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新视角 | 正义之下，法律的缺位与道德的上位

一 悲剧
正义如果不能靠道德和信仰得到维护，就需要使用法律。法律要维护正义，就需要对它的规则做出合理的安排。于是出现了恶法非法之说。
如果一种法律最终没有使正义得到维护，那么它就不能成为法律。
法律首先确认了它应该保护的权益，包括生命、健康、财产、自由和尊严。其次它规定了在这些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及加害人应承担的后果。此外，为了保护加害人的这些权益不被侵害，它还规定了处置加害行为的程序。
于是在法治国家里，当苏银霞拖欠吴学占借款不还时，吴学占应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而不是雇佣杜志浩等人员使用非法手段。当苏银霞被拘禁、被侮辱时，警察应该出手阻止以维护其自由权和人格尊严，同时追究杜志浩等人的法律责任。
可惜，吴学占没有依法维权，警察没有履行职责，于是悲剧发生了。苏银霞的自由和尊严、杜志浩的生命、其同伙的健康，还有于欢的自由，都受到非法或合法的损害.
在这个案子里，法律没有使正义得到维护。
二 审判
正当防卫制度，一方面给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的权益提供了保护路径，另一方面又考虑了实施不法侵害者的权益的保障。
所以于欢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杜志浩实施了如此恶劣的行为，于欢却被判了无期，而在于于欢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于法而言应分别看待。
如杜志浩持续侵害苏银霞法益，于欢持刀杀之，则属于正当防卫，则争议在于于欢是否防卫过当，且法院对于防卫过当判决无期徒行是否过重。
如杜志浩已经停止侵害，于欢持刀而杀之，则属于故意犯罪，其辱苏行为，当作为于欢量刑情节考虑。
现判决于欢构成故意杀人罪，且受害人限制人身自由、侮辱苏银霞在先已经作为对于欢从轻处罚的因素，故本案目前只存在正当防卫和故意杀人的法律定性之争，再进行道德批判。
三 警察
媒体报道，“警察仅提醒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了房间。”另据判决中所称，民警“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据此，则警察并非没有作为，充其量是为作为不当。然此时于欢对民警失望，公力缺位，只能自力解决，悲剧由此发生。
去年至正所主办刑民交叉研讨会，对于引起刑民交叉的原因，就总结到公安不作为和乱作为的情形。
公安从不当干预经济纠纷，到不当不干预经济纠纷的行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但凡涉及经济纠纷的，即便另一方的法益受到侵害，如果尚未动手，警方一般不做干预。
2010年，因某超市和供货商产生纠纷，近百供货商将超市工作人员围困，已经涉嫌非法拘禁罪，然而汉中市政府和公安只在门外守候数日，却并未制止。律师介入后，亦被政府和公安送交供货商拘禁。公安只守“不准动手”底线。
此后我到一家施工企业工作，常有劳务承包人雇佣数十民工在企业扰乱经营，限制工作人员自由，甚至实施打砸行为。报案后，公安亦视民工犯罪违法行为而不见，只保证“不准动手”的底线。又有当事人因租赁经营，被出租方雇佣黑恶势力赶出营业场所，强占财产，报警之后，公安以“没动手”为由不予干涉。
当事人问我咋办，我说那就动手。
凡此种种，说明中国公安法律意识浅薄，甚至职业道德败坏。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空喊了几十年。
法律是严谨的体系，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则正义难得保障。
有朋友说：“警察走掉的那一刻，公民就享有了无限防卫权。”只有体会到被公力遗弃的绝望，才会体会到这话的正当性。
四 道德
正义是神圣的，就如同雅典娜女神一样，需要圣斗士保护。正义的斗士，有法律，还有道德。
即便于欢刺杜时并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然而于道德层面，这一刺是应该叫好的。
法律不见得是道德的底线，它除了维护正义，还要维护社会秩序。在正义和秩序冲突时，它首先选择秩序，于此情形，法律和道德是冲突的。又由于道德标准不同，许多道德超越了法律的底线。刺杀城管的夏俊峰和刺杀警察的杨佳，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却赢得一片赞扬。如果于欢没有对杜志浩采取暴力，一定是于道德不容的。
于现有法律框架，于欢如果构成故意伤害罪，杜辱其母的行为仅是量刑情节。人们不会像对于辛普森案那样歌颂司法独立，至少不应该对法官有所责难。然而，人们依然对这样的法律有所不满。显然，于欢的社会危害性甚至不及一个小偷，因为他并没有去主动伤害社会。只是由于母亲受辱，基于人性而刺杜。道德和法律出现对抗，问题就是，法律是否应该服从道德伦理。
显然，法律在设计上是不应该和道德对抗的。因为法律毕竟只是维护正义的工具，而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正义本身。两者虽然都维护了社会秩序，但是在维护正义这一点上，法律是应该服从道德的。
五 其他
道德沦丧，往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法律和道德一致的地方。于欢案代西安地铁案而充斥网络。然而那边道德沦丧的商人和官员，亦不应该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