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号比看病还难，东北女孩首都怒斥社会怪现状

【笔者按】：法治的任务，不仅要规范社会秩序，还要消除一切人为造成的不平等，实现公平正义。对于“真正的老百姓”，法治才是他们最坚实的靠山。
一外地女孩到北京看病，仅排队挂号就等了一天。因其不堪忍受票贩子将300元的号倒卖4500，愤怒的她口若悬河地一番痛斥。该视频上传网络，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并引起央视关注。
视频中，女孩说：一个三百元钱的号，他们(号贩子)要四千五；所有的票贩子安排我们排队，把他们的人全都拉到前边，我们后边的真正老百姓不敢吱声。保安不安排排队，号贩子安排排队，号贩子给保安使个眼色，你别吱声得了。这是啥呀？如果哪一天我回家，要是听说我死在道上了，我告诉你，这个社会就没啥希望了。这是北京首都啊，这叫首都。我上首都看个病，我花钱，遭个罪等一天来排队，我排不上队，我受你们这份气，你们拿我们当啥了。昨天说该打打，该骂骂，我们也是，我排个队挂号，我当你们奴隶来了？
女孩绝对是“真正老百姓”。因为“李刚”绝不会为了挂号苦等一天，安排秘书或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笔者不知女孩的家境如何，但还没见到医生，挂号费经号贩子倒卖居然高达4500元，这对于真正老百姓来说、对于那些走在共富路上的“待富群体”来说，买号费他们都支付不起，更何谈见医生看病？号贩子不会考虑真正老百姓的难处，他们就是一群在别人承受苦难之际，再雪上加霜、借机敛财的吸血鬼。当然，女孩的怒斥更应该让我们的社会反思医疗改革和医疗资源是否还只能是贵族式发展。
显然，号贩子的行为即属于投机倒把。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投机倒把罪”，顾名思义即是以买空卖空、套购转卖等手段牟取暴利，对于该种犯罪，开放前是严厉打击，甚至到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程度。改革开放之后，因投机倒把罪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存在“某种不协调”，该罪名予以取消，尽管取消了该罪名，但并不等于就没有投机倒把的行为：号贩子就把“真正老百姓”害苦了。改革开放，废除了投机倒把罪；依法治国，就更要严厉打击改头换面的投机倒把。矛盾呐！
白岩松对该事件的开场白如此评论：“这是新闻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反映的事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就是这个医院里有没有号贩子，真有。是不是在严打票贩子，也是真打，但是在真打的过程中看样还是真有。”
这是一个“很多很多年”真打但还是“真有”的奇葩怪事。对于这些怪事真没有办法吗？
当然有。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规定的就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从视频介绍情况看，三人称众，女孩所说的“十多个人往这一站”完全符合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尽管本文我们不必深究号贩子是否构成犯罪，但至少打击他们的法律依据是有的。但没有的就是缺少严格执法，比如白岩松所说的“便衣警察”执法。
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之所以会长期存在“很多很多年”，肯定有它的病根。除了有关部门监督、执法不力之外，与号贩子共同瓜分4500元“挂号费”的利益共同体是真打但打了还会有的根本原因。易语之，我们打击这些乱象不是没有法律依据，而是：不是执法者在睡觉，就是执法者让法律在睡觉。
所以，有些执法者若要避免被来京看病的外地女孩怒斥羞辱，有关部门的领导就该真正当一回“真正的老百姓”，亲自去挂一次号，哪怕就体验一次，也能知道该如何打击号贩子。当然，面对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很多人因种种原因像女孩所称的“奴隶”“不敢吱声”，也是导致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但是，对恶行的容忍只能使罪恶更加放纵。
举一反三，是不是打击号贩子，决定性因素不是法律依据，而是谁站在“真正老百姓”的角度上，真正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能立法浩如烟海，但执法却雷大雨小。依法治国是事关每位公民的治国之策，法治的本意不仅仅是要建立规范的社会秩序，还要铲除一切人为造成的不平等，使社会成员在同一件事中，不因是“真正老百姓”还是“李刚”而受到区别对待。公平的前提，是同等事项的平等对待。社会成员在规范的社会秩序中，受到平待对待是一种长期、稳定的社会状态，谁损害这种状态，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才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法律人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在这一点上，女孩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最后，插段《雍正王朝》里的一段花絮。
某晨，雍正尚未起床，太监守在门外听差。此时，两位皇子一先一后都要求见皇上。先来的皇子主动在一个地砖被动过的位置跪下，对太监说：公公，我们都知道，跪在这个能磕出响头的地方能先见到皇上，因为你把大臣们放在这砖下的银子拿走了。太监若无其事地笑了笑。结果，是后来的皇子先见了皇上。先来的皇子愤愤不平，但却无可奈何。
封建王朝早已推翻，但那个喊号的太监仍然健在：在某个垄断行业上或在权力与资源的联姻里，寄生成共同体，投机倒把。好在现在是科技社会，手机随手拍，都成照妖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