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取回自己的财物，算盗窃吗？

偷偷拿回自己的财物，算盗窃吗？这个问题其实存在两个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盗窃罪侵犯的法益是他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而当所有权归行为人自己时，无论是否达到盗窃罪的追诉标准，都不构成盗窃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盗窃侵犯的法益不仅仅在于他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还在于财产合法占有、流转的一种社会秩序。因此，即便是取回属于自己的财物，只要未经合法程序及手段，就不应排除盗窃罪认定的可能。
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应当被采纳。盗窃罪是一项公诉罪名而不是自诉罪名的原因，在于盗窃罪不仅侵犯了财物所有人对财物的所有权，也侵犯了财产合法占有、流转的一种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不仅仅作用于私人，更是一种公共秩序。因此未经合法程序，私自拿走属于自己的财物，也有可能成立盗窃罪。
事实上，司法机关在办理类似案件时，也是持这一观点。检察日报曾经刊发文章《秘密“收回”出租的车辆也涉嫌盗窃罪》阐述此中道理，可见，并不是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只要是偷回自己的东西就不构成盗窃。
2012年，范明辉在河南郑州开办了一家公司，主要从事轿车租赁业务。所购车辆一部分以公司名义直接购买，一部分由公司出资以范明辉亲朋好友名义购买。如有客户需要租赁车辆，由公司负责提供车辆并与客户直接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客户缴纳租赁押金及租金，承租期间客户有违约行为的，公司有权收回租赁车辆;车辆丢失的，由客户承担全部损失。公司装有GPS定位系统，对每辆车都加装了GPS定位仪，并留有一把车辆备用钥匙。
由于公司把主要收入投入到了其他行业，2015年上半年公司资金链断裂。银行向公司及名义购车人催还贷款，范明辉等人无力还贷，便动起了歪脑筋。范明辉指使名义购车人常向中、李建新以客户“违约”为幌子，按照GPS定位系统显示的车辆信息“收车”。
2015年7月14日，常向中、李建新等人根据GPS定位系统显示的信息，先后到确山县城、明港镇将两辆已出租的越野车秘密“收回”。9月14日，又来到驻马店市区将一辆越野车“收回”。承租人发现车辆丢失后报警。由于这些车辆已被警方登记在盗抢网上，没办法卖掉，所以范明辉等人就以抵押的形式骗取借款。
确山县公安局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最终侦破了该案，并以涉嫌盗窃罪对范明辉、常向中、李建新3人立案。随后，确山县检察院对3人批准逮捕。
办理该案的检察官认为：财产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对“他主占有”也是予以保护的。因此，侵财型犯罪的主观要件均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此案中，公司与客户签订了租车合同，客户交付租车押金后取得车辆使用权。此时，公司对汽车所有权中的占有权已经移转至客户。客户对车辆的占有属于他主合法占有。未经法定程序或占有人同意，这种占有状态不得被强行打破。
而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京0115行初221号韩文博诉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一案中，法院也对这一观点予以了确认。
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24日才租的车，25日就被偷回去，既便是发现了租车人有违约的事实，租赁公司也应当通过与租车人、原告协商的方式，或者报警的方式找回车辆，4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显然是要通过这种方式非法获利，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很显然，4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意图如果没有被发现，就可以通过违法收回车辆取得高额的赔偿利益。如果被发现，就可以以租车人违法，有权收回汽车，所有权人自己盗窃自己的车辆不构成盗窃，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如果放任这种盗窃行为的发生，会有更多的人采取这种行为，非法牟利，租车人的利益无法获得法律的保障。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实践中未经合法程序私自取走属于或即将属于自己的财物，并不必然会被排除盗窃罪的认定。而是否需要被刑事追诉，除了要考察涉案数额是否已经达到追诉标准之外，还需要查看“偷拿”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是否必须通过刑事追诉来进行惩治，如果偷拿行为并不具备必须课以刑罚的社会危害性，那么便可酌情不作犯罪处理。
譬如，学校老师在巡查的过程中，没收了学生的手机。学生偶然间发现老师没收的手机放在了教师办公室抽屉里，便偷偷拿回手机（“实践中”还有拿手机模型“替换”回真机的做法）。这种情况下，即便手机的价值高于盗窃罪的追诉标准，也不应随意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而应按校纪处理。
犯罪行为之所以要通过刑事追诉、审判来予以制裁和处罚，并非仅仅是因为它触犯了某一条法律条文，而是因为其产生的社会危害性足以对法益和秩序造成伤害。而在面对鲜活多样的犯罪案例时，我们不应死板僵化的将目光仅仅放在刑法规定和追诉标准之上，还应更多的考虑行为的危害性和对秩序的破坏性，避免让司法完全成为定罪量刑的工具和公式。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