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争议纵横论（一）——美国诉讼中以中国数据出境法律风险抵减证据开示义务的案例分析

来源：君合法律评论

文章摘要
目录 引言：被请求开示方因中国数据出境法律风险而面临的困境 一、美国法院的裁判思路综述 二、对存在实际法律冲突的论证 三、礼让分析 四、总结 引言：被请求开示方因中国数据出境法律风险而面临的困境 由于

目录
引言：被请求开示方因中国数据出境法律风险而面临的困境
一、美国法院的裁判思路综述
二、对存在实际法律冲突的论证
三、礼让分析
四、总结
引言：被请求开示方因中国数据出境法律风险而面临的困境
由于中美两国之间法律和诉讼制度的差异，美国诉讼中的中国的诉讼参与人不时面临既要履行美国法下的证据开示（discovery）义务，又要避免违反中国数据保护相关法律的困境。
在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程序中，当事方和某些非当事方（以下如没有说明，为简化均称“当事方”）有义务根据证据开示请求开示证据。证据开示的范围很广。以《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为例，通常与索赔或辩护相关且与案件需要相称（proportional）的任何不受法律特权保护的（nonprivileged）事项都需要开示。在经过当事方协商后，如请求方认为被请求方无合理理由而拒绝开示，可以向法院提出动议，请求法院强制要求开示（motion to compel）。如果法院审理后命令被请求方开示证据而被请求方仍故意不开示，可能会受到法院的制裁。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正不断建设有关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陆续出台了《保守国家秘密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根据这些法律法规，位于中国境内的某些数据不能任意向境外提供（比如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某些信息需经评估或备案后才能向境外提供。
由此可见，在美国诉讼中，当中国当事方需要开示位于中国境内的证据时，向境外（美国）提供这些证据可能受到中国法（特别是数据类法律）的限制。本文拟通过考察可公开获取的美国案例，梳理当中国当事方以中国数据出境法律风险抵减美国法下的证据开示义务时，美国法院的裁判思路。本文对中国有关法律不发表任何意见，也不构成任何法律建议。
一、美国法院的裁判思路综述
198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Societe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erospatiale v. United States Dist. Ct. for S. Dist.案1中初步确立了当被请求开示方基于外国法主张无法进行证据开示时的裁判思路。该案中，法国飞机制造商Aerospatiale因坠机事故被美国的遇难者家属起诉，美国原告要求法国公司开示其位于法国的数据资料。法国公司主张，由于证据位于法国，答复开示请求会违反法国的法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当事方首先需要向法院证明证据所在国的法律对当事方履行在美国法下的开示义务构成障碍，即存在实际的法律冲突（true conflict）。
其次，如果存在实际的法律冲突，法院将进行“礼让”（comity）分析，根据个案判断是否需要开示证据。礼让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通常包括：
（1）请求被开示文件的重要性；
（2）请求的具体性；
（3）请求的信息是否源于美国境内；
（4）是否存在获取证据的其他替代方式；
（5）不开示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美国的利益，开示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证据所在国的利益。2
此外，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之后的判例中增加的两个考虑因素也被广泛遵循：
（6）被请求开示方在证据所在国的合规难度；
（7）被请求开示方是否善意。3
通过检索，我们搜集到逾80个有关中国数据出境的在美诉讼案例（截至2024年3月20日），其中30个案例中法院的说理较为详细，我们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
在这30个案例中，美国法院：
*在7个案例中直接以中国法律和美国民事诉讼的开示要求不存在冲突为由——即在当事人需要向美国法院证明的第一步中——拒绝了中国当事方不进行开示的请求;
*在17个案例中通过礼让分析对多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最终还是未能支持中国当事方并要求其开示证据；
*在6个案例中支持了中国当事方的请求——最终没有强制要求开示或对开示请求作出了限制。
以下，我们将结合这些案例分析美国法院的裁判思路。
二、对存在实际法律冲突的论证
有开示义务的一方首先需要论证履行证据开示义务会违反证据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在我们研究的30个案例中，中国的当事方在被要求开示位于中国境内的证据时，均主张开示相关证据会违反中国法。
1、中国相关的数据出境法律
随着近年来中国数据出境法律不断出台，数据出境的法律风险成为中国当事方经常用以反对开示的重要依据。这些法律法规中：
*《保守国家秘密法》（1988年）禁止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
*《网络安全法》（2016年）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国境内运营、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
*《数据安全法》（2021年）规定非经中国主管机关批准，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国境内的数据；
*《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要求未经中国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向外国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国境内的个人信息。
此外，还有《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2022年）、《个人信息跨境处理活动安全认证规范》（2022年）、《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2023年）、《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2024年）等部门规章对数据出境作出了进一步规定。
2、美国法院对中国法律是否与证据开示义务构成实际冲突的判断
美国法院不会仅仅因为有开示义务的一方单方面主张存在外国法障碍而直接裁定其无需开示证据。主张外国法律构成障碍的一方须指明具体的外国法律条文及与当前案件的相关性，并说明该外国法律在当前美国诉讼案件中造成的冲突。4在以下案件中，美国法院曾考察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是否与美国诉讼中的证据开示义务构成冲突。
A.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1) Cadence Design Sys. v. Syntronic AB5
在Syntronic案中，原告以中国当事方未经授权使用其软件为由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在原告的申请下，法院命令中国当事方提供位于中国的24台电脑。中国当事方请求法院重新考虑该命令，并主张根据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未经信息所有人的同意，无法将包含个人信息的电脑向中国境外提供。
法院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9条规定向境外机构提供个人信息需要取得个人同意，但第13条规定了一系列无需取得个人同意即可处理个人信息的例外，其中一个例外是“为履行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所必需”，因此相关问题是（1）《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是否构成第39条的例外，以及（2）美国法院的开示义务是否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的“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cognizable legal duty）。
针对第一个问题，法院考虑了第13条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所处的章节位置，并采纳了原告的中国法专家提供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起草者对第13条和第39条的解释，认为第13条构成第39条的例外，即如果满足第13条规定，无需个人同意即可向境外机构提供证据。
针对第二个问题，法院参考了NML Capital v. Republic of Argentina案6。在该案中，被告称，西班牙法律禁止信贷机构向第三方提供有关客户余额或交易信息，故主张该法律构成开示障碍。该西班牙法律同时规定，前述法条不适用于“依法”（under law）可向第三方披露的信息。审理NML Capital案的法院认为，在没有特指的情况下，“依法”不局限于数据隐私法律颁布国家的法律。Syntronic案采纳了该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所指的“法”不特指中国法，且鉴于该法的部分条文也适用于中国境外的公司，因此该法第13条的“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不应局限于中国法，美国诉讼当事方的证据开示义务也属于“法定职责或法定义务”这一例外，不会对证据开示造成障碍。综上，法院命令中国当事方限期向原告提供位于中国境内的电脑。
(2) Owen v. Elastos Found.7
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这一案件中，被告Elastos是一家注册于新加坡的公司，曾在北京和上海设立办公室，主营业务为区块链技术并在美国发售ELA代币。原告主张Elastos发售的代币符合美国证监会对证券的定义却未能及时向美国证监会注册，因此涉嫌违法发售。原告请求Elastos开示某些通讯文件，但被告经营的是一个去中心化平台，没有统一的数据储存中心，被请求开示的文件储存于19个数据保管人的私人电子设备中。Elastos主张，根据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未经这19个保管人的同意，其无法开示位于中国的文件或由位于中国的数据保管人保管的文件。由于Elastos拒绝开示，原告向法院提出强制开示动议。
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再次论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中“法定义务”中的“法”是否特指中国法律的问题。法院参考了Syntronic案的判决，认为在中国当事方没有进一步提供证据的情况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3款和第7款中的“法”都不局限于中国法律，美国法下的证据开示义务应该被认为是中国当事方需遵循的“法定义务”。结合其它因素，法院命令被告开示原告请求的、但此前因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没有开示的信息。
B. 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保守国家秘密法》在2024年刚刚完成修订，并于2024年5月1日正式生效。在我们分析的案件中，中国当事方曾援引2010年或更早版本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主张该法对美国法下的开示义务构成障碍，但美国法院往往认为提出该主张的当事方对《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举证不够充分、未能证明实际存在的法律冲突。
在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Autodesk, Inc. v. ZWCAD Software Co., Ltd.一案8中，Autodesk有一款用于辅助设计的明星软件产品，声称被告在开发软件产品时，大量复制了Autodesk的源代码。Autodesk由此基于侵犯著作权和盗用商业秘密起诉被告。在诉讼过程中，Autodesk要求被告开示后者位于中国的软件源代码。被告主张，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对“国家秘密”的定义广泛，涵盖“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事项”。被告主张，其作为一家正在成长的科技公司，源代码的向外输出可能会影响中国国家和经济的发展，故源代码应该属于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下的国家秘密。然而，法院认为被告并未充分说明为何中国可能将该公司的源代码认定为国家秘密，且没有提供专家意见或法律渊源以支持其论点，或回应原告专家的相反意见。法院最终强制被告开示证据。
相类似的，在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Meggitt (Orange County), Inc. v. Nie Yongzhong一案9中，原告是传感器和加速度计的设计、制造商，起诉了其中国关联公司的前雇员及其成立的竞争对手公司，称被告盗用商业秘密、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等，要求被告开示被告的产品技术、销售文件和与被告的产品相关的其他信息。被告主张中国有关国家秘密的法律阻止其开示有关中国政府采购者的具体信息，但法院认为被告未能指明具体哪条法律存在这样的阻碍，主张过于笼统，由此认定不存在实际法律冲突。
2024年修订的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对国家秘密的界定较过去更加详细，我们将对该法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保持关注。
三、礼让分析
美国法院如果认定证据来源国法律与当事方履行证据开示义务存在法律冲突，将根据前文提到的七个因素进一步判断是否应强制开示证据。
通常情况下，请求开示方能较为容易地论证其所寻求开示的文件是重要的、其开示请求是具体的、产生争议的文件源于美国境外这三个因素。由此，具有开示义务的中国当事方的论证难点通常在于（1）论证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方式获取证据；（2）论证如何平衡美国利益和证据来源国利益；（3）论证其在证据来源国的合规难度；以及（4）论证其拒绝开示处于美国境外的证据并非出于恶意。以下，我们分别分析前述四个论证难点。
1、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方式获取证据
美国法院决定是否强制开示美国境外的证据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是是否存在替代性方式获取证据。“如果所请求开示的信息很容易从其他地方获得，则几乎没有理由要求一方当事人违反外国法律。” 10反之，如果信息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轻易获取，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法院更有可能作出有利于请求方的裁定，即要求开示位于美国境外的证据。11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是《海牙取证公约》（Convention of 18 March 1970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Abroad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的缔约国，在中国数据出境合规问题产生之前，有开示义务的中国当事方常常提出应通过《海牙取证公约》途径进行证据开示。对此，请求方通常会主张《海牙取证公约》程序过于低效、繁琐。
在此方面，Milliken & Co. v. Bank of China案12和Wultz v. Bank of China Ltd.案13是美国法院认为《海牙取证公约》在中国不构成有效的替代性途径的典型案例。审理这两个案件的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认为，只有得到外国当局批准才能得到答复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不能认为《海牙取证公约》途径是有效的替代方式。
然而，这并非定论。在2011年的Tiffany (NJ) LLC v. Qi Andrew一案14中，请求开示方主张通过《海牙取证公约》在中国寻求开示非常缓慢，会耽误诉讼的进度，但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考虑了中国响应司法协助请求情况的变化及该案中具有开示义务一方诉讼地位为第三方等因素，未支持这一论点，表示不能认为通过《海牙取证公约》进行开示是无效的（futile），认为应当通过《海牙取证公约》进行证据开示。
在中国数据出境法律已出台并生效的背景下，《海牙取证公约》被美国法院视为获取证据的替代性方式的难度可能会增加。根据中国法律，如美国当事方请求开示位于中国的信息，应根据《海牙取证公约》规定途径，由美国具有提出取证请求资格的司法机关或个人向司法部提出调查取证请求。请求经审批后由人民法院执行或者经人民法院批准后由律师进行，结果由请求接收部门答复请求方。15由于任何获取的拟出境用于美国诉讼的证据在出境前必须符合中国的数据出境法律的要求，如果根据相关数据出境法律无法出境，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中方负责国际司法协助的部门（例如司法部司法协助交流中心）会向请求方答复称对调查取证请求具有回应性的证据根据中国数据出境法律不得出境。换言之，如果一项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证据要出境用于美国诉讼，而该证据出境的行为本身受到中国数据出境法律的限制，则即使相关取证请求改由《海牙取证公约》途径提出，可能仍然会受到同样的限制，意味着可能在美国法院看来，《海牙取证公约》途径难以构成有效的替代性方式。需要强调的是，这仅是我们的理论推理，我们尚未看到数据出境法律生效后这方面的实例。
2、美国和证据所在国的利益平衡
利益平衡主要是评估每个国家在要求或禁止证据开示方面的利益，以确定开示是否会影响美国或其他国家的重要实质性政策或利益。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甚至在Richmark Corp. v. Timber Falling Consultants一案16中将其视为是最重要的分析因素。
对于美国利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Aerospatiale案中，认为美国在保护美国司法程序的公正、迅速等方面具有重大利益。17]而对于证据所在国的利益，外国的阻却开示法律只有在其条款及执行过程中明确指出了不开示特定材料所能保护的主权利益的性质时，才与美国法院的礼让分析有关。18对此，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Richmark案中认为，法院需要考虑证据所在国的政府是否明确表达了其在开示问题上的利益、开示在相关监管活动中的重要性，以及证据所在国在该争议前对保密的关注等因素。19
在新泽西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In re Valsartan, Losartan & Irbesartan Prods. Liab. Litig.一案20中，原告就药物的产品责任提起诉讼。原告请求有关被告开示23份文件，其中包括3份中国政府机关的公文，分别是质量控制会议的邀请函、执法部门调查报告，以及相关情况的摘要。法院进行了利益平衡比较，认为这3份文件中，中国的利益占主导地位，并指出：“要求开示外国政府的非公开监管文件可能会侵犯外国的主权，违反国际礼让原则，其程度远远超过要求开示私人实体自己的信息”。至于原告请求开示的其他20份文件，法院认为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表示这些文件会危及国家安全或任何国家利益，因此美国的司法程序利益更为重要。综上，法院部分支持了被要求开示的被告的请求，命令开示部分文件。
3、开示方在证据所在国的合规难度
在检验合规难度时，美国法院主要关注外国处罚的可能性。21相比起民事处罚，潜在刑事处罚更可能让美国法院支持被要求开示方的请求。22在前述Milliken案中，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认为中国当事方没有举出任何其自身受到处罚的案例，因此没有有效地证明开示确实存在合规方面的困难。其参考了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在Gucci Am., Inc. v Curveal Fashion一案23中对马来西亚《银行和金融机构法案》，以及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在In re Air Cargo Shipping Servs. Antitrust Litig.一案24中对南非《商业保护法案》的合规难度判断。在这些案件中，被请求开示方都只向法院说明了法条的处罚规定，例如，违反马来西亚《银行和金融机构法案》的要求进行披露最高可判三年有期徒刑，并处高达90万美金的罚金，但两个案件中当事方都未提供任何实际的处罚案例，无助于美国法院判断开示行为受到处罚的可能性，更无助于分析开示行为是否会受到法条规定中的最高处罚。上述Milliken、Gucci、Air Cargo Shipping三案均在此因素的分析中支持了请求开示一方。
然而，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在Tiffany案中指出，被要求开示方无需证明其一定会受到惩罚，但必须证明，因开示信息而受到民事和/或刑事处罚的可能性并非只是臆测（more than speculative）。此案中，原告请求非案件当事方的三家中国的银行提供与被告的银行账户相关的若干信息。在未得到所请求的信息后，原告提出强制证据开示动议。三家银行表示反对，称原告请求的信息位于中国，提供相关信息将违反中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并向法院提供了中国的银行受到处罚的案例，包括：一家中国的银行因未经法律程序将客户的资金转移给客户的债权人而被判有责；一家中国的银行因一起通过ATM读卡器和摄像头非法盗取他人资金案件而被判有责。三家银行的中国法专家称，既然银行在无意违反相关法规的时候都会受到处罚，中国法院无疑会对故意违法的行为进行处罚。法院认为，虽然三家银行提供的案例无一与本案完全相同，但以上案例足以证明相关法规过去曾被用于处罚银行，并且银行及其雇员都可能受到严厉处罚，由此，在这一因素上，法院支持了三家中国的银行。
可见，在证明合规难度上，如被请求开示方能通过和当前案件相似的案例说明切实存在受处罚风险，而不仅仅是臆测，将法院在这一因素上更可能考虑支持不强制开示。
4、具有开示义务的一方是否为善意
通常情况下，美国法院在没有特别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会认为当事方在诉讼过程中存在恶意。在这一方面，内华达州最高法院审理的Las Vegas Sands Corp. v. Eighth Judicial Dist. Court of Nev.一案25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在该案中，原告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澳门子公司的前高管，在被解雇后，起诉公司未能兑现其雇佣合同中的股票期权。在就管辖权问题进行的证据开示（jurisdictional discovery）中，被告公司声称，由于《澳门个人数据保护法》的限制，其不能开示位于澳门的任何包含个人信息的文件。然而在开示进行了约 11 个月后，被告首次披露其已将位于澳门的原告的工作邮件副本和大量文件跨境传送到美国母公司，初审法院就此举行了听证会。26根据证人证言，初审法院认定被告公司的内部法务和外部律师均对传送的文件知情，且一直在向法院隐瞒这一事实，导致前期进行了许多不必要的动议和听证会。基于此，初审法院认为被告未能开示证据是故意为之，之前的种种抗辩是在拖延诉讼，禁止被告在之后的诉讼中再以《澳门个人数据保护法》作为承认、披露，或开示任何文件的申辩理由，甚至不允许被告根据《澳门个人数据保护法》将澳门文件中的个人信息进行脱敏编辑处理，对被告作出了制裁。27内华达州最高法院在上诉审理中维持了初审法院作出的强制开示证据的命令。28
四、总结
跨境诉讼涉及多个法域的法律，这就可能导致美国诉讼当事方在美国法下的证据开示义务与其它法域阻碍相关证据出境的法律之间产生冲突。目前据我们的研究，中国当事方援引中国数据出境法律而成功拒绝开示位于中国的证据的案例较少。当中国当事方在美国诉讼中需要开示位于中国的证据时，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考虑主张开示相关证据可能会导致己方违反中国的法律。
由于被请求开示方承担证明开示存在阻碍的义务，因此需要充分研究相关中国法条文，准备专家意见、学者论述、案例等材料以论证己方不应被要求开示位于中国的证据。由于数据出境法律的限制，美国法院在个案中是否会裁定《海牙取证公约》途径构成有效的证据开示的替代性方式尚不明确，有待继续观察。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数据出境法律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禁止证据出境，有些法律仅仅是对证据出境设置了前置条件，可能耗时较长，因此美国诉讼中的中国当事方可以考虑在美国法院确定证据开示日程时，或者在与证据开示请求方协商答复期限时，告知需要预留所需的时间，从而既正确履行美国诉讼当事人的证据开示义务，又能符合中国数据出境法律的各项要求。
注：
1. Societe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erospatiale v. United States Dist. Ct. for S. Dist., 482 U.S. 522 (1987)。



  1.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Aerospatiale案中，支持了《美国对外国关系法重述》中有关礼让分析的平衡测试。参见Societe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erospatiale v. United States Dist. Court for S. Dist., 482 U.S. 522, 544 n.28 (1987)。

  2. 参见 Strauss v. Credit Lyonnais, S.A., 249 F.R.D. 429, 439 (E.D.N.Y. 2008)。

  3. 参见 Wultz v. Bank of China, 298 F.R.D. 91, 96 n.23 (S.D.N.Y. 2014)。

  4. Cadence Design Sys. v. Syntronic AB, No. 21-cv-03610, 2022 U.S. Dist. LEXIS 112275 (N.D. Cal. Jun. 24, 2022)。

  5. NML Capital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2013 U.S. Dist. LEXIS 17572 (S.D.N.Y. Feb. 8, 2013)。

  6. Owen v. Elastos Found., 343 F.R.D. 268 (S.D.N.Y. 2023)。

  7. Autodesk, Inc. v. ZWCAD Software Co., Ltd., No. 5:14-cv-01409-EJD, 2015 U.S. Dist. LEXIS 39695 (N.D. Cal. Mar. 27, 2015)。

  8. Meggitt (Orange County), Inc. v. Nie Yongzhong, No. SACV 13-0239-DOC (DFMx), 2015 U.S. Dist. LEXIS 52462 (C.D. Cal. Apr. 21, 2015)。

  9. 参见Milliken & Co. v. Bank of China, 758 F. Supp. 2d 238, 247 (S.D.N.Y. 2010)。

  10. 同上。

  11. Milliken & Co. v. Bank of China, 758 F. Supp. 2d 238 (S.D.N.Y. 2010)。

  12. Wultz v. Bank of China Ltd., 910 F. Supp. 2d 548 (S.D.N.Y. 2012)。

  13. Tiffany (NJ) LLC v. Qi Andrew, 276 F.R.D. 143 (S.D.N.Y. 2011)。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常见问题解答”，https://www.moj.gov.cn/pub/sfbgw/jgsz/jgszzsdw/zsdwsfxzjlzx/sfxzjlzxxwdt/202303/t20230330_475371.html （最后访问2024年4月10日）。

  15. Richmark Corp. v. Timber Falling Consultants, 959 F.2d 1468 (9th Cir. 1992)。

  16. Societe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erospatiale v. United States Dist. Ct. for S. Dist., 482 U.S. 522, 542-43 (1987)。

  17. 同上, 第544页。

  18. Richmark Corp. v. Timber Falling Consultants, 959 F.2d 1468, 1476 (9th Cir. 1992) （引用《外国关系法（第三次）重述》第442节评论c）。

  19. In re Valsartan, Losartan & Irbesartan Prods. Liab. Litig., No. MDL No. 19-2875(RBK/KW), 2021 U.S. Dist. LEXIS 159783 (D.N.J. Aug. 12, 2021)。

  20. 参见Minpeco, S.A. v ContiCommodity Servs., Inc., 116 F.R.D. 517 (S.D.N.Y. 1987)。

  21. 参见Strauss v Credit Lyonnais, S.A., 249 F.R.D. 429 (E.D.N.Y. 2008)。

  22. Gucci Am., Inc. v Curveal Fashion, 2010 U.S. Dist. LEXIS 20834 (S.D.N.Y. Mar. 8, 2010)。

  23. In re Air Cargo Shipping Servs. Antitrust Litig., 2010 U.S. Dist. LEXIS 75974 (E.D.N.Y. Jul. 23, 2010)。

  24. Las Vegas Sands Corp. v. Eighth Judicial Dist. Court of Nev., 331 P.3d 876 (Nev. 2014)。

  25. 同上, 第581页。

  26. 同上。

  27. Las Vegas Sands Corp. v. Eighth Judicial Dist. Court of Nev., 331 P.3d 876 (Nev. 2014)。
    参考案例

  28. Amperex Tech. Ltd. v. Maxell, Ltd., No. 2108461KMMF, 2021 WL 4398804 (D.N.J. Sept. 27, 2021)

  29. Autodesk, Inc. v. ZWCAD Software Co., Ltd., No. 5:14-cv-01409-EJD, 2015 U.S. Dist. LEXIS 39695 (N.D. Cal. Mar. 27, 2015)

  30. Aviva Sports, Inc. v. Fingerhut Direct Mktg., No. 09-cv-1091 (JNE/HB), 2022 U.S. Dist. LEXIS 101007 (D. Minn. June 7, 2022)

  31. Baliga v. Link Motion Inc., No. 18cv11642 (VM) (DF), 2020 U.S. Dist. LEXIS 162536 (S.D.N.Y. Sep. 4, 2020)

  32. British Int'l Ins. Co. v. Seguros La Republica, S.A., 90 Civ. 2370 (JFK)(FM), 2000 U.S. Dist. LEXIS 7509 (S.D.N.Y. June 1, 2000)

  33. Cadence Design Sys. v. Syntronic AB, No. 21-cv-03610-SI (JCS), 2022 U.S. Dist. LEXIS 112275 (N.D. Cal. June 24, 2022)

  34. Calixto v. Watson Bowman Acme Corp., No. 07-60077-CIV-ZLOCH, 2009 U.S. Dist. LEXIS 111659 (S.D. Fla. Nov. 16, 2009)

  35. Catalano v. BMW of N. Am., LLC, No. 15-cv-4889 (KBF), 2016 WL 3406125 (S.D.N.Y. June 16, 2016)

  36. Chervon HK Ltd. v. One World Techs., Inc., Civil Action No. 19-1293-GBW, 2023 U.S. Dist. LEXIS 6490 (D. Del. Jan. 13, 2023)

  37. Concepts NREC, LLC v. Qiu, 662 F. Supp. 3d 496 (D. Vt. 2023)

  38. De Leon v. Marcos, Civil Action No. 09-cv-02216-MSK-MEH, 2010 U.S. Dist. LEXIS 63421 (D. Colo. Mar. 1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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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Xueping Li v. Li, 2022 Cal. Super. LEXIS 75579



  • 感谢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学院（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School of Law ）李继教授和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陈翔律师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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