体论者而言，犯罪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某些人天生具有犯罪的生理和心理结构，贝卡利亚所著《犯罪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过深入阐释。在制度论者看来，犯罪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不足或者欠缺的产物。“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其背后的深意即在于此。新近许多刑法学家认为，在很多情形之下，社会因素是促使某些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犯罪学的这种不同的理路，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和认识鲍某明案。基于受害者视角，鲍某明案所透射出的对于弱者保护的不足与欠缺，亦是值得我们深思之处。
鲍某明案所凸显的社会隐痛，在许多公众心中，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处所讲的这种社会隐痛，是指在社会底层或者一些弱势人群之中存在的，被种种特别关系加以掩盖和利用，权益迟迟得不到保护，从而久久处在阴影之中的痼疾。诸如性侵、虐待、家暴、骚扰、遗弃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鲍某明案为例，年幼的李某某作为鲍某明的养女，在发生了性侵行为之后，自己无力捍卫和保护自己，生母无力捍卫和保护女儿，生父亦不见踪影。自2015年以来，刚刚年满14周岁的李某某被鲍某明带到北京上学，后又带至烟台，并且在此期间被鲍某明灌输许多不正确的认知和行为，幼年的懵懂、无知、无助，为人父母者难免泪下。在报警失败之后，李某某多次企图自杀，所幸为人所救。但鲍某明给其身体和心理所留下的伤害，久久难以挥去。相似或相同的情形，想必还在众多老幼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中并不鲜见。这些弱者，呐喊无力，卑微求助，也往往给了许多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社会的这种隐痛，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完全寄望于法律。法律也只能是缓解这种隐痛的一种机制，还需要我们从更多的层面来予以提升和完善。许多人都曾经这样设想：假如鲍某明收养李某某遵照了法定的程序，假如李某某的亲生父母没有分开，假如母亲能更好地照顾李某某，假如李某某报警之后即展开了调查，假如李某某及时获得了老师、邻居救助……所有这些假想，都内含着善良的动机，都希望李某某的遭遇未曾发生。在家庭这个给人们温馨愉悦的港湾，鲍某明给李某某留下的则是阴影、噩梦。社会对弱势群体以更多关爱，对弱势群体以更多的制度保障，或许能够缓解诸多民众心中的这种温馨期待。
这种社会隐痛的产生，在之前或之后的时代，或许都会存在，但在社会关爱所能及的范围内，应该尽可能予以完善。毕竟，弱者的世界里，更需要温馨，更期待温暖。鲍某明案件给我们警醒，在诸多私域的场合，更有必要疏通弱者申诉、救济的通道，让受害者时刻能感受到力量的支撑。如此，方能逐渐破除弱者保护的众多障碍，才能震慑犯罪分子的邪恶，才能支起弱者原本羸弱的躯体与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