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之争：张扣扣是快意恩仇吗？

中国传统的道德训令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弑母之恨，此生难忘。张扣扣隐忍二十余年，终于雪耻，被许多人理解为快意恩仇。
可是，随着案情的水落石出，许多人渐渐改变了立场。
一、案情
1996年8月23日，张扣扣之母因琐事与王家发生争吵，张母持一节扁铁在王正军的左额部及左脸打了一下，王正军即捡起木棒朝张母头部猛击，造成张母死亡。
后来，王正军被认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因未成年，获刑七年。
据知情人透露，江母倒地后众人四散，其间江母曾醒来，不久死亡。江母死后，尸体放在路边的板车上，法医前来验尸。
验尸之时，张扣扣与其姐姐在旁观看。
据同村人介绍，法医将张母的头皮切开，后露出一颗鲜红的头……或许正是这一幕，让张扣扣印象深刻，从此陷于恐惧与仇恨的深渊。
目睹母亲被法医解剖后，入伍行军。当然，他加入的兵种并非网传的特种兵，而是炮兵。退伍后，张扣扣过得不太如意：学挖掘机被骗学费，到阿根廷打工也没挣到啥钱……
这些年来，为母报仇一直是张扣扣的目标。到2018年的春节，趁着王家回来过年的机会，张扣扣终于得偿所愿：他用刀当着村里人的面把王家父子三人当场杀死。
二、快意恩仇或滥用私刑？
张扣扣砍杀三人，皆为男子，不伤妇孺一人。许多人都觉得，张扣扣为母报仇，不伤及无辜，是快意恩仇的侠义精神。
在此立场之下，王志军被描述为替哥哥顶罪，而他的哥哥被网传为当地的乡长，王家则为当地的恶霸。实际上，案发时王志军的哥哥刚刚参加工作，二三十年后才升任管理处主任。且根据张扣扣发小的反映，王家并非恶霸，除了20多年前跟张扣扣家打架，也没听说欺负过谁。
褪去这些杜撰的事实，压抑发酵的情绪，我们会发现：王家在处理与张家的矛盾上或有过错，但罪不至死。况且一人做事一人当，即便王志军罪有应得，其兄长与父亲何罪之有？
张扣扣为了复仇，滥用私刑，丧心病狂。
从人之常情来看，对张扣扣或可有几分同情：在他理性未立之时，便已经历丧母之痛，且亲眼目睹母亲被解剖的场面。如此人间悲剧，一个小孩何以承受？
心灵既有严重创伤，行为极端便不意外。
但，张扣扣值得同情，却不意味着他可以免受处罚。所有的犯罪皆有其动机，但动机不是免罪的理由。张扣扣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三人，其动机虽是为母报仇，但手段极为残忍，超出常理，为国法所不容。
三、国法人伦，什么才是我们珍视的价值？
设若王志军无故杀害张扣扣之母，张扣扣杀王志军一人报仇雪恨，其行为是否应当，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为母复仇是人伦，禁止私刑则是国法。国法与人伦之争，古来便有之。
禁止私斗成律于秦之商鞅，当时秦人好斗，内耗严重。且内斗不利于团结，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故私斗者一律入刑。
秦汉以后，儒家影响日增，“礼”成为法律考量的重要因素。礼是君臣父子夫妻的三纲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序，强调父母（尤其是父）的权威。父母为人所伤，子女若是无动于衷，便为不孝。
考虑到为双亲复仇合乎礼，法律必须考虑礼的要求，唐律规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
这意味着，祖父母、父母被人殴打，子孙可以复仇，只要不把人打到严重伤害，可以不受处罚。当然，如果将人重伤或者致死，仍然要按律处置。
到了元朝，统治者支持血亲复仇。《元史·刑法志》记载“诸人殴死其父母，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与杀父之家，微烧埋银五十两”。
也就是说，为父报仇，不用坐牢，只要赔点钱即可。
元以后的明清，对血亲复仇有所限制，规定血亲复仇者可触犯刑律，但处罚较轻。比如，《大清律例》即规定，“子孙未告官而擅杀行凶之人，则处杖六十”。也即是说，为亲长复仇杀人，打一顿就可以了。
清末以后，西风东渐，伦理纲常对法律的影响日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严禁血亲复仇。对血亲复仇的惩罚，与其它杀人罪无异，顶多考虑到杀人动机、被害人过错等问题，酌情从轻处罚而已。
现代国家对血亲复仇的否定，源自于国家垄断主义与功利主义主义的盛行。
随着社会化的日渐深入，国家的概念越来越重要。国家垄断主义认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有利于增进人民的福祉。诸如杀人放火等行为，如果交由私人处理，将导致混乱：
一方面，个人未必有复仇的能力，最终的结果是杀人者不能得到相应的惩罚，故必须由国家力量介入主持正义；另一方面，个人的判断可能出现误差，且血亲复仇容易导致恩怨难解，需国家及时介入阻断恩怨，作出公正处理。
因此，纯粹的国家垄断主义禁止一切私立救济。不过，考虑到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及时提供救济，国家垄断主义作出了妥协，正当防卫由此而生。
此外，世界上不少国家规定了在国家无法提供救济的情况下，个人可径直提起诉讼。当然，裁判与惩罚的权力仍然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个人无权置喙。
为什么即便在国家无法提供救济的情况下，仍禁止血亲复仇？这或许是功利主义的要求。
试举一例，张三目睹其父无故被杀，诉诸法院。法院认为本案证据不足，判定杀人者无罪。张三向法院、检察院申诉再审，皆因证据不足被拒绝，张三于是痛下杀心，将弑父者杀死，仍构成犯罪。
张三的悲剧，源自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现代法治强调证据裁判原则，在此原则之下，不是所有的杀人行为都可以得到追溯（比如证据不足即无法追溯），这便是人类理性局限导致的法治局限。
在此局限之下，人类基于功利原则作出了选择：坚持法治原则可能导致少数人逃脱法网，但若不坚持法治原则则可能导致更多的人逍遥法外或蒙冤而死，在此两难之下，根据功利原则，两害相权取其轻，仍应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无奈杀人的张三仍构成犯罪。
再举一例，张大、张二、张三目睹其父被杀，诉诸法院。法院认为杀人者为正当防卫，正当防卫者不构成犯罪；张大认为其父有过，不能责怪杀人者，故怀悲痛之情但无所作为；张二认为其父虽有过，但杀人者亦有过，故怀悲痛之情将杀人者打伤；张三认为，杀人者并非正当防卫，故怀悲痛之情将杀人者杀死。
在现代法理之下，张大无罪，张二构成故意伤害罪，张三构成故意杀人罪。法院的认定与张家兄弟的认定不一致，错的可能是法院，也可能是张二、张三，但无论谁对谁错，仍应以法院的判决为准，也是功利主义的当然要求。
显然，法院的判决未必正确，张二、张三的判断也未必错误，但考虑到法律通过民主的方式集中了大部分人的智慧、且法官独立以及控诉分离、二审终审等原则保证了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其正确的可能性较高。
反过来讲，如果以张二、张三的意见为标准，则可能导致社会判断的混乱。极端而言，“如果杀人者都有权自己做判断，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杀人都有正当性”。
在无论以谁的判断为准都可能出现错误的情况下，应坚持功利主义原则，两害相权取其轻：以出错概率较低的法院之认定为准。
民主最重要的特征，是“少数服从多数人”。根据这个原则，通过民主制定的法律之权威必然高于个人判断；通过间接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法院之权威必然高于个人权威。
功利主义原则从多数人的总体利益出发，权衡利弊而行取舍，必将留下遗憾，却是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四、中庸之道：调和与折衷
礼与法是两套相对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只能取其一而舍其一：要么服从礼的要求，要么遵守法律的规定。
问题在于，矛盾的客观存在，意味着调和的可能性。
以血亲复仇为例，从传统的道德伦理来看，血亲复仇并非十恶不赦，或许还会被认为是孝的表现。百行孝为先，此类行为在道德上未必站不住脚。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血亲复仇构成故意杀人罪无疑，而杀人罪是重罪。
此时，调和的关键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血亲复仇之下，法官可充分考虑个案中复仇者的动机、造成的后果、被复仇者的过错以及复仇者是否用尽了其它正当救济途径等因素，酌情从轻处罚，使礼的本性在判决中得以充分体现。
更有甚至，法律可以网开一面，直接回应礼的要求，对复仇者免予刑事处罚。
比如，民国时期的施剑翘，其父为人所杀。施剑翘以诗明志，“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后施剑翘持枪杀死孙传芳，其动手时大喊“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绝不伤及无辜”。
施剑翘被许多人认为是铁骨铮铮的奇女子，是英雄。
民国政府按照法律给施剑翘定罪，后以特赦之名对其免予处罚，可谓礼法调和的典范。
法律从制定之日起便开始滞后，且限于立法技术等原因，无法充分回应多元价值的诉求。此时，不妨拾起老祖宗的智慧，在法治原则之下行中庸之道，方可不枉不纵，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