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我的法官生涯

《论语·雍也篇》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他的名字里有“大山”二字，也是一个爱大山、爱登山的男人。从2003年开始至今攀登过五座五千米以上的雪山。
他是一个有仁爱心肠的人。不论是从1999年担任经济审判庭庭长还是在2002年时起担任执行庭庭长，“责任、良心”始终成为他为人、为官的信条。
我认识吴庭长，还是2000年左右他在区法院经济庭当庭长时，他把自己亲笔书写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贴在了经济庭的楼道最醒目的地方。字写得大气、潇洒，欣赏他书法之余我又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口号显然不符合当时法院的审美和潮流，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书法谈起——
一、一笔好字，让我走进了法院大门
我写的算不上是书法，只是爱好，养成这个爱好，还得从我的家庭说起。
我是1960年出生，从上学时候起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是一位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在文革中作为彭真、刘仁一伙的“走资派”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当时家里被抄得只剩下了桌椅供父亲写检查用，连床都没有有，到了晚上，全家只能睡在地板上。我小学没上两天就回家了，我从小就比较倔强，又淘气，父亲怕我出去惹事，就让我在家练字。父亲每天坐在书桌前写检查，就让我坐在他旁边的小板凳上，用另一把椅子当桌子，让我一笔一划地照着红模子练字。我没有师承过哪位大师，所谓书法只是靠父亲的要求和苦练而练出来的，只能说毛笔字练得还不错。到了初中，写大字报、写标语，又给我提供了练习和发挥机会。
1975年，我父亲被邓小平落实政策，第一批从“五七”干校解放回来，区委没有合适的岗位安排，正好法院院长空缺，他一个根本没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就这么被组织安排当了区法院第三任院长。
由于父亲被落实了政策，1976年底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去部队当了兵。而父亲到法院工作因为赶上“严打”，天天加班。我们家里法院距离很近，每天他走着上班。因为长期大负荷的工作，77年2月一天早晨刚出家门突发心脏病摔倒在大街上，幸亏被当时的工商局长上班遇上叫车送到医院，这年的一月我当兵走了，为了不让我担心，直到7月份才告诉我。随后父亲便开始了缠绵病塌的日子，也早早离开了法院院长的工作岗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父亲长年卧病在床的痛苦给我留下的触动，我一心想当个军医。1981年6月，我想参加军医考试的愿望由于种种原因而落空，7月，我便选择提前复员了。当年，复员、转业的军人都由武装部负责安排工作。复员回到家里，父亲还在住院，为了不影响父亲治疗，我并没有向他多提工作的事情。按照武装部的安排，我先后接到去北京铁路局当火车司机和从事电话接线员的工作通知，但都被我拒绝了。当时，我还是从心底不愿放弃当医生的梦想，加之自幼出生在干部家庭，有些清高，希望能参加一次高考，圆自己的大学梦。所以迟迟不愿去当火车司机，赖在家复习，准备来年再参加高考。
由于我的父亲是区里的老领导，我出生在区委家属院，左右邻居都是区委区政府的领导。院儿里有一位阿姨也在区法院上班，她知道我复员后没找到工作，也就是8月份，她告诉我区法院正在招人，可以参加考试。“子承父业嘛！”也许就因为阿姨这句不经意的话打动了我，于是我就决定去参加考试。
所谓考试，就是我们十来个参加考试的人在法院的食堂里席地而坐，把吃饭的条凳当成桌子，由当时的人事科的同志拿着当天的报纸朗读，我们就趴在条凳上记录。当年区法院只录取一个人，考了第一名的转业干部被录用，我是第二名，只好回家了。当时人事科的科长还很抱歉地来家里和父亲解释了一番，父亲还躺在病床上，听到科长的谈只是淡淡地说，他没有本事考上是他自己的事，和你们没有关系。
本以为没机会到法院了，但没想到那位转业的指导员上了几天班觉得法院收入低，每月只有五块钱奖金，选择去了奖金高得多的区蔬菜公司。第一名没来，我这个第二名就如愿以偿了。说心里话，至今常想找到那位给我机会的人。1981年“十一”过后，我正式到法院上班，开始了后来三十年的法官生涯。
到法院后，我被分配在接待室，也就是现在法院立案庭的前身。当时法院总共也就四十五人，除了文革前就在法院工作的一些老同志，其他很多都是从部队复员或其他工厂调来不具备法律知识的人员，老审判员就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带着新入院的书记员们工作，彼此之间也以师徒相称。
我的第一个师傅赵英是一个对人和蔼可亲但对工作要求严格的女人，她个子很小，但在我眼里她的内心非常强大。虽然我们在接待室接待当事人时不用记笔录，她总是要求我拿纸笔在一旁学着记，记完了，她还要再看一遍。其实当时这个记录没有任何意义，不需要当事人签字，也不入卷。但是她说让我一定用心学习，将来进庭当书记员时可以用得上。每天她特别正式地和当事人谈话，让我在一旁记。当事人走了，她就看我的记录，一点一点地告诉我什么应该记，什么应该怎么记。我记得当时她还教我说：“当事人哭了，你不能不记，应该记上括号，哭；问话当事人不回答，你应当记上不语或者长时间沉默。这种笔录特别是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可以说明犯人的态度。”讲完改完，师傅还要求我抄一遍。几个月下来，自己都觉得长进不小。特别是有一次听刑庭一个书记员说，他的师傅也是这么要求他的，开完庭，不仅要把笔录批改一遍，还要求他把笔录重抄一遍，带着抄好的笔录骑车一个小时到看守所，重新让犯人看笔录签字对我触动特别大。
08年法院建起新的审判大楼后，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展示过去的卷宗材料和判决书，我看到当年的法官们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判决书，真是整洁漂亮，一个错字都没有。才知道原来师傅们的要求不仅一点都不过份，这样的笔录在当年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法庭，忠实地记录了庭审的原貌。现在想想，还有这么严格的师傅，还有我们当年这样的徒弟吗？！不要说毛笔字，能写一笔漂亮的硬笔已经成为稀罕了！
二、一次任性地选择，使我拿到了法学专业学士学位
1981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2年，最高法院要求全国各级法院设立经济庭。1983年初，我院正式成立经济审判庭。当时的人员主要来自原民庭的经济组，因为需要增加办案人员，我也被调到了经济庭，成为见证我国经济立法到司法实践，法治经济诞生的第一批人。
到了经济庭，我既当书记员还是庭里的内勤。当时的经济庭除了承办买卖合同、购销合同、加工承揽等经济合同法涉及的几类案件外，还承办经济犯罪案件审理。那时候的经济犯罪案件，其实当时也没什么大案子，就是煤厂几个哥们倒腾点煤弄点钱什么的小案。但我已经意识到，没有相当的法学理论知识，无法胜任这一被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完成了我明知考不上正规大学也要坐在考大学的考场一次的愿望之后，1983年6月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举办的一个五年两段制大专接本科的招生考试，也就是先上三年大专，三年后考试合格，外语考试也合格的，可以继续上两年本科。当时招生简章说定是不收学费的。北京高院系统很多人参加了考试，当时考场设在人大，最后全市公检法一共录取了一百二十多人。我们法院录取了五个，在基层法院里最多。
我们五个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都觉得机会来之不易。虽然是业余学习，但学校要求非常严格。当时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每次上课都在人民大学，当时正在修三环路，我们风雨无阻坚持了三年。三年中，为了完成本科学业，每周一、三、五晚上在月坛小学上英语课，上课时间是六点到九点。每天我们下班后，就骑自行车从城东奔到城西去上课。上完课，再骑自行车回家吃饭。当时没有计算过这条路有多远，有了百度地图以后，有一天我闲来无事查了一下，足足十四公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骑车要骑一个来回，二十八公里。
当时我才二十三岁，一个大小伙子，每次都是饿着肚子骑车，经常骑到最后真的是多蹬一步的力气都没有了。记得有一次，我骑车骑到月坛桥，实在是骑不动了，心慌得像要晕过去。我看见桥头街边有一个小小的副食店，人家快下班了，走进去发现里面也空空荡荡，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只剩几块凉了的红烧猪皮。我顾不得手不干净，交完钱，抓起猪皮就往嘴里塞了一块。还怕迟到了，也顾不得油，拿张纸胡乱地裹上猪皮就塞到包里，继续骑车到了教室。
到了学校，正好赶上上课，不知道是腹内饥肠辘辘还是包里的猪皮太香，我刚坐了几分钟，就忍不住伸手偷偷拿出一块猪皮塞到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坐在我后面交管局和我同姓当家子的悄悄问我：“大山，你吃什么呢？我都闻见了。来点呗，我也饿死了。”我仗义地扯出一块猪皮，悄悄递给他，没想到边上另一个法院的哥们也看到了，我又扯出一块递给他，一眨眼的功夫，我买的几块猪皮全分光了，那个香，至今流连忘返！
就这样，1986年6月，我们艰难但圆满地读完了三年的大专，通过了专升本的英语考试。正准备继续读本科时，院里不让上了，原因是人大的专升本政策改了，要求交学费了。当时的学费是两年120元。虽然并不高，但法院不愿意出这笔学费。理由也很充分，一是原来人大办学的时候说好不收学费，突然改收学费法院也没有这笔开支。我是1985年入的党，我们一起上学的五个人中，只有我一个共产党员。为此，党组专门开会研究了我们上学的事，还派人找我谈话，说我作为一个党员，让我带头遵守党组织的决定，并且承诺以后有免费学习的机会，一定优先考虑让我去。
可我们几个一商量，我们想不通，觉得学习又不是坏事，于是我们决定自已掏钱上，由我出面向党组保证：一，我们不占工作时间；二、我们不用法院花一分钱；三、我们保证在上学期间完成结案任务。但党组织还是不同意。我平生做了第一件没听党的话的事情，擅自决定自己去上学了。我们五个人，愣是凭着一股子要拿下大学文凭的决心，坚持了下来。1988年6月，我们五个小伙伴最后终于拿到了人大的本科毕业证，同时还拿到了法学学士的学位证书，成为有史以来非在校大学生中唯一一个取得学位证书的人。五年艰苦但快乐的学习也为我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法学理论基础。
三、一个案件，成就了我经济审判生涯的最高峰
我在经济庭干了十九年，从一个普通的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成长的道路还算顺利，但也充满奋斗和艰辛。1984年起，已陆续有本科毕业的法律专业大学生进入到区法院，这些科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一般工作半年到一年就被提为助理审判员。每周五下午，经济庭固定由他们给其他非科班出身的审判员书记员们讲解相关法律规定，研究讨论法律问题，这种学习和研讨的风气在别的庭是很少的。法院案件量也在年年增长，1985年我刚提助理审判员时一年才办理三十余件案件，到1992年增涨到每个审判员一年要承办一百五十件左右的案件，案件量翻了五倍。法院的人员也增加了到了一百人。大批本科毕业的大学生进入法院，法院的人员构成开始发生变化。
就在这一年，法院开始尝试审判方式改革，从“纠问式”的职权主义模式转变为“抗辩式”的当事人主义模式，我办理了一件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在法院内部极具示范力，而对我又是平生最为难忘的一个案件。
当时香港某知名化妆品公司为了刺激销售，准备搞一个全市范围内的抽奖销售活动。该化妆品公司委托了某策划公司为其设计并委托某印刷企业为其印制了抽奖的全部奖券。奖券是采取香港六合彩的方式，由七组各七个方块横竖交叉构成，每一排的数字中藏有一个“奖”字，如果消费者刮中全部的“奖”字，则可以获得五千元的现金大奖。对奖券的抽奖设计方案，策划公司及该化妆品公司作过测算，获奖概率极低。在印刷企业印出奖券的样品后，也现场进行过试验，奖券从外观的防伪覆盖技术上完全看不出“奖”字。所以化妆品公司决定在当年“十一”节期间进行全市规模的有奖销售。
但销售仅仅开始两天，就在市中心的几个销售点刮出了数十个大奖。化妆品公司陷入了极大恐慌，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等到“十一”节过完，化妆品公司就得破产。化妆品公司在有奖销售三天后立即停止了抽奖，许多消费者要求继续抽奖，被化妆品公司拒绝。而已经获奖的要求兑奖。因此，在各大商场引起了围堵柜台、围堵销售人员的风波。化妆品公司经过详细了解情况，原来中奖人是发现奖券在印刷过程中，因为印刷胶板上所带油墨点在奖券固定位置有残留，同一批次的油墨点固定在同一位置，只要将一张奖券全部刮开后，记住“奖”字的位置，再到商场挑选位置相同油墨点的奖券，按记住的位置刮开“奖”字即能中现金五千元大奖。这一秘密被破解后，迅速通过各种渠道传开，导致有多处商场的销售处有大奖被刮出。查明这个原因后，1992年底，化妆品公司起诉策划公司，赔偿其损失三十余万元。案件受理后，策划公司提起了反诉，请求化妆品公司继续支付设计费和加工制作费二十余万元。
这个案件因为非常新颖，又有诸多中奖者要求兑奖，所以备受社会关注，各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量出现问题的集中在市中心的几家商场，而郊区很少。为了弄清这个案件，我跑遍了当时进行有奖销售的各大商场，包括延庆、密云等偏远的县城。那个时候的高速路不像现在这么通达，因为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证据规则》还没有实施，为了了解每个商场的销售、抽奖的情况，法官有责任查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抽奖出现问题。我记得当时到门头沟一个商场询问奖券的抽奖情况时，商场售货员只知道城里出了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不清楚。我问他们抽奖是具体怎么操作，当时一个售货员拿出化妆品公司发给他们的销售细则说，上面写明了每买一个产品可以抽奖一次，购买者不能挑选奖券。因为按规则操作，所以他们商场没有出现抽出大奖的情况。这个销售员的陈述给了我启发，我想，问题会不会是出现在奖券销售过程中，“抽奖”变成了“挑奖”？当我带着这个疑问找到当时抽出大奖最多的某商场调查时，商场销售员说，因为这个商场在市中心，顾客量特别大，在购买时，的确顾不上注意顾客是否挑选奖券的问题。我也拿着奖券到国家印刷业协会去咨询，他们答复说我国现阶段，印刷防伪已做到了覆膜后，百分之百不可能从外表看到里面的字迹，这个奖券在这方面没有问题，至于胶滚转起来以后，会将油墨甩到胶板上的问题，目前技术条件下绝对不可能避免。从这一系列的调查过程中，我找出了案件的核心点在于，奖券的抽奖过程中，只要按照抽奖规则执行，不让购买者挑奖券，就不可能出现大量中奖的问题。问题不是出在策划设计和印刷的环节，而是出在了销售环节，而销售环节是由化妆品公司自己组织实施的。
因为法院正在试行将纠问式庭审变更成抗辩式庭审，开这个庭之前，院里决定将这个庭开成抗辩式示范庭。当时的区法院刚刚装起了庭审摄像的探头，庭审的实况只能在技术室的大屏幕上看到。为了观摩这个案件的审理，当时我们本院的院长、主管副院长陪同高院和中院的院长、经济庭庭长挤在没有窗户的小技术室，除了院长有个座位，其他的人只能站着旁听案件。因为是第一次抗辩式庭审，当事人虽然有律师，但律师也适应抗辩式的庭审应当如何进行，他们抓住任何一个细节，不遗余力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事实，我就在庭上听着，实在是有攻击对方人身的语言时，再出言制止。第一天开庭开到下午五点多，中高院的领导们都没有走。我感觉案件不能这么审理，法官在庭上没有任何主导地位，当事人的素质也没有达到可以轻围绕案件焦点问题进行陈述的地步。所以我向领导们提出，在目前阶段不能机械追求形式上的改变，要用抗辩式与纠问式结合的方式审理此案，得到了领导们的赞同。
第二天案件顺利审理完毕。为了妥善处理该案，高、中级法院相关领导听取了此案的汇报。当时我虽然带着二尺多厚的卷宗，但手里只拿了一张纸，简单地记录着日期、数字。介绍案情时，我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说案件比较复杂，涉及人员、地点、证据多，不知道我是否把案情说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清楚，请各位领导提问。第一个发言的是中院的院长，他第一句话就说，各位中院的庭长都在这里坐着，你们看看人家基层法院的同志，这么复杂的案件，一张纸放在面前，一口气说了一个小时，最后还谦虚地问，“我说清楚了没有”，而不是说“你们听清了没有”。咱们上级法院的法官能做到这样吗？对给位领导的肯定说句心里话，我特别自豪。
这个案件最后被我们判决驳回了化妆品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了被告的反诉请求。案件上诉后，二审维持了判决。这个案件我认为是我办的商事案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也是我三十年审判生涯中最难以忘怀的案件之一。
四、一件无法左右的事情，影响了我的法官生涯的轨迹
大约在2004年年初的一天，我刚进办公室，就接到院监察室主任给我打电话，问我下午是否有案件。我回答没有，他说让我下午去一趟市检察院，说他们有一个案件的事情想找我了解一下情况。我问了具体时间、地点、联系人后，自己去了检察院。
之前我已经隐隐隐约约听说因为一个我在经济庭担任庭长时的案件解封的事情，检察院找过我们庭的一个法官谈过话了，但因为还处在保密阶段，我也没有过问。下午来到检察院，一男一女两位同志接待了我。
两个人很客气地问了我的基本情况，从什么时间参加工作，什么时候提升到现在的职务，负责什么案件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边回答边想可能是调查手下法官的问题。没想到男检察官话峰一转，问我：“某某是你的前妻吧？你和她关系怎么样？”
我告诉他因为至今还和我母亲住在一起，照顾着老妈，她也结婚了，关系还可以，因为这时候我和她已经离婚近十年了。
我和前妻是在部队相识，因为是同城参军，同年当兵，同年退伍，所以在退伍前，我们俩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退伍后，我到了法院，她在派出所工作，结婚后，她调到我所在的区司法局所属的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名律师。当年的国办律师事务所律师不用考试，只要是司法局的干部，到律师事务所工作，就可以当律师。因为生活上的很多原因，1996年我们离婚了。
经过男检察员的提醒，我想起这是一起2000年她代理的案件。我把我记得的情况提供给了检察员。案件原来是别的法院审理，因为存在管辖异议，被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我院管辖。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法院查封了帐户里有八十余万元。因为法律和法院的规定上并没有对前妻需要回避的规定，所以案件到我院审理后当然由经济庭负责。当时她代理的一方提出解除查封并提供了担保。审判长和庭里的同志们都知道我和前妻的情况，我作为庭长，合议庭向我汇报案件应当很正常。但我还是非常注意处理好这层关系，所以我要求审判长案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而且特别强调必须注意程序问题，逐级向院长们汇报。这是我们经济庭成立以来第一起申请解封的案件，案件所在合议庭由当时的副庭长主管，合议庭所研究决定裁定解封向我汇报后，我同意并提出将研究结果报主管副院长和院长去审批，院长们也都听取了汇报，对裁定也签字同意，这是在卷可查的。就在办理解封手续之前，我还特意叮嘱这个案件的审判长，一定要把相关的担保单据留在案卷里。
我向检察员如实陈述了过程，女检察员告诉我，说因为该案经过一审和二审，最后判决的结果是她代理的一方败诉。在最后执行阶段时，也就是我现在的执行庭发现经过两年的诉讼，提供的担保车辆已经大大贬值，不足以清偿债务。有关单位认为我和审判长在案件中存在滥用职权的犯罪问题，所以检察院找了审判长和我，具体了解情况。
我的心里是坦荡的，我和前妻之间没有任何权钱交易，两个人现在除了因为孩子和照顾我的母亲有着有限的接触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个人往来。所以我以配合调查的姿态，向检察院陈述了全部事实，并在检察院的笔录的签字。就在我签完字准备离开时，女检察员拿出印泥，说让我在笔录上按上手印。
我在法院办过经济案件，也办过刑事案件，一般经济案件或者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只要在笔录上签字就可以了，只有刑事案件被告人，才在笔录上按手印。我心里有些别扭，但还是讪笑着说，我配合你们，痛快地在笔录上按了手印。
送我走到检察院门口，女检察员似有意似无意地说，吴庭长，您还真是一个实在人，今天您说的话，我相信是实话。
回家路上，我给前妻打了个电话，问她案件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她一听也急了，连声向我保证，绝对没有什么问题，说抵押物贬值只是诉讼时间过长引起，与任何法官的行为无关，并说要去给我们做证。现在想想，案件审理时我在经济庭，财产被解封了，现在案件执行又执行不下去的时候我又在执行庭，代理人又是我前妻，搁在谁身上能不认为我有嫌疑呀。
就在检察院调查后的某天夜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没说自己是谁，只说是和我很熟，而且我还帮助过他，知道我是一个正直的人。等这件事过去，咱俩能成为好朋友。第二天夜里，他又给我发来短信，问东问西，时不常说几句检察院的事，我怎么问他是谁，对方也不告诉我。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那个号码永远是关机。至今也没有人联系我，这事儿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到了2005年春天，新来的院长找我谈话，说高院领导有意见希望我辞职离开法院。我当时就急了，我说，我吴大山是个当过兵有血性的男人，子弹打在胸膛上也不会往后倒，我有问题，检察院立案了，为什么不停我的职，工作时让我玩儿命干，背后还在算计我，有本事把我搞到法庭上，我要听听告我的人怎么说，证据是什么。一晃到了8月中旬的时候，检察院来了两个人，纪检组长把我和审判长叫到会议室，拿出两份撤销案件的决定书，让我们签字。我当时不签，撤销案件不还是认为我们有问题吗？双方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结果纪检组长和检察院的同志劝我，不要过于较真，还是配合他们的程序，事情的了解总要有这么个程序嘛，于是我在决定书上写了一行“保留申诉的权利”，然后在下方签上了我的名字。
这件事一度让我很伤心，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成了一些人背后戳脊梁骨的话题，事实证明也确实影响了我法官生涯的轨迹。用我好朋友们的话说就是癞蛤蟆爬脚面，不咬人恶心人。这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在后来一直影响着我。有个副院长居然违背党组不要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的决定，在民庭廉政教育会上拿此事当教材，民庭的哥们儿散会后就告诉了我，我当时就上楼找她算账，她不在，第二天一早我在食堂打好了一碗热豆浆等她也没等着。现在想，那天她要是来吃早饭，也许会出大乱子。
五、一次登山，让我重拾人生斗志
2003年北京非典来袭，单位上班也不正常了，一天我在家里看电视，突然看到电视里正在直播中国国家登山队为纪念人类登上珠峰五十年攀登珠峰的画面。因为我平时喜爱摄影，所以当我看到珠峰六千多米绒布冰川壮美的景色时，情不自禁地被打动了，我指着电视对我妻子说，有一天我一定也要去登珠峰，去拍那美丽的冰川，而且我知道了那个满脸胡子的人是登山队的队长，我说我一定要找到他。妻子不屑地瞟了我一眼说，你别异想天开了，珠峰，那是你想上去就上去的吗？你想人是谁就能人是谁呀，我说，咱们走着瞧。
我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好。从这天起，我到处打听。一个月后，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我结识了第一个登上珠峰的汉族人王富洲和王勇峰，并受邀参加了当年十月中国登山队组织、以“山高人为峰”命名的登山大会，攀登云南第二高峰哈巴雪山。我把香山当做训练基地每周至少登上鬼见愁两次。几个月的训练之后，我又从队长那里申请了一个名额，叫上法院的一位同事小林一起前往参加了“十一”期间的云南哈巴雪山之行。党组当时不同意，怕出现意外，最后我给党组写了一份保证，第一这是国庆节休假，不占工作时间，第二万一出现意外，本人及家属保证一切丧葬后事不用法院负担。这样成就了我登山经历的开始。
2003年10月的云南，天空湛蓝，秋色宜人。虽然在工作中我不止一次出差到过云南，但还是第一次到美丽的香格里拉，特别是登山还是第一次。心中充满着激情、期待与紧张。出发前，队长王勇峰向我们介绍说，哈巴雪山是一座适合初级登山爱好者攀登的山峰，是练习冰雪行走和适应高山反应的入门级雪山。但终年积雪和5300多米的高度，天气的变化无常还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出发前的这番动员，更让我们对下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
休息一夜后，第二天一早，我和小林便随着大部队进山。我们背着50多斤行李装备，在原始森林中从海拔2400米，走了将近一天时间，我们来到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休息。出发前，当地藏、回、纳西族、汉几个民族还为我们举行了祈祷仪式，因为在当地人民看来，哈巴雪山使他们供奉的神山，不该有这么多人攀登。当时天空晴朗无云，可是没走多久，乌云密布，开始下雨，我和小林第一次徒步走这么远的山路，又是第一次爬上海拔这么高的的营地，加上下雨，虽然冲锋衣不怕雨，但脚下泥泞的路，让我们显得有点狼狈，到了大本营也觉得体力不支。不想吃东西，开始头疼，高山反应开始出现。那一夜，雨变成了雪粒儿，像撒沙子似的一阵紧似一阵地泼到帐篷上，大风抖得的帐篷蓬蓬地响，好像要被掀走，我和小林一宿都没睡踏实。第二天在大本营适应海拔。第三天一早我们顶着风雪走了六个小时到达冲锋营地，一路上的路餐就是一个面包、一块巧克力、一个果冻、两个鸡蛋。下午到达4900米冲锋营地时大雪已经把帐篷包裹起来像个雪馒头，这一天晚餐只能靠气炉烧化雪水煮方便面。在冰雪包围的帐篷里，钻进睡袋就不想出来，所以不敢多喝水避免半夜起来撒尿，因为在高海拔这种恶劣天气里，方便一下是非常痛苦的事儿，特别是女山友。第四天上午九点，我们在队长的安排下出发开始向着顶峰出发。一路上山路陡然变得险峻，积雪被大风吹得干干净净，冰爪一步一步插进万年不化的冰川，那冰的颜色绿中透着淡蓝，深不可测，心中被万一脚下没有踩住就会发生滑坠，恐惧的阴云一直笼罩着我们这些初次登山的菜鸟级登山爱好者。8级以上的大风把线路上的路旗全部吹飞了，我们只能排成一队，跟着前进。从出发的海拔4900仅上升了400米，我们走了将近5个小时。登上5390米顶峰时，我没有一点儿激动的感觉，山顶上不像电视里介绍的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梅里雪山和玉龙雪山还有山脚下虎跳峡那般崎丽的景色天地之间浑然一片白茫茫，不见天日。10月4日的中午一点多，我和小林疲惫而兴奋地各自给家里打通了电话，报告了登顶的好消息。在山顶停留了几分钟，我们各自照了一张相，合影一张后，队长通知大家，因天气恶劣，大家迅速撤离下山。原来只听人家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没想到下这个冰雪山更难。暴风雪刮得什么都看不清，没走出多远，我和小林就和队伍走散了，迷失了方向。往左、往右、往上、往下，都没有人，手机没了信号，我们为了保持体力也不敢大声叫喊。我想，队长一定会找我，越往下走被尽快找的的可能越大，我们俩继续走了将近半个小时后，风越来越大，完全辨别不清路线了，我决定停下来，找到一个背风的雪窝等着看队里会不会派人来寻找我们。此时已经下午两点半了，一天没吃东西，又走了半天，加上心里着急，停下来后，觉得又饿又渴。水壶里的水已经喝完了，我抓了一把雪塞进嘴里，第一口好清凉，第二口雪就变成冰块，很快又觉得比刚才更加饥渴。后来我才知道，高山上的雪因为长期紫外线的照射，和海水一样不能食用。摸遍全身，只找到一把妻子防止我因糖尿病用药引起低血糖而放在冲锋衣口袋的牛肉粒。我拿出来分了，还半开完笑说了一句：“慢点吃，不知道是不是咱们的最后一餐。”说完，小林不接话，我的心情也陡然紧张起来，两个人默默吃完静静地等待。
这一段等待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光了，除了大风像一头狼般地嚎叫外再没有别的声音，如此高海拔，没有水和粮食，身上的衣服根本抵挡不住越来越低的寒冷，从出发至此没有吃饭，低血糖随时会发生，说真的，我第一次感觉到危险甚至死亡在一步一步向我们逼近。但毕竟我带小林出来的，他比我小，没有什么经历，如果我此时有任何一点紧张无措，他会更加恐惧。我不停地鼓励小林，也是鼓励自己，相信队友一定不会把我们丢下，坚持、再坚持一下，我们就能回到大本营，回到四季如春的香格里拉，回到我们温暖的家。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听见登山队负责搜救收队的人员在呼喊还有没有人，我们大声呼叫着爬出雪窝，当时我们的嘴唇发紫，脉博跳到一百二十下，但是看到搜救人员，我们还是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对他们说：“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来的。”一路随着搜救队从顶峰下撤到大本营，脚上的雪套完全失去了作用，鞋里灌满了水，简单休整一下，为了能洗个澡，好好休息，我们决定继续下山，终于在天黑前回到了哈巴村。
这次的登山经历让我感慨颇多，虽然我的已不再年轻，身体也没有那么强壮，但我深深地爱上了登山。有人问我，为什么会爱上登山，我说，当我站在山脚下时，我觉得山是那么的伟大；但当我站在山顶上时，我会发觉我很也是那么的伟大。登山教会了我谦虚、宽容、友善、毅力和坚强。之后，在06年5月我登顶四姑娘大峰，08年10月登顶西藏6330米的唐拉昂曲峰。登山者的那种精神让我不再低迷，我更加坚强无畏，我以我的专业素养，我以我的仁爱之心，对搞好执行庭的工作我更加充满信心。11年1月退休后，2月我便随登山队前往肯尼亚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12年5月又登了青海的玉珠峰。
六、一张“史上最牛罚单”，成就了法官生涯最后的辉煌
2008年，法院搬到了新的办公楼，我把原区委书记为我写的“责任、良心”条幅再次挂在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也自己写了一幅“心境清逸”四个字挂在我办公桌的对面，让他们时刻警醒我。虽然我不认可当年检察院说我解封的那个案件没有尽到庭长的责任，但是在今后的执行庭工作中，“责任”就是我的法官职业准则，而“良心”则是我一贯的做人准则。
2006年至2009年，是北京市清退标准租私房最多的几年，因为涉及到众多私房主和租赁私房房客的巨大利益，矛盾非常尖锐，在执行的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而对矛盾特别突出的几十件案件要求在2008年奥运会前完成标准租私房的腾退。这几年中，天天有当事人上访、折腾，每天一上班，有无数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庭长接待日让我时常中午赶不上吃午饭，那些要求见庭长，甚至要求直接见院长的绝大多数是申请人，但是那些面对法院要强制执行的被执行人，把残疾的家人往法院大门口一扔走了，全家失踪让法院照顾，在执行过程中还出现了两起当事人喝农药，一起是申请执行人，另一起被执行人光抢救让我们全庭熬了半个多月轮流陪住。
为了解决标准租私房的问题，我多次找区里研究协商，最后我牵头，由政法委、房管局、建委等等全部参加，由区里拿钱、拿房，必须拿出方案。我拉出一张表，明确出十几个重点户，急需解决的人员，具体诉求是什么。我还创新了一种执行方法，因为标准租私房的腾退国家是给补贴的，政府拿出一部分，另外房管局再以租金的形式拿出一部分，对腾退户的补偿价钱几乎能翻一倍，解决了一部分，另外协调区财政购买了一部分平房，另外就是申请人帮助租房，由政府补贴房租。当时区里也很支持，在我任执行庭期间，解决了七十多件最棘手的案件。
但有一件是我无法忘记的。记得有个标租案件的申请人是全市某重点中学校长，自己家有个四合院，被执行人文革期间单位分的房子就住在这里了，他们原来住在正房两间已经被申请人通过诉讼搬到了院里的一间自建房，两口子单位倒闭没有了工作，和一个二十的儿子挤在一起，因为校长家要翻建整个院子，起诉拆除被执行人的自建房，他们无处可去，申请人不断以各种方式找承办人和相关领导。我决定亲自去看看。当我出现在堆满砂石料的院子里的时候，那位五十来岁的校长满脸笑容迎上前来不停地抱怨案件不执行给她带来的损失。而我敲开被执行人只有不到十五平米，低头钻进低矮破旧狭小的自建房时，我没有发现睡觉的床，一张破烂的双人沙发一张桌子和大衣柜，一台冰箱和洗衣机占满了整个房子，我问孩子住哪，他们撩开一块布帘在拐角里我发现了一张单人床，说孩子住那。而这对儿夫妇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我心里在流血。我也什么都没说回到院子里，校长又跑过来急切地问我什么时候执行。我按耐住心中的愤懑，低声地告诉她，校长啊，你为人师表，别说做人，连动物都应该有一点怜悯之心吧，咱们盖新房是要改善生活，可人家连生存的空间都没有了，你好意思成天追着法院拆人家吗？他的脸上一下没有了一点笑容，我近乎毫不留情坚定地告诉她，你这个案子暂时不执行了！没等她发飙。我继续说，你可以去人大、去任何地方去告我，就说庭长看过现场后公然就说生效的判决不执行了，我可以陪你向任何部门说明理由。说完我对承办人说咱们走吧。直到出门我也没有听见她发出声音，我可以想象那位校长打死都不会想到我今天的这个举动，那口气被憋住没出来。后来没有任何部门和人员找过我。但我在区落私办联席会上提出把这户困难家庭的问题作为重点予以解决。我现在退休了，据说自打我退休后，全区的落私工作都停止了，这是我留下的最大遗憾。
在执行庭，我意识到一个上访多的原因，除了案件不能及时执行，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事人找不到法官，没有和庭长有效的沟通渠道。别的庭都是庭长和副庭长轮流接待，我规定只要我在院里，每周三庭长接待日全都由我亲自接待。我设计了一个三联单，第一联写上当事人的情况和诉求，第二联写上我的处理意见，让承办案件的执行官把第三联拿走。在下一次周三接待日之前，向我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如果承办执行官已经做完了，我把第三联贴在表上，如果没有做完，要说明原因。并规定周三庭长接待日全体执行官，一律不得外出，随时接我的电话，共同当面落实当事人的诉求。对重点案件的当事人，我把自己的电话告诉他们，有问题随时打。在考核机制上，实际执结率必须达标才算完成任务。通过案款集中管理，杜绝了案款不清、到位不还；通过“四位一体，多方互动”执行模式，整合、调动各方面因素；通过建立分段集约执行机制，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这些都是我亲自调研，亲自动手策划，几年下来，队伍建设没出问题，我们执行庭在全市法院的信访率达到了最低，执行到位率、案件实结率处于前列，我真的觉得这是与我工作抓得实有关，也是我特别安慰的。
我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就在我担任执行庭庭长的几年里，执行庭打破了从来没有被评为先进的局面，多次获得市、区级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三等功。
就在我的工作态势节节高升的时候，又出了一件事。那是2008年7月份初，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召开，我们执行庭突击搞了一系列的强制执行活动。包括我在全市首先在媒体上公布老赖的照片和相关信息，极大震慑和解决了一批案件；首先通过公安监机关限制被执行人出境措施，我亲自将一名企图出境的被执行人从深圳口岸乘飞机押回北京，当晚四百多万的案件顺利执行完毕，通过拘留一批拒不执行的当事人，被执行人主动履行的案件大幅度提高。那一段时间，执行庭真是报纸上有字，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每次高院开会，和各区县执行口的同仁们在一起，我心里总是被大家说的美滋滋的。
最有影响力的要算罚某重点宾馆的事儿。08年7月有一天，天气奇热，我们庭一位执行员小宋，满头大汗地跑到我的办公室，进门后一屁股坐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把卷扔在我的桌上，说：“吴庭长，这活儿我真的干不了了。”
我看他胸口的衬衣都湿透了，忙递给他一瓶水，详细一问才知道，是我们执行的一个股东知情权纠纷的案件，被执行人公司租用某重点宾馆内的办公楼，而要进入某重点宾馆可不是一般人员随便入内的。法警去送达执行通知被警卫拒之门外，这位执行员带着书记员已经跑了三趟了，警卫就是拒不绝让他入内，请门卫帮助送达也被拒绝。今天一早，申请人跑到法院大吵大闹，认为法院和被执行人勾结，为了自证洁白，执行员已经带着申请人一起跑到被申请人单位所在地，但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让进门。小执行员灰溜溜地带着申请人回到了单位，本想就此动员申请人中止案件，但申请人一听就急了，说他还要进一步诉被申请人分红，如果不能执行股东知情权的案件，下一步的证据无法取得，所以本案必须执行。说到进不去某重点宾馆，执行员说，警卫拿着枪，我害怕。我一听，感觉到他的那种无奈，他一脸一身的汗，让我既愤怒又心痛。当即说，我去，我倒要看看他警卫怎么一枪把我打死在钓鱼台门口，我们的执行员在这么热的天跑了四趟，作为一个国家重点接待外宾的宾馆你不过就是配合执行，我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情况。
由于法院开展的一系列强执活动强调人民满意是我们的最高追求，强调执行公开媒体是最好的帮助，有不少媒体记者天天来法院。我想，应当让媒体记者也感受一下执行中的困难，增加社会对于执行工作的理解，完成对外宣传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于是，我安排负责宣传的同志通知各大媒体随同我们一起前往。听说我们要去某重点宾馆去送执行通知，纷纷表示愿意跟随。
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我亲自出马，带领执行员、书记员和法警与一帮记者来到了某重点宾馆，让申请人也一起到门口等待。尽管我们开的是法院的警车，但在某重点宾馆门口站岗的武警远远就示意我们，把车停在警戒线外。我要求一起去的警车和记者们乘坐的车辆都停在了警戒线外，自己和执行员、书记员、记者一起走到了门卫室。
门卫室里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因为执行员已经来过几次了，所以还没等我们开口，就颇不耐烦地说：“不是告诉你们了吗？我们这儿不能进。”
因为有我撑腰，加上一帮记者在跟拍，执行员挺直了腰板对门卫大叔说：“我们是法院来送达执行通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配合。”
门卫大爷似乎看到了执行员身后的我和跟拍的记者，换了一幅嘴脸打起了官腔，说：“你们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我问问我们领导吧。”随即，他打通了领导的电话，汇报了一下我们的情况，放下电话说：“我们领导在开会，现在不能接待你们。”
我接过话头说：“那好吧，我们等着，等你们领导开完会。”
正值七月流火，某重点宾馆的门口光秃秃没有一点荫凉。正午的太阳把我们每个人的衣服都晒出了汗，整个后背都湿透了，贴在身上。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门卫大叔拿着他的大茶缸子不知道喝了几缸水，我们却一口水也没有喝上。随同的记者有些看不下去了，敲敲门卫的窗户，让他再和领导联系。门卫大叔不情愿地再次打通了领导的电话，哼哈一番后，放下电话对我们说：“我们领导还没开完会，他说，我们是个省部级单位，你们区法院来人不行，你们得请示你们上级，让和我们对等级别单位的领导来联系才能进去。”面对这种无理的接待，我深深地理解了执行员的辛苦和门卫的丑陋。我当即决定把传票留下让其送达，同时暗示法治进行时的摄像记者拍下来，对方马上让武警干预不许摄像，我向记者点点头，他马上明白，把摄像机从肩上改为提在手里，镜头微微向上。门卫不但拒绝接受，还把传票从窗口扔了出来，这一切都已经被拍摄了下来，我果断地对门卫说，我们走，但是，你记住了，毛主席当年离开延安说过迟则三年短则一年还会回来，我下次再来一定是你们领导请我们进去。于是我们就这样离开了。
第二天上班后，我向主管副院长做了汇报，经研究，我院决定对拒不协助执行的某重点宾馆处以罚款五万元。当天上午，我们打印好罚款决定书，为了避免该宾馆拒收这个决定书，我安排内勤通过邮寄方式将处罚决定书寄给了该单位。
第二天周六，全城的各大媒体纷纷都在头版报导了某重点宾馆因不协助法院执行工作被处以五万元罚款的消息。更有法制报等主流媒体将该罚款命名为“史上最牛罚单”。中午十二点，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全程播报了执行现场的过程。我守在电脑前，不停地浏览着被网络上的新闻，当天下午，网络跟贴已经到了三万多人，网民一片叫好。我身边的朋友们特别是法院执行系统的同事、领导电话、短信不断，“你真牛逼”、“大山，真他妈痛快”、“大山，也就他妈你敢干”。我此时的心情就是等院长的电话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主管院长满带埋怨的电话果然打了进来，通知我下午一点半到高院开会。走到高院的会议室一看，高院的院长、主管副院长、我院的院长、主管副院长、高院主管宣传的领导已经就座，我们的院长也黑着脸坐在一旁。我和主管副院长赶紧在最下首坐下。在高院的会议上，有那么多领导在，是没有我的发言权的。我们的院长先是代表区法院向高院汇报了案件的情况，我们履行的手续和现在的舆情。高院院长沉默了一会，越过副院长，直接指我：“大山，你说说，这件事你们办得怎么样？”
虽然没有想到院长直接问我，但我还是坦然地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首先是合法，对于拒不配合法院的当事人，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可以处罚；其次程序规范，处罚的事实清楚，也经过了领导的研究批准；第三当事人满意，申请人申请执行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不能送达的问题反复来找法院上访，对法院非常有意见，特别怀疑我们执行存在违法违纪问题，现在我们做到了执行公开、透明，当事人信服了。特别是处罚了，送达问题应该能够解决了；第四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过去法院不管发什么消息，总有网民骂街，这次的消息一出，我统计了一下，已经有三万多人跟贴，一切叫好声。最高法院不是总强调我们办案子的最高要求就是要做到人民群众满意吗？我觉得我们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满意的。”
看到我理直气壮地说理，我们院长赶紧截住我的话头，做了自我检讨，主要是说问题处理得虽然有理，但是方法欠妥，缺乏大局观念等等。高院的领导们还是很大度的，没有过多地指责我们，只是说，某重点宾馆领导已经和他们认为对等的单位高级人民法院联系，希望能向法院说明情况，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工作。会议结束后让我马上回到院里接待等在那里的宾馆领导。
会议一结束，我赶回法院，两位某宾馆的领导早已等待多时，在我办公室他们诚恳地向我做了检讨，解释了当时他们正在开会，没有及时解决我们的问题，现在已经对那位门卫大叔作出了除名处理，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工作，周一上班随时可以帮助带领法院工作人员到其单位，向租赁宾馆房屋的被执行人送达执行通知书。
周一一上班，执行法官带着法警前往某宾馆，在大门口，他们开着漂亮的奥迪接上我们的干警直达被执行人租用的办公地点。我们的案件得以顺利解决了。中午执行法官回来向我汇报，那脸上得意洋洋的表情，让我从心底涌上一句话，“我当庭长的这么点事儿如果不能为你们前线玩儿命的撑腰，我还干什么劲儿啊”。此事一出，我算是又在全市法院执行口爆表了，高院把这事当成第一期，从此出台了一个“舆情通报”期刊，供院长们使用。如果说这张“史上最牛罚单”事件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正如当时很多网友猜测的那样，结果并不完满。
七、一个人的离别
2009年全市法院评选人民满意法官时，我们全庭人员通过民主投票选上了我，但党组最后研究决定，由我的副庭长参选，她工作也非常出色，完全可以代表我们执行庭，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她比我更需要荣誉。但我的主管副院长给我的理由居然是怕选举公示时有人把检察院调查我的事情说出来；2010年初，我们的老院长退休前，也向我说明没有成立执行局，也是怕给我执行局长的位置，有人会拿检察院的事情说事儿。
我虽然对什么名誉、地位已经无所谓了，但没有想到，作为一级党的组织仍然还是这样处理问题。我问心无愧地在法院工作快三十年，得了糖尿病十几年来，我从未因为自己的病请过一天假，换来的是结果却是连院长都认为我的病是假的。但就因为那样一个案件，我无法辩驳，我的努力也无法改变，世俗的眼已变相给我的职业发展之路划上了句号。我想，到了该我离开的时候了。
2010年9月，北京市四区涉及合并，为了减少干部员额，区里出台了一个可以提前退休的政策。这时我马上到50岁了，工龄也三十五年了，任副处实职也在十年以上了，完全享受退休政策。我第一个商量的人就是年近八十的母亲，没想到母亲沉吟半晌，叹了一口气说：“退吧，总不能像你爸那样，累死在工作岗位吧。”征得了爱人的同意，我决定退休了。理由很简单，为人民工作了快四十年，留十年给自己和家人吧。至于退了以后干什么完全不知道。当时想，什么都不干，组织上还发那么多工资，比上班的同志们幸福多了。但一想，法官这个职业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也自认为我实在适合和应当做法官，因为有那么多老百姓还需要我。于是，经过思想斗争，在规定向党组递交提前退休申请的头一天我找到了院长，本想沟通一下，听听领导的意见。可是，回答我的只不过是退休文件的精神。我彻底没有了信心，彻底对继续干下去没有了希望，关上院长办公室的门，我心在流泪，强忍住涌出的泪，我暗暗地对自己说，今天关上了这扇门，明天世界一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五十年良好的传统家教、三十五年遵循的与人为善的为人处事原则、三十年法官生涯和专业素养、四十年培养的众多兴趣爱好和乐观、勤劳、向上、坚强的品格，我一定会再活一个样子出来。2010年10月19日下午，我递交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现在想想，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提前转行，第一次是初中没有毕业就入伍当兵了，第二次是医生的愿望没法实现，提前从部队复员，这是第三次，没到退休年龄，果断离开了我热爱的法官岗位。
和我一批选择提前退休的人大概有七八个人，其中有两个是比我还晚一年到法院的同事，还有几位年龄不到四十。当然其中的原因各有不同，但这种选择是需要勇气的。
有个歌唱得好，伤心总是难免的，可对于我，对于我们提前退休的这些人，虽然工作时间长短不一，职位各有高低，年龄各有老少，性别男女不同，但为法院奉献了全部青春和热忱是共同的呀！可是令同志们深感遗憾和不解的是，法院没有为我们这批提前退休的人员举办欢送会，哪怕茶话会、网上说一句祝福的话都行啊！更别提什么纪念品，什么都没有！相比起院长退休、副院长升迁全院上下组织的欢送会、送的纪念品、大篇的祝福词，我们走的好冷清、好凄凉。
2010年12月31日。
这是我在法院工作三十年的最后一天。按照法院的惯例，打扫完卫生，院里几乎就没人了。
我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书柜、办公桌里的东西已经提前全部搬走了，地板被我擦拭干净后，屋里显得格外干净整洁但也平添了几分凄冷。墙上，留下了我写的“心境清逸”，我希望这办公室里新的主人一样能时常自勉。
我撕下了2010年台里的最后一页，在空白处写下了几行字，来者：我走了，就像我静静地来时一样，该带走的我带走了，该留下的我留下了。祝新年快乐！我把办公室的门钥匙压在上面走出了办公室，轻轻把门关好，这是最后一次关门。
楼道里死一般寂静，我穿过大厅沿着每天上下班必经的路，最后一次来到记载法院的历史发展的照片长廊前，站在父亲的像前，默默地、默默地站了许久，然后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在心里对父亲说，爸，儿子走了，提前走了，三十年来，我知道你一直在看着我，特别是新法院的楼盖好后，我更是每天都要向您报到。儿子可以自豪地告诉您，我是您听话的儿子，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对得起您、对得起您那一辈人，我回家后一定好好伺候好妈妈，您可以放心，我还是您优秀的儿子！
2010年12月31日5点50分，像往常下班一样，我到打卡处最后一次按下了下班的指纹，走出了法院的大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新年前夕人们行色匆匆，纷纷走在回家的路上，我静静地融入在人群中走上了回家的路。
后记
2011年的大年三十下午五点多，全家人我在母亲家包饺子，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了的电话。接起一听，她自报是我原来一直接待过的一个标准组私房的信访申请执行人的，我一下想起了那是一对老夫妻，为了标准租私房的案件无数次找过我，为了安抚他们不要总跑法院，留了我的手机号，有事打电话就行。但退休前虽经我多方努力，也没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接到这个电话，我没等她说更多打断了她的话，告诉她说我已经退休了，以后的问题可以找找现任领导。我的话音刚落，她颤巍巍地说，吴庭长，我知道您退休的消息了，这么多年，我们的案子虽没能解决，但您的热情和诚恳我们亲身感受到了。以后我们不再麻烦您了，今天我打电话只是想给你拜个年，说上一声感谢啦！
我站在原地，听着手机里传出电话挂机的嘀嘀声，说不出一句话，沾满面粉的手无法拭去眼中奔涌而出的泪水，我就任它在我脸上静静地流淌、流淌……
好一会儿，妻子发现我的异常，过来问我怎么了，我哽咽着对她说：
“这真是一个老百姓对我法官生涯最高的评价，可惜，我不再是法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