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播给自己刷礼物构成欺诈吗

实战案例
被告系战旗TV直播平台(以下简称战旗平台)的运营商，原告系战旗平台的注册用户。2015年7月，原告在被告平台上签订《战旗个人主播协议》，协议内容为原告根据被告平台方注册要求及规定，在战旗平台申请注册成为游戏主播，为平台用户提供在线游戏解说视频内容的直播服务。
该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服务费用及支付、保密制度、协议变更、解除、终止等进行明确约定：
第二条约定，“我方(即被告)有权制定平台运营制度及对你方(即主播)的管理规则，有权对你方进行管理和监督，有权根据运营情况对相应规则作出调整或变更；我方有权对你方进行考察、评判，以确立(取消)对你方的奖励或处罚，具体考察项目及标准由我方另行制定，无需额外征得你方同意”；
第四条约定，“以你方为平台用户提供游戏解说直播服务为前提，用户可对你方进行赠送虚拟礼物的消费，虚拟礼物以金币(100金币=1人民币)计价，我方就你方收到的每笔虚拟礼物价值(金币)的一定比例(最新比例请关注官方公告)作为支付你方服务费用的基准，服务费用以金豆计价(100金豆=1人民币)……结算服务费于次月打款；你方所获得的服务费用应当缴纳的税金由你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自行缴纳……。”。
被告于2015年3月6日在平台官方公告发布《战旗平台内容规范条例》，对用户及主播的违规行为及处罚措施进行公示，其中第九条规定“禁止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礼物、战旗币、金币以及金豆。禁止通过非法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虚假的用户账号等)获取包括但不限于礼物、战旗币、金币、金豆、烟花、座驾及守护等和财富相关的虚拟所得。违禁处罚：直播间封停24h至永久，且战旗直播平台有权扣除该用户所有收益，情节严重者转交司法机关……”。
同时，被告在平台发布有关金币获取方式的公告，并声明将严格监督并制裁刷礼物或以不正当行为获取金币的用户。
合同签订后，原告在被告平台进行网络游戏主播服务，2016年1月至5月期间，被告根据结算金豆折算原告服务费分别为1,015.33元、1,005.25元、1,004.29元、2,526.55元、2,166.75元，款项已经结清。
2016年6月1日，原告直播过程中获取礼物数量大幅增长。
2016年7月，根据原告6月结算金豆折算服务费为10,511.81元，但被告以原告违规“刷金币”为由拒绝向原告发放礼物结算费，原告与被告协商未果故致讼。
原告儿子刘久分别于2016年5月31日、6月1日在淘宝店家“大智工作室”支付合计10,000元金额，用于购买被告战旗TV烟花、金币、战旗币、人气票等虚拟物品。审理中，原告确认向淘宝店家购买10,000元送礼服务，由淘宝店家以其从被告平台取得的金币以送礼物的形式赠送给原告。
原、被告存在如下争议：
原告认为涉案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游戏主播从淘宝上购买金币“刷礼物”系违规，原告获得虚拟用户赠送的礼物都是从被告平台上获取的，被告没有任何依据扣除原告的礼物结算费，对于扣发费用也未通知原告；
被告则认为原告通过第三方渠道购买金币而并非真实用户向原告赠送礼物，影响被告的运营模式，违反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该行为具有违法性，属于平台制定的规范条例规定的“非法手段”以及协议中约定的“异常情形”，被告明确公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在事后也明确告知原告扣除费用的原因，被告的操作不违反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
观点梳理
1.原告“刷礼物”的行为是否有违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
根据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的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与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要求其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平台公约。鉴于此，本案中被告在平台公布的规范条例也应作为合同一部分，对原告在内的用户产生拘束力。
不管用户协议、主播协议或者平台规范条例，均对用户的禁止性行为做出了约定，相关条款系由平台自行拟定，属于格式条款，在用户签订协议过程中被告已作出要求认真阅读条款的提示，应视为有效。对于双方争议的合同条款，根据法律规定，应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条款的真实意思。
一方面，被告在主播协议中约定了用户“异常情形”、在规范条例中约定禁止性条款，并且将“非法手段”延伸解释为“包括但不限于注册虚假的用户账号等”，体现出被告对于用户违规行为的认定系遵循扩张解释原则。
另一方面，根据合同本意理解，相关条款规制的范围除了包括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还应包括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和正当交易秩序的行为。
首先，我国法律法规未对网络服务合同作出具体规定，因此网络直播主体在缔约自由的基础上，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不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一般利益，如合同履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认定为违法。原告“刷礼物”为自身提高结算金豆收入，原告在主观上不具有善意，合同履行中未如实反映真相，应视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其次，从合同目的和交易秩序而言，原、被告订立涉案合同的目的在于双方获利，即通过网络主播在直播过程中获得真实的人气，给平台带来客户资金和声誉上的获益，在此基础上平台向原告结算收益分成，该合同目的的实现依赖于双方的互信互利。根据涉案主播协议第四条约定，主播为平台用户提供游戏解说直播服务，用户可进行赠送礼物的消费，此处的“礼物”从合同本意理解，应为平台用户自愿向主播作出赠送礼物的加值消费，而本案中原告自行从网络上购买了送礼物的服务，本质上而言系原告自行购买礼物赠送给自己，表面上提升直播人气，但仅具有瞬时性，未真正给被告带来客源和声誉上的收益，该行为不符合网络直播的正常交易秩序，被告如为此支付服务费反而可能导致损失，有悖合同目的。
因此，原告自行“刷礼物”的行为应认定违反了合同本意以及诚实信用原则。
2.被告扣发原告服务费有无合法依据？
被告在主播协议中载明有权设定奖励或者处罚，相关条款的内容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至于格式条款是否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上述条款系针对用户产生违约情形时对其经济利益设定限制，即被告的处罚权利与原告的守约守信义务相对应，并未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不违反公平原则。
原告直播获取的礼物均系“刷服务”所得，违反了合同约定和诚实信用原则，被告对此拒绝支付服务费具有法理基础。原告主张被告对处罚措施没有履行通知义务，本案中被告通过官网公告的方式对于违反禁止性条款的处罚措施进行常态化公示，相关条款的设置符合交易惯例，文字描述清晰，可视为已对相关条款作出提示。
案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7034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