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代沫构成犯罪尚存疑问

3月18日李代沫被媒体曝出卷入吸毒事件，次日警方公布了其因涉嫌“容留他人吸毒”而被刑事拘留的消息。有媒体称吸毒场所为李代沫的租住房。至此，“吸毒”、“容留他人吸毒”已经成了“李代沫”的伴生词。如果相关媒体报道属实，李代沫构成犯罪吗？
笔者认为，根据刑法规定，吸毒并不构成犯罪，应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或强制戒毒。但判断李代沫的行为是否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则尚存疑问。
“容留他人吸毒”的法律概念最早出现于1990年。上世纪80年代末期，毒品对于我国社会的危害逐步加深，一些酒吧、舞厅、宾馆等娱乐场所，为招揽顾客、谋取利益，默许客人吸毒，甚至提供毒品及吸毒工具，并形成了一整套容留他人吸毒并应付警方检查的模式，导致吸毒人数大幅上升，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为了打击这些近乎“烟馆”的场所，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12月28日公布实施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其中第九条首次明确提出对“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并出售毒品”的行为进行惩治。1997年的《刑法》承继了上述内容并对其予以完善，其第三百五十四条将惩治范围调整为“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为。由此可见，对于容留他人吸毒罪，其立法初衷是带有极强针对性的，其并非针对个人行为。
《刑法》第三百五十四条的内容十分简略，对于场所属性、主体间关系、情节因素等内容均无详细规定，使得“容留”本身都成了需要法官界定的概念。有人将其归结于“立法粗糙”，然而这种给予法官更大自由裁量权的立法方式，显然也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判断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理应结合特定的环境与情形，对于“容留他人吸毒”而言，如果孤立的以次数、人数等指标对社会危害进行量化，与其说是对于法律的细化，不如说是机械化，而法律是要用来指导多变的社会生活的，其显然不能陷入机械化的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从《宪法》的原则性条款来看，关乎人权的刑事法律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如需对其进行解释，则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上述权力依法是不可让渡的，因此对于非上述立法主体所制定的涉及刑事问题的条文，其效力不能达到普适性的“法律”层级，而只能指导其内部工作。
有人认为，从警方公布的情况来看，在李代沫租住房内吸毒的人员有六人，
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第十一条规定，李代沫已构成犯罪。然而从条文层级来看，上述立案追诉标准依法仅属于侦查机关及审查起诉机关的工作标准，而不是法定的针对公民的审判定罪标准。
况且，上述立案追诉标准看似缜密，实际上却忽略了很多现实问题。
首先，是否应考虑所谓的容留者与被容留者的身份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是否也要大义灭亲并报警驱赶？如果这不是免责理由的话，那么任何对于子女在家吸毒而“知情不报”的父母，恐怕都要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了。
另外，所谓容留者本人是否吸毒是否也应作为考虑因素？众所周知的是，众多毒品对人体产生的支配影响是生物性、神经性的，如果所谓的容留者其本人毒瘾发作，客观上是否还有能力顾及其他人的行为？能否认定其具有容留的主观故意？
法律不讲人情，但不能不顾及人性，上述情形并非极端的设想，其在日常生活中大有可能发生，甚至也有可能出现在此次李代沫的事件当中。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正视，需要在法庭上进行评判，而在此之前，显然无法得出有罪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