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如何看待梁王之争？

我国民法典已正式通过，但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学术争论并未就此停歇。通过学术期刊以及学术会议发表各自的学术观点，这是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学术争论的主要形式。民法典通过后，学者之间的争论与回应，从严谨的学术期刊延伸到了通俗读物(微信公众号文章)。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学者间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成编，民法学界两位学者梁慧星与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各异。今天有微信公众号文章刊载了王利明教授的几点回应[《王利明：民法典编纂中的若干争论问题——对梁慧星教授若干意见的几点回应》]，自然再次引发法律人对此问题的关注。目前通过的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也是王利明教授的观点，梁慧星教授的观点则主张人格权不能独立成编。
传统的民法典为五编制，除了总则外，其余的四编分别是债编、物权编、亲属编和继承编。我国的民法典为七编，除了总则外，分别是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独立成编基本无争议，但对人格权是否应当独立编排，学者间较大分歧，人格权应当独立成编吗？如果仅仅从法律自身的逻辑体系来看，人格权不应当独立成编。宏观来看，民法典规定了几种民事权利，比如物权、债权、继承权、人格权。尽管在名称上都称呼为权利，但人格权的权利来源与权利属性，与债权物权等存在重大差异，在法律自身的逻辑上，就不能将人格权与物权债权等置于同一地位，或者说不能将物权债权与人格权相提并论。
医学院校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对学生说，生命是蛋白质存在的方式。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恩格斯的这个论断为人们区分生命与非生命提供了标准，凡是能够进行新陈代谢的就是生命。因此，树木花草猪马牛羊，与人一样都是生命的形式。尽管都是生命，但人与猪马牛羊不一样。法学院校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如何定义法律意义上的人呢？人就是人，人人生而平等，在法律意义上，“人”还需要定义吗？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因为很多年前西方的罗马，我们人类中的一部分，就不被法律当作人来对待：奴隶就是牲口。尽管奴隶与其他的非奴隶，都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但奴隶就不是当时法律意义上的人。当时的奴隶，没有被当时的法律赋予人格，奴隶就不是当时法律意义上的人。
从历史的起源来看，人格就是在法律上区分人与非人的标准。被法律赋予人格的，就是人；没有被法律赋予人格的，就不是人。如同蛋白质一样，人格也是一个区分的标准。蛋白质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概念，与蛋白质这个概念相对应的有实体的物质存在，人格是人文科学上的概念，没有实体的物质与人格的概念相对应。尽管没有实体的物质相对应，但在法律意义上人格却包含了一定的内容，比如生命、自由、尊严、隐私、姓名、名誉等等。法律赋予了人格，同时也赋予了人格所包含的内容。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法律层面首先被赋予人格，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就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其他的生物体在法律上就有了区分。被赋予人格之后，法律再赋予或再宣示法律意义上的人某些属性，这些属性就是人格的内容，比如有生命有尊严有隐私。对于人格的内容，法律赋予权利，以权利的形式予以保护与救济，人格的内容就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人的人格权。如果要简单理解人格权，以上三个步骤算是通俗易懂的概括了。从历史起源来看，人格权的本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作为人的权利。古罗马的奴隶与现代的猴子，有人格权吗？法律是人类社会制度的设计与规定，奴隶与猴子在法律的设计上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就没有人格权。因此，人格权是“天生”而来的，只要被法律认为是人，肯定就有人格权，人格权与人不可分离。法律意义上的人依托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没有生物学意义的肉身躯体，也根本不会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所以，人格权始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出生，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死亡，法律意义上的人格权就终止。
与人格权相比，债权物权等有着不同的属性。债权物权，必须要在社会生产生活场景中才能发生。荒岛上只有一人，没有社会也无所谓法律，当然也没有必要存在民法典。但如果荒岛上有两人或三人，如果有民法典的存在，对这仅有的两人或三人而言，就一定有人格权的存在，但不一定有债权物权的发生。两人之间只有订立了合同，才能发生合同债权；通过合同进行财产交易，才有可能发生物权。当然，除了典型的社会交易活动之外，其他类型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也能导致物权与债权的发生，比如修建房子就获得了房子的物权；没有获得同意拆除他人的房子，房子的主人就获得了债权。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格权是先天性的，物权债权是后天性的。只要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天然的就有人格权，人格权是人的固有属性。法律意义上的人，只有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才有可能发生物权债权继承权。基于此，民法典的体系编排上，人格权就不应当独立成编，不应当与合同、物权、继承权等并列编排。
没有遵循民事权利自身的逻辑，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似乎是更加突出了人格权的保护与法典编排体系的创新。脱离了法律自身逻辑的创新，不能一概地进行否定，关键要看是否能适应我国的社会实践。比如，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包人与预购商品房的买受人，在两人的权利发生冲突之时，谁的权利优先？按照传统的法律逻辑，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包人对建筑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预购商品房的买受人享有的是合同债权，合同的债权“敌不过”优先受偿权。但我国的法律在这个问题上就有创新，规定预购商品房买受人的权利优先。因此，不能一概地做出判断，认为脱离了法律自身逻辑的创新一定就不好，关键要看能不能适应我国的国情，能不能加强对老百姓权利或/和权益的保护。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否能真正加强人格权的保护？还是不能一概而论，首先要对人格权内容的具体类型进行区分。有些人格权内容属于或偏重于民事法律领域，比如自然人的肖像与隐私，有些人格权内容属于或偏重于行政法或宪法领域，比如言论自由。对于涉及到行政法或宪法领域的人格权内容，不能通过民事法律的手段予以保护；即使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了，属于行政法或宪法领域的人格权，仍然不能通过民事手段予以保护，自然也谈不上进一步加强保护。比如人格权内容中的言论自由，我们不能或绝大多数的情形下不能通过民事法律予以保护，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对个人禁止发言发文的，账号主体通过民事手段基本得不到法律的救济。再如目前的舆论热点新闻，山东的考生被冒名顶替上大学，考生的受教育权受到其他考生的侵害。尽管属于人格权的内容，但受教育权不是民事权益，被冒名的考生就不能通过民法的手段予以救济，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此类被冒名的考生还是不能通过民事法律予以救济。
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尽管是法典编排体系上的创新，但脱离了民事权利自身的逻辑，民法典编排体系的创新缺乏法律自身的理论支持，可以说创新的基础不足。法典编排体系的创新，到底是无实质意义的花样翻新，还是真正的推陈出新，唯有等待未来我国司法实践的结果来评价：人格权独立成编，是否真正加强与促进了我国人格权的保护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