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角度看昆山龙哥案

从项羽乌江自刎到昆山电动车主夺刀反杀
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率八百余人突出重围，至乌江江畔。乌江亭长驾船等候多时，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有数十万人，仍可成就霸业，希望大王能速速渡江。现在唯独我有船，汉军来了无法渡江。”
项羽谢绝亭长好意，只是让亭长载着跟随五年的战马过江，自己和亲兵下马步行，重新战斗。这是一场注定寡不敌众的鏖战。项羽杀汉军数百人，受伤十余处，自刎而死。
项羽自愧无颜面对江东父兄，又何尝想因为一己之私，让天下再度陷入混战？于是他选择用最激烈的战死的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和骄傲。
往后的中国，这样的骄傲，越来越少。一千多年后，一位看上去柔弱的女词人感叹：“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项羽作为贵族精神的代表，虽有瑕疵，仍不失“仁而爱人”，好面子，讲规则，重视道义，血性十足，但种种因素下，他失败了。而刘邦作为底层流氓，粉墨登场，他的不择手段，他的厚黑，因为他的成功都变得合理化。贵族时代终结，流氓时代开启。中国人因此信奉“成王败寇”，崇拜毫无底线的成功，对上谄媚，对下欺凌，“抽刀向更弱者”，而意识不到精神上的一次次劣化。
学者张宏杰总结说，仔细翻阅中国历史，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品格清澈，敢爱敢恨，崇尚侠义精神。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为何如此？秦始皇是国民性劣化的第一个推手，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朝历代无非添砖加瓦。汉代统一思想。宋代重文轻武，“武事废坠，民气柔糜”，在浅吟低唱中把流光送走。元朝打断中国人的脊梁。及至明朝，国民性染上“流氓气”，根源在于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他发明了流氓统治术。清朝则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思考，近乎僵尸。中国集权专制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国民性。用黑格尔的话说，中国的时间停止了。
打断的脊梁不易挺直，及至民国。《南京大屠杀资料集》中，一个日本军人回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默然地经过如山的同伴尸群，走向死亡，而毫不反抗。那个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中国人太容易驯服，还是对死亡悟得太透？
“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纠缠着中国人，也让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改造国民性的声音，但成效甚微。今天的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但国民性仍是话题，在于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道长路远。只有良好的制度建设，才能期待国民性改观，重回血性男儿，而不是萎靡不振，钻营取巧。只有良好的法治建设，才能期待国民举止有度，安居乐业。
去年的于欢事件，山东聊城人于欢目睹其母受辱，持刀捅刺对方，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于欢案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媒体报道后，舆论哗然，群情激愤，认为于欢是孝子，是血性男儿，是正当防卫，应无罪释放。人们朴素的正义观不应无视，应予尊重。人们呼唤血性男儿，正因为被打断的脊梁不易挺直，人们格外在乎忍无可忍、一朝挺直的脊梁。这也反映法治建设应不断前行，尤其是僵尸法条要适时激活，正当防卫中的无限防卫权即是其中之一。二审法院最终认定于欢属于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改判五年。
于欢案拓展了人们对于正当防卫的认识，也拓宽了司法对于正当防卫行为的狭窄口径。
近日，江苏昆山发生宝马男追砍电动车主遭反杀事件。2018年8月27日晚，宝马车主和电动车主因行车问题引发口角，导致冲突。宝马男回车拿起一把刀，对电动车主连续挥砍，刀脱手，电动车主抢走并回砍，宝马男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次，人们再度认为电动车主是血性男儿，是正当防卫，而不是防卫过当，应无罪释放。虽然事情前后经过仍有待进一步查清，但应当注意电动车主当时面临的危险情境，加害行为和防卫行为是连贯的，不宜割裂看待。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面对一把举起的刀，不可能要求一个人冷静地思考。”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沈德咏所说，对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要全面整体地进行考量，不能陷入“对等武装论”与“唯结果论”的认识误区；要设身处地的为防卫人考量，不能要求防卫人是一个冷静理性的旁观者，而是要还原到防卫人所处的境遇之下；要适当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考量，在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认定存在争议时，应适当作有利于防卫人的认定。即使认定防卫过当，也应当充分运用“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裁量处理。
人们在呼唤血性男儿，并不是呼唤作奸犯科的“血性男儿”，而是呼唤法治框架下的血性男儿，也希望司法能切实有效地保护血性男儿的合法权益。
呼唤血性男儿，中华民族要重回刚健勇毅，未来才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