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案件应允许律师介入

近日， 中纪委官方发表言论，虽并未直接提及辩护制度，但言下之意早已明了：中纪委不打算让律师介入监察委员会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在这篇题为《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的文章中，中纪委认为：
“反腐败针对的职务犯罪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国家监察法也区别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不能简单套用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适用国家监察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适用刑事诉讼法。”
意思很明白：监察委办理的案件，只有移送检察机关后才适用刑诉法。
中纪委论证的逻辑让人困惑，其认为反腐败针对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因而不能适用刑诉法。问题在于，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刑事案件包括职务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是刑事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应该适用刑诉法。中纪委在此处硬是生造了一个所谓的“一般的刑事案件”，将职务犯罪案件置于刑诉法控制范围之外，让人脑洞大开。
那么，中纪委华丽逻辑的背后，意在何方？
这一套话语体系，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当前国情密切相关。监察委员会办理的案件，不让律师介入，说白了就是不让律师会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利聘请律师。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中纪委阻止律师会见的理由是：监察委不是一般的侦查机关，监察委留置期间律师不可会见。
监察委不是一般的侦查机关？那么，什么是一般的侦查机关，我们就不细问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所谓的留置措施，其实就是纪检监察部门常用的双规与两指。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调查组有权按照规定程序，采取以下措施调查取证，有关组织和个人必须如实提供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三)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本条第三款便是中共关于“双规”的规定。
至于“两指”，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第二十条则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采取下列措施……（三）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
从双规到留置，缘起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明确监察委员履行三项职责（监督、调查、处置），可以采取十二项措施（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监察体制改革以后，本来属于纪检监察部门的“双规”与“两指”权力摇身一变，成了今天监察委手中的“留置措施”。
“双规”与刑诉法中规定的强制措施之区别在于，前者更为灵活多变。一般而言，刑事强制措施都有明确的法定期限，而“双规”、“两指”的期限却并无明确规定，纪委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自由裁量。
“双规两指”对犯罪分子具有极大的震慑力，但也招致了不少争议。根据法律保留原则，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进行规定。“双规”的法律依据是党的纪律工作条例，并非法律，故无权规定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双规”、“两指”的期限以及执行程序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可能导致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极大侵害，必须警惕。
既然如此，国家监察法来了……
学界认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意义之一在于使纪委办案合法化。未来的国家立法，将赋予监察委员会国家行政监督机关以及刑事侦查机关的地位。届时，纪委通过监察委员会行使留置等权力，将会变得名正言顺，摆脱合法性危机。
问题在于，双规与两指作为纪委的既得权力，是拒绝法律监督的，纪检监察部门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中纪委最近的发文也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纪委通过监察委员会行使的留置权，不受刑诉法的规制，自然也不会赋予律师在案件侦查阶段的会见权。
不允许律师介入监察委办理的案件，理由可以很多：
第一，担心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拒绝配合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严重依赖口供，律师会见可能消除犯罪嫌疑人高度紧张的心理，使侦查技巧失效，无法查清案件事实。
第二，担心律师教唆犯罪嫌疑人虚假陈述增加调查难度，会见后通风报信。职务犯罪通常存在同案人，同案人得知消息后串供、毁灭证据的可能性非常大。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辩护律师构成伪证罪的案例。
第三，担心刑讯逼供等行为因律师介入曝光，为反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点是阴谋论了，但考虑到第一点与第二点对律师的猜测也有点阴谋论的意思。根据平等原则，第三点也就可以成立了。
以上所有的理由，其最终目的无非是提高侦查效率，凸显反腐成就。按照萧功秦先生权威主义的说法，改革的三十年来，共产党用高速的经济发展换来人民对腐败的容忍，腐败问题虽然严重却并未到亡党亡国的程度。然而，近年来，经济增速减缓，国家进入所谓的新常态，经济上的成就再也无法让人忘记腐败之伤、社会不公之痛。此时，如领导人所言之“腐败问题再不解决，将会亡党亡国”成为社会现实，反腐刻不容缓。唯有坚决反腐，方可汇聚人心。
反腐，由此上升到了国家兴衰、政党存亡的高度。在此时代背景下，强大的反腐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应运而生。监察委大权在握，自然不会放权让律师介入，影响其反腐效率。
于是，不让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国家监察委办理的案件，似乎众望所归、合情合理。然而，真的众望所归、合情合理吗？
中纪委此番言论一出，引起法律界的强烈抨击，纷纷感叹“中纪委颠覆了改革后三十年的法学教育”。每一个职业群体都有其价值观，法律界对中纪委的官宣不满早在意料之中。评判法律人的这种价值观是否应为国家立法所接纳，权力属于人民，但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对此价值作一番澄清。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被追诉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权利的范围应扩展至侦查阶段早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条约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我们的做法，因为我国虽然签订了该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却并未批准其实施。不过，签署的本身也意味着一种承诺，而遵守承诺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原则。
若遵守承诺有损国家利益，我们当然可以考虑毁约，毕竟一个国家应首先考虑本国国民的利益。问题在于，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国际社会已经成为惯例，是国际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积极融入这一个体系便无法交流。今日我国国民观察朝鲜，很容易便可理解什么叫“活在自己的世界”。坚持自我当然是主权，但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有更明智的选择。
全球一体化，地球村时代到来，你总要选择一种对话方式，让邻居能够听懂。否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会被嘲笑为野蛮与愚昧。
也许这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但，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改革开放后，西风东渐，法律界早已接受了西方的某些法律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开放，国人在密闭的环境中终于可以开眼看世界，取长补短，以复兴我中华。无罪推定、获得律师帮助，国家是不得不存在的恶……这些思想早已在中国人的脑中——或者至少是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中留下深刻一笔。
当代知识分子向来是对国家暴力心存警惕的，即便是古代提倡忠孝的儒家，亦试图对王道等观念的强化达到制约君王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观念的变化。
观念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此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古代中国是不存在所谓中产阶级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生命都无法保障，更遑论自由与财产独立。自由与财产独立，是西方的传统。然而，这种传统早已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遍地开花。
改革开放以来，国民逐渐变得富裕。经济上的宽裕唤起了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这在中国人食不果腹的年代是无法想象的。共产党，既然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便要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对自由与财产保障”的需求，否则党的先进便无从说起。
这三十多年以来，贫富差距的加大造就了权贵与贫困阶层。与此同时，一个被我们称为“中产阶级”的群体正在生长，虽然缓慢却势不可挡。无论在什么国家，中产阶级都是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财产，需要国家强制力加以保障。同时也因为这个原因，中产阶级没有革命的动力，他们秉持的无非是一种改良主义。
改良主义，反映到法律领域，无非就是财产与人身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过去有罪推定、秘密侦查的做法是坚决不能接受的。考虑到中国历史给人的印象总是当权者巧取豪夺，官方主导的秘密侦查（或者是任何一种形式的限制）使中产阶级陷入一种担忧与不安。因此，中产阶级希望获得律师的帮助，对人身与财产得到保障的渴望超过了他们对犯罪的恐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立法应该回应中产阶级的此种合理需求。在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闭门造车走向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这种对人身与财产得到保障的需求成就了时代的共鸣。
中产阶级在为他们自己争取权利的时候，也在为整个国民争取权利。
面对时代与国民的呼吁，作为执政者的共产党不应漠视。人心所向之时，应懂得如何顺势而为，切莫逆流而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委不可不慎重！监察案件，应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