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在中国，龙宗智的相对合理主义

陈全松也许想过可以死里逃生，最终难逃一死。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死亡案件。
2017 年 4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死刑执行令，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罪犯陈全松执行了死刑。至此，一波三折的“双尸奸杀案”尘埃落定，陈全松已成亡灵。
这个案子引起公众的注意，是因为最高院曾经在枪决当天喊停死刑执行程序。
据最高院的回应，当时停止死刑执行是因为，“辩护律师又提交证明陈全松无作案时间的证据。”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核，确认事实如下：
事件回顾
2014年1月3日晚，被告人陈全松步行至贵州省石阡县五老山由下至上第三个凉亭处，与下山的被害人王某某（女，殁年17岁）、鲜某某（女，殁年15岁）因琐事发生纠纷，陈全松遂将鲜某某推倒在凉亭内侧上山石梯处，致鲜某某头部撞击石梯受伤后死亡。
随后，陈全松又将王某某打倒，致王某某头部撞击地面受伤，随即又对王某某掐扼并用皮带勒颈。陈全松发现二被害人死亡后，将尸体转移至附近树林草丛中并用折断的树枝掩盖，其间对王某某尸体进行性侵。
经鉴定，鲜某某系生前遭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王某某系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并阻塞性窒息死亡。
本案的争议点
除了陈全松的作案时间问题，本案的证据问题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经贵州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DNA 检验鉴定，陈全松的 DNA 分型物质与王某某体内精斑的 DNA 分型完全一致，该精斑确系陈全松所留；同时，从王某某胸罩、外裤上也检出了陈全松的 DNA 分型物质。除了陈全松的作案时间问题，本案的证据问题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物证鉴定书显示，2014 年 2 月 7 日，公安部门将从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精斑送检，证明该精斑为陈松全所有。3 月 9 日，公安机关补交了陈全松的血液。3 月 30 日，鉴定机构作出了第一份DNA鉴定报告。
问题出现在时间上，根据《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鉴定规则》
第三十四条 鉴定机构应当在受理鉴定委托之日起七日内作出鉴定意见，出具鉴定文书。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另有规定，或者侦查破案、诉讼活动有特别需要的，鉴定机构可以与委托鉴定单位另行约定鉴定时限。
需要补充检材、样本的，鉴定时限从检材、样本补充齐全之日起计算。
根据该条第一款的规定，鉴定机构应在 2 月 14 日之前作出鉴定报告，而本案报告的作出时间实在 3 月 30 日。此时，疑犯已经在公安机关手里，公众怀疑公安机关为了办案的效率可能进行某些操作。（裁判文书网尚未公布本案判决书，以上时间点根据媒体及相关公号报道摘取，不实之处敬请指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回应，陈全松是在 3 月 9 日才被抓捕归案的，并于当天抽取其血液送检。
即便根据该条第二款的规定，鉴定机构是在等待陈全松的血液样本，也应在 3 月 9 日起的七日内即 3 月 16 日作出鉴定，而非本案的 3 月 30 日。况且，法理上看，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精斑样本与陈全松的血液样本，本就应该分开，独立检测并作出报告。
关于本案证据的瑕疵，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直接回应：
经过大量补查核实工作，进一步确定本案经一、二审庭审质证采纳的 DNA 鉴定意见等关键证据来源清楚，提取、送检规范、合法，鉴定意见合乎逻辑，真实、可信。
辩护律师虽提出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但依据、理由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最高院的认定结果是“提取、送检规范、合法”，有两个解释：
一是关于本案送检和鉴定的时间，媒体传播有误，此为新闻失实的后果；
二是即便本案存在程序瑕疵，证据依然应被采信。
前者无需多言，如果是后者，就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楚的了。
证据瑕疵与“相对合理主义”
多年以前，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龙宗智在其代表作《论司法改革中的相对合理主义》中写道：
从目前我国刑事侦查的普遍条件和侦查所受的限制看，人们所祈求的、法律所规定的理想的法制状态尚缺乏充分的条件支撑，因而对司法的现状赋予过高的期望是不符合现实的。
期待中国的刑事案件侦查没有瑕疵证据，显然不现实。
即便是在强调“正当程序”的美国，司法时间中也存在着另一套与正当程序无关的潜规则，程序上的瑕疵并不影响警察、检察机关、法官对相关材料的认定。
在价值层面，世界各国都追求证据的无瑕疵，但在实践层面，我国立法与司法s实践莫不采取一种“相对合理主义”。譬如证据的补正模式，有瑕疵的证据并不必然排除，只要能作出合理的说明与补正即可。
张全松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所采取的态度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相对合理主义”。虽然最高院并未直接回应证据的瑕疵问题，但可以猜测的是，即便最高院承认了本案 DNA 检测报告的某些程序瑕疵，依然会通过补正的方式予以采纳。
那么，本案采纳了“瑕疵证据”，是否会造成冤家错案呢。
从目前纰漏的证据材料来看，冤案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毕竟在强调正当程序的美国，严重暴力犯罪的错案率也在 1％以上，这便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我国立法这样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形成，有技术与价值两方面的原因：
技术上，一定的社会治安资源以及科技水平决定了刑事案件侦查的“容量”，要增加这种“容量”，有赖于外部资源的注入，比如税收方面对治安部门的支持等等，这在短期内很难概念。
在价值层面，出于对放纵犯罪的恐惧，国人心理上对犯罪深恶痛绝，这使得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我们会向后者偏移。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大陆法系国家处于对社会稳定的追求强调打击犯罪，英美法系国家则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追求警惕公权力的渗透。
当然，恰如龙宗智教授所言，相对合理主义不应沦为庸俗主义，只对现实妥协而没有价值层面的抗争。只有抗争，才能成就中国法治社会发展的巨大张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中产阶级拥有对财产与人生自由保护的强烈渴望，这点无疑是未来中国正当程序发展的最大动力。
最后，附送苏力教授的一段话，与各位法治同行者共享：
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最需要的也许是时间，因为任何制度、规则、习惯和惯例在社会生活中的形成和确立都需要时间。……
而时间是超出任何个人或一些人的能力的，是上帝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