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恶意抵押之“恶意”的四个角度

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债务人将财产抵押登记予个别债权人，导致其他债权人无法通过执行拍卖获得清偿的情况。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以下称《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这是《担保法解释》针对恶意抵押及其撤销的规定。
根据前述规定，撤销恶意抵押需满足以下三个构成要件：要件一，债务人存在多个普通债权人；要件二，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要件三，前述抵押行为致使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在上述三个构成要件中，要件一和要件三都属于对客观事实的概括，能通过案件事实予以直接认定；而要件二中“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则属于对当事人主观心理的认定。
鉴于司法审判无法直接观测行为人的心理，仅能通过客观反映主观的方式——通过客观事实表象来反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因此律师在办理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时，需通过向法官呈现抵押双方在抵押过程中不合常理的行为，来向法官论证抵押双方主观上构成“恶意”。
下面笔者通过嘉观团队近期办理的一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案件，与大家探讨认定恶意抵押之“恶意”的四个角度。
【案情简介】
2016年2月至2019年8月期间，靳某向徐某借取款项600余万元。2019年11月28日，靳某向徐某口头承诺出售北京市石景山区某房产偿还借款500万元。
2019年12月3日，因多种迹象显示靳某在转移财产，徐某遂报案。
2020年3月徐某起诉靳某返还款项。2021年11月，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要求靳某还款。2021年12月，徐某依生效判决申请对前述房产进行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徐某了解到：靳某与其亲属王某已通过签署《借款合同》设定债权债务，并经法院调解程序对该债权债务进行司法确认。其后，靳某又依据该债权债务关系将前述石景山区房屋抵押登记予王某，导致徐某无法拍卖该房屋进行受偿。
徐某认为，靳某与其亲属王某的行为损害了其债权，故委托嘉观维护其权益。
嘉观查阅案件材料后初步认为，靳某与其亲属王某的抵押行为构成《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所规定的恶意抵押。撤销该恶意抵押需满足的三个构成要件中（要件一，债务人存在多个普通债权人；要件二，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要件三，前述抵押行为致使债务人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要件一和要件三，都能够通过客观事实予以证实，但因靳某与王某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司法调解确认，如何论证二人的抵押行为构成要件二的“恶意”是本案的难点。
【寻找破局点】
为充分论证本案靳某和王某的行为确实构成恶意抵押，需先理清司法实践中关于恶意抵押之“恶意”的认定标准。为此，嘉观检索了大量同类司法裁判案例并进行总结，结果显示司法实践中一般会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认定抵押行为中的“恶意串通”：
第一，抵押行为所依据的主借款合同不合常理。比如在李小伟与刘宏伟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中[案号：（2021）京民申2622号]，法院认为抵押双方自认100万元借款发生于2015年7月10日，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款合同，且近4年期间借款人从未偿还过本息，而出借人也从未主张还本付息，这显然不合常理，故双方构成恶意串通。
第二，抵押设定时间节点与其他债权人启动债权追偿程序高度吻合。比如在乐永玮与杨航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中[案号：（2017）京0105民初73829号]，法院认为抵押双方自述债权债务早在2015年形成，但其他债权人于2016年9月1日申请强制执行后，抵押双方在第二日即2016年9月2日才设立案涉抵押，该抵押设定时间存在不合常理之处，故双方构成恶意串通。
第三，抵押双方具有亲属关系或者关联关系。实践中，恶意抵押双方往往非亲即友或者存在关联关系，方能互相串通。故抵押双方关系是认定恶意串通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第四，抵押金额具有不合理性。抵押的作用是担保主债权履行，故抵押金额一般等于或低于债权金额。但在恶意串通抵押中，抵押金额常常远高于债权金额即超额抵押，而这显然不合常理。
注：
为便于法官充分理解并认可以上裁判尺度，嘉观将同类司法裁判案例进行摘录，并制作成检索报告提交予法院。

【确定代理策略】
通过梳理裁判案例得出司法实践认定恶意抵押之“恶意”的四个角度后，嘉观再次将视野转回本案案件事实。通过逐一比对的方式，发现本案恰恰符合以上四个角度：
第一，本案抵押行为所依据的主借款合同不合常理。（1）本案《借款合同》签署前，靳某已向其亲属王某借取了298万元，但靳某并未按期偿还本金及利息。在此情况下王某仍同意与靳某签署《借款合同》，约定继续借款202万，不合常理；
（2）靳某与王某约定在未来8年继续借款202万元，这种借款方式及借款金额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惯例，不合常理；
（3）靳某与王某系亲属关系，但双方借款却约定了极高的利率——年化利率为24%，逾期年化利率为36%，远高法律所保护的借款利率，不合常理；
（4）《借款合同》约定靳某应按月全额支付借款利息，事实上靳某长达四年期间并未按约定履行利息支付义务，但王某从未催促靳某履行义务，不合常理；
（5）《借款合同》约定，靳某于2019年12月3日起将前述北京石景山区抵押予王某，而该日恰恰为徐某报案的时间。靳某与王某在2019年9月6日签署的《借款合同》能够如此精准“预判”，显然不合常理。
第二，本案抵押设定时间节点与徐某启动债权追偿程序高度吻合。徐某于2019年12月3日采取法律手段报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靳某遂于2019年12月6日将案涉房屋抵押予王某，该抵押时间与徐某启动债权追偿程序高度吻合。
第三，本案中，靳某与王某系表兄妹关系，具有特殊亲属关系。
第四，本案抵押金额具有不合理性。案涉抵押设立时，靳某实际欠王某款项为298万元，但抵押金额却为500万元，而该500万元实际也为抵押房屋全部剩余价值。由此可见，靳某和王某设立该抵押的目的在于转移房屋剩余价值，而非在于担保债权实现。
基于以上检索、分析及充分论证，嘉观认为本案确实构成《担保法解释》第六十九条所规定的恶意抵押，故徐某有权依据该规定撤销靳某与王某之间的抵押行为，在后续工作中，嘉观以此作为案件代理策略。
【可视化呈现】
考虑到本案中靳某与王某为掩人耳目，二人设立案涉抵押的过程较为复杂。为充分向法官呈现案涉抵押行为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同时充分体现该抵押行为的设定时点与徐某债权追偿程序高度吻合，嘉观将本案事实分条捋丝，并通过可视化呈现的方式向法官展示案件事实脉络及案件事实关系，让法官一目了然。

（可视化事实脉络部分节选）
【裁判结果】
开庭过程中，嘉观利用可视化事实脉络及案例检索报告，从本案抵押行为所依据的主借款合同不合常理；本案抵押设定时间节点与徐某启动债权追偿程序高度吻合；本案中，靳某与王某系表兄妹关系，具有特殊亲属关系；本案抵押金额具有不合理性这四个角度，向法官充分呈现了靳某和王某设定抵押时的主观恶意。
最终法院从以上四个角度认定靳某和王某构成恶意抵押，并判决支持我方撤销案涉抵押的诉讼请求。
在法律条文存在模糊空间时，通过检索同类司法裁判案例，归纳总结司法裁判尺度及认定标准，既可以用于探寻法律条文规定意图，也可用于指导实际案件办理。本案即通过检索司法裁判案例的方式，梳理了司法实践认定恶意抵押之“恶意”的四个角度，并以此实现了审判法官支持我方全部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