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系列之第三期“为什么农民工不能脱离包工头的体系”

摘要
我们之前讨论和分析了农民工和包工头的体系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工人与包工头之间尽管也会有纠纷和斗争，但类似于地主与和佃农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很明显的，这也是很多农民工无法脱离并依附于这个体系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关系呢？如何改变这样的社会结构呢？本期将尝试着分析这些问题。
地主与佃农
开始之前，我想先试着回忆一下六七十年前的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那时的农村，主要由地主、自耕农（富农和中农）及佃农（贫农）组成。佃农在农村社会的比例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很高，主流还是自耕农。很多佃农几辈子口挪肚攒的，就为了买几亩薄田。但是，就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佃农是依附于地主和规模大一点的自耕农的。虽然地主每年要抽走收成中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佃农仍然愿意接受，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地主及自耕农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和基本保障，祖传的农业耕作技巧又使他们可以从容应对这些工作。所以，只要地主剥削的不是太狠，佃农们大多还是安于此业的。如果地主比较善良，或者在发生天灾人祸时主动给予佃农们一些信用支持或保障，佃农们就会感恩戴德了，会在有收成时为地主请一台戏，当然也会在地主家有事时帮一把手，这就是最简单的人身依附关系。
从那时的情况结合现今的社会现实，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个对前面提到的人身依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基本要素，即，自由流动、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社会福利保障和定居，我们将在下文对这几个因素进行分析，来看一下我们可爱可敬而又可怜的农民工兄弟们在这些基本要素问题的实际状态是什么。
自由流动
客观来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尽管城乡二元的体制仍没有根本改变，但农民的自由流动已经是大势所趋。我小的时候，觉得从村里去镇里赶集就已经是很严肃的旅行了，要是能去县里或市里就厉害了。记忆中好像是1983年的时候，村里的一个二流子（是我的亲属，人物形像酷似《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不知怎么搞的去了沈阳混了约半年，回来时穿着一件条纹衬衣，上面绑着根领带，在村里晃了几圈，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现如今，农民兄弟们已经是满天飞了。春节回村里时和老乡们聊天时，发现他们基本上除了西藏之外都去过，个别有实力和胆量的，都去了外国打工。现在出去打工，下定了决心，收拾好行李，说走就走。村上没有什么限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城市限制外来人口打工。因此，人口的自由流动已是一个基本事实，不再是什么障碍了。
拨腿容易，但是，去哪呢，干什么呢？
职业介绍
说到这个话题，首先想起的是一个在新浪上看的新闻，说的是发生在东莞的一宗血案。一个年轻人杀死了一个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死者以介绍工作为名骗了凶手几百元的费用，凶手发现被骗后索要费用无果，转念行凶，酿成血案。
建筑领域的农民工找工作，很少通过职业介绍所来实现，一来不靠谱，二来要花钱。很多第一次出去打工的人，内心深处是比较自卑的，觉得自已除了种地和赶车之外没什么技能，不太敢相信职业介绍所说的那些天花乱坠的事情。所以，如果村上当年春节回来过年的人中有在工地上打工的，他们就会通过各种关系托上门去请教。如果托对了，正好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成行。尽管老乡骗老乡的事例比比皆是，但老乡的信用在中国社会的信用结构是无疑稳定的。
就这样，一个农民就跟在老乡的后面扛着行李卷走出了村里的老屋，迈出了投身于建筑行业的第一大步。所谓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此开始。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职业介绍体系能够更成熟，可以让农民兄弟们产生等同于对老乡的信赖，他们或许会更自信的走出村落，到城里寻找合适他们的工作机会。这样的开端可能会改变很多他们对外出打工的认识，间或也会对他们那朴素的人生观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但从前面提到的血案来看，显然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职业培训
农民兄弟跟着老乡们进了城，一般就会直接到了工地上。而像《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那样凭着一腔子热血和信念贸然来到城里的人，则只能在耗尽兜里为数不多的钱财后委身于劳务市场寻找零工的机会，他们也许会在以后的某一天内获得进入工地工作的机会，也许混熟了以后贪恋零工的自由而就此混迹于各个劳务市场成了城市的流民。
初入工地，新人们会被安排到各个岗位上，但无外乎都是力工或徒工。基本上只有一些简单的安全和技术培训，他们就会戴上安全帽上工了。
我身边的很多人对于建筑工作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认识，只是看到了浑身臭汗的建筑工人后就以为这是一个除了力气就不需要什么技能的行业。事实恰恰相反，在以人为核心的传统行业中，建筑业的技术含量差不多是最高的。在富士康的工厂里，人就像机器人一样，作着重复而无新意的工作，在高压之下发生了“N连跳”的事件。但在建筑工地上，除了偶而为了讨薪而装作要跳之外，工人们活的都好好的，心智和身体健康也都没受什么影响，只是因为个人卫生或生活习性而需要经常面对一些城里人的白眼而已。
可能又会有人问了，即然有这么高的技术含量，工人们没有系统的培训就上岗盖楼怎么可以呢。答案是，除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之外，确实是没有什么系统的培训。
一个新人到了工地上，要么只作力工挣辛苦钱。如果脑子聪明一点，反应快一点，跟师傅干个几个月，基本就可以掌握基础的工作技巧，快一点的，用一两年就能成为成熟的技工，这就是我们中国农民的特点。中国历史最伟大的人物中，有很多出身于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说了这么多，其实工地上的工作也并不复杂，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木工、瓦工、钢筋工、水泥工、架子工；稍复杂一点的是焊工、电工、水暖工、吊车工等工种；再复杂的就是机电设备和其它设备设施的安装工人，严格来讲这个层面上已经可以称技师了。
这些工作中，最基础的就是木瓦电三个工种。木工必须是心灵手巧的，他可以把木头像搭积木一样创造出各种可能的组合，为施工的正常进行创造出必备的条件。木工的工作成果可以是一个梯子，也可以是一个模板的木支撑，也可以一个异形的木模板；瓦工，顾名思义就是手拿瓦刀的人，他们可以砌墙、抹灰，把房子从平面变成立体。当然，很多瓦工出身的人也可作钢筋的绑扎和混凝土的浇筑工作；电工的工作范围很广，即要负责工地上的能源供应和管理，也要负责具体的建筑强弱电的穿线和布线工作。很多电工也会焊工的手艺，在钢模的支撑和修复上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等等，不一而足，就不在此一一介绍了。
说了半天，新人们基本就是看着师傅们干活，看明白基本要领后在师傅的引导下尝试着就可以干了。从包工头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作的关键在于“效率”和“成本”，即每天要完成多少工作量和完成这些工作量需要多少的物业消耗。简单说，就是多干活，在满足基本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少用料。
显然，这些工作要领对于我们的农民兄弟们来说并不困难，这些原理和种地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相比较要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经验才能形成的好的“庄稼把式”，建筑工作无疑学习起来需要的时间要短的多。
但是，这种学习或培训的方式虽然很有效率，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悟性和耐力。同样是学徒，每个人对工作的领悟都是不一样的。相比较经过规范的建筑工艺培训的工人，我们的农民工兄弟们除了个体效率以外，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建筑工程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管理工程体系。但在实践中决定如此庞大的管理体系的最终成果时，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们，而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兄弟们。尽管这些聪明的工人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把大楼矗立在城市的每个位置上，但却经常不能照顾好一些工作的细节，而恰恰是这些细节使得一些建筑的品质可能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好。
说到这，我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好的建筑职业培训体系，工人们只能是在工地边干边学。他们的师傅可能就是一个小包工头或者以后会成长为一个小包工头，由于师恩的原因，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很自然的进入了包工头的体系中而不愿意抽身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团体，相比较在成熟的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体系下形成的具有自主意识的工人个体，农民兄弟们还是会觉得团体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