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冒名诗”打假的美丽与哀愁（一）

提及中国版权史上的拓路先锋，白居易当属其中一位。早在唐朝，中国最受欢迎的流行歌曲词作者，就已然是一位被盗版推上自我维权之路的著作权人。
他更为知名的身份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赶上了唐朝造纸术工艺提升的好时候，大众传播媒介的新兴与更替让白居易等人创作的“元和诗体”从舞弄风月的艳丽诗风中脱颖而出。经过20余年的跨媒介传播，白居易的诗作进而达到妇孺皆知的程度，以致于连那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写了他的才气。古时的人也颇有雅韵格调，游山玩水之时，拿着白居易的诗与名就满城贴上了到此一游的标记，花样比如今更要时髦许多。
一次，他从长安行至江西，三四千里的旅途，经由乡间校舍与寺庙佛堂，尔后泛舟江上，沿途处处能见到有人在吟咏自己的诗作。人们看见这位闻名遐迩的才子，也会啧啧称赞，又继而指指点点，看罢，这正是写《秦中吟》、《长恨歌》的那位作者了。据《旧唐书》中《白居易传》所记，在写给元稹的信中，白居易就大方地调侃自己在长安的花楼之地流传有一则趣谈，说那烟柳花巷的娼妓，也以能诵得他的《长恨歌》作为提价的本钱，身价顿时倍增。曾经，就连礼部与吏部都竞相选用白氏诗体来考察官员文化水准。
而当文坛高人遭遇到民间印刻高手，一首《琵琶行》红了“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天涯歌女，也让文章已满行人耳的白居易多了一度思卿一怆然的烦扰。声名鹊起，并没有让白居易乐于享受自己在文艺界的名望。
有唐人看到了炒作白居易诗词的商业价值，便要“缮写”和“模勒”他的流行诗篇“作书鬻卖”。[1]“缮写”是指誊抄文字，而“模勒”就含有依仿各处题字勾勒、临摹的意思。[2]白氏一首诗的复制文本在唐朝能兑换多少银两，让市井之民如此大费周章地舍得买来纸张刻板，再拿去换得酒肉钱。明人胡震享在《唐音癸籖》中引《丰年录》说道：“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3]这些诗作在当时可以买来一条鱼一壶酒还有一斤红烧肉，物价低迷的年头，出手大方的收藏者还大有人在。
版刻技术的革新又促成了盗版手法的进步，在这些鱼目混珠的冒名诗作中，盗版方式不一而足，一则是将自己的诗，题上白居易的名，以供流传；二则是将白居易的诗作改上其他人作品，以辱其名。“其甚者有至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4]
另有一些私下闲谈时的兴头之作，发了几声感慨，也成了街头巷尾被人拿来念念不忘的口实。白居易认为“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诠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5]出于对作品的精益求精，他特别提醒后人要在编撰时将这些杂律诗全部删去。
至于那些式样迭出的“冒名诗”，白居易采取了别出心裁的防范措施。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在自己编撰的新版诗集《白氏文集》中，刊印了一则版权声明。作为唯一一份有效文本公告天下，让那些“假名者”即使冒用其名，也难以流传后世。
“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禅林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勝善寺益塔院律库楼；一本付姪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重记。”
唐朝尚无版权立法，越是文豪大家往往也越是不甚其扰。白居易对自己作品的编校和维护，却以一则不经意的后记，让诗赋与版权这两朵开在古典文学和法律里的瑰宝，也如双生花一般，令真正实至名归的“元白”典藏在世界中华文字的所到之处绽放光泽。它让这些美丽的作品获得敬意，那些获得敬意的作品又延续了它的美丽。
在为民族留下如此之多文学财富的同时，这位催生了著作权保护意识的千古功臣，也得以在中国版权史上留名千古，而历史也以造福更多人的方式回馈了这位敢为人先的跨界开路者。
注释：
[1] [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元氏长庆集卷第五十一》，四部业刊景明嘉靖本，第201页。
[2] 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3] [明]胡震享：《唐音癸籖卷二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2页。
[4] [五代]赵莹、刘昫等：《白居易传》，《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一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2184页。
[5] [明]冯琦：《经济类编卷五十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