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与情理

近来，所遇刑事案件中，检察院建议量刑十个月，法院判八个月；检察院建议量刑五年，法院判决六年；某交通肇事案，致人死亡，承担主责，事故责任复核维持，肇事方未获得谅解，公安机关决定被取保候审，而当地几乎未见有该种案例；某强奸案，公安机关拘留，检察院未批准逮捕，嫌疑人被释放。这些案件，可见公安、检察院、法院在定罪、取保候审、量刑看法方面可能会有所出入。
因法令标准尺度相对较宽，实践中因各地经济发展差异，治安形势差异，犯罪案件是否高发等因素差异，难免有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法定范围内的判决，虽有所出入，亦无可厚非。但法律是同一部法律，虽地区不一，而在适用时有基本的差异则是有问题的了。同一地区同期相似案件，适用法律出入较大也是值得反思的。
刑法的原则有“罪刑法定”、“罪刑相称”，在量刑时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判处刑罚”，讲究“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追求“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些原则性的规定，都是极好的，尤其是“罪刑法定”，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所有犯罪都是法定的，不会无缘无故被追究刑事处罚。
如何做到“罪刑相称”，因世事纷繁，难以事无巨细地进行规制，因此这是一个在立法上、理论研究上、司法实践上都较困难的问题。立法上只能做到将刑期设定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做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及制定一些量刑规范、量刑指引，要求类案类判。
法律赋予了裁判者自由裁量的一亩三分地，如何在这仅存的一亩三分地里面，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实现公平正义，争取到合情合理的结果，是我们法律工作者的职责。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大家工作那么忙，只考虑一些大的方面，小细节懒得去考究了，反正在法定范围内裁决就行。机械冰冷地考虑法律较多，悲天悯人地考察情理较少。比如我曾经办一个案件，相关人员就表示，这里不是菜市场不接受讨价还价，只考虑是组长这个主要因素，至于担任时间、原因、业绩、组内人员、与其他组长的差异等不再考虑。
对于被害人而言，大多希望惩罚被告人，对于被告人而言，大多期望从轻发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矛盾很难平衡，但主要在法定范围内，老百姓都是可以理解接受的。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句话是《曹刿论战》里的一句话，我觉得挺适合法律这一项工作的。只要符合情理，人们就会觉得公平，就会拥护支持，可以用生命之躯拼命去守护。
刑罚关乎人的生命自由，也关乎是否给了被害方一个交代，所以一定要坚持“法律规定”这个大前提，当处罚还是要处罚。同时，要追求“合理处罚”，做到合情合理。我国现行的“罪刑相称”、“宽严相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认罪认罚从宽”以及各种从宽量刑的情节等规定都是这种价值的体现。我们应该要有这种思想理念，并且付之行动。
我国古代也有深刻的轻刑思想，诸如“德主刑辅”、“以德配天”、“明法慎罚”、“用刑宽缓”、“尚德缓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法令施于人，虽小必慎”、“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罪疑为轻，功疑为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天下之患，莫深于狱”、“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这些无不体现了极为慎重地适用刑罚。然而，儒生立法虽仁，酷吏执法常暴，好像虽然认可“民本思想”，但坊间却有“苛政猛于虎”、“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乎”的现象，这大概就是“知而不行”的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