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德纲到曹云金：师徒模式的前世今生

缘起：师徒反目，祸起萧墙
9月4日，郭德纲晒出德云社的家谱，他曾经的两名徒弟何云伟、曹云金并不在列。郭称这两位徒弟“欺天灭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
9月5日，曹云金发表一篇长微博《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了》予以反击，历数郭种种“见不得光的往事”称郭 “栽赃陷害、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赶尽杀绝，置我们于死地”。
随之后续各道新闻猛料迭出。一场相声界的师徒互撕拉开战幕，一时间引来无数“吃瓜群众”围观，看热闹不嫌事大。
只是，在看热闹之余，想起这源于久远古代的师徒关系、师徒模式、师徒文化引发的恩怨纷争，对照当下的工业文明、互联网时代，其中反差实在强大。在此情势下，源于小农经济时代一对一的师徒文化在现代理念和信息的夹击中，是会焕发新的生命力走得更远，还是已到穷途末路？
学徒源说，传道授业
学徒制曾在中世纪的欧洲流行，当时，师徒利益基本一致，行会组织也有着父权主义的传统。然而工业革命后，受资本主义的冲击，学徒制变形，原本亲密的师徒私人关系变成了有利益冲突的雇佣关系，越来越多的师傅在招收学徒时，只是把他们当成了廉价劳动力。只不过，基于师徒之间传道授业、回馈恩师等特殊性，“师徒关系”的利益纠纷很难量化衡量，比如，我们无法衡量师傅传道受业的经济价值，也无法估算徒弟所挣得的利益中，有多少和师傅的传道授业有关。
说起师徒关系，其实并非相声界独有，还存在于很多手工艺行业和其他演艺行业。在古代大规模普遍性的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在一些需要专门技艺长时间训练、学习的行业，通过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的师徒模式学得一门手艺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只不过随着近现代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纳入官方的教育体系中，以学校为载体，以统一教材为手段，数以万计的学生开始由此学得知识和技能。于是，“师傅”这一源于师徒文化的称谓开始逐渐淡化，而被“老师”所代替。
在近现代的社会洪流中，大多数时候，残存下来的学徒制只是文凭社会失意者“自救”的手段，但凡在标准化的文凭学校里获得一纸证书的人，都不会轻易选择做人家的学徒，更遑论甘心一辈子当徒弟。那些愿意甘心做学徒的，郭看得很清楚：都是些好管的孩子。他们大多是学历低、身处底层之人，当徒弟是他们换取生存资源、向上流动的机会。一旦徒弟成师傅，徒弟这个身份是个障碍了，远走高飞同样是迟早的事。
师徒私授，一脉相承
在传统社会，很多行业的传承，都是靠师徒私授。师徒之间形成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那是因为学艺太难，不得不依附。那个时候，想学一门手艺，获得一种生存的本领，手边没有教科书，也没有图书馆和培训学校，更没有免费的网络资源，只能依赖前辈的经验。前辈或师傅，垄断了整个社会的生存技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入名门、投靠前贤，是很自然的事。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在浓厚的师徒文化中，师父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是高于父亲的，他赋予一个人第二次生命。师徒关系可能是旧社会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一。
那么，在现代社会，一对一的师徒模式就彻底过时了吗？倒也不尽然。在一些未能标准化的行业，在关系密切朝夕相处的学徒制下，跟着师傅日夜浸染熏陶，依然是最好的技能传承模式。
正如有网友所说，现代化大规模的工厂制度，需要标准化的人才，所以催生出标准化的人才培养和流动机制，以及通用的证书和文凭。在这样的社会里，学徒这种古老的人才传承机制被边缘化，只留存于少数的行业。
正是由于某些技艺的特定性以及其必须彰显个人特征才更有魅力，所以时至今日，仍在某些行业存在师徒教育模式。比如，相声、表演、书法、绘画、武术等等。只不过，在这其中，相声这个行业表现的尤为甚之罢了，比如行拜师大礼、修家谱、定家规、清理门户等，这些在传统的师徒文化中正常的现象，在现代文明大潮中则就就显得不那么和谐了。
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这种建立在师徒关系基础上的技艺伦理，事实上被彻底摧毁了。大多数工艺，都有专门的学校来培训，规模化复制经验，不再掺杂老师的个人性格在里面。现代知识民主化之后，前辈或老师傅，不再是信息垄断者，地位自然也就下降了。此时，再叫一声师傅，是出于礼仪习惯，以示尊重。但这尊重，绝不足以构成强制依附的道德筹码。或者说，在现代社会，具有一定强制的人身依附性的师徒关系已经很难形成。如今师生关系的维持，不再诉诸天然的权威，而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
商业运营，师徒错位
郭曹对战中所显示的师傅威权与徒弟抗争，这种以树立道德权威和掌控话语权为主的管理方式，是典型的师徒控制模式。在现代的教育理念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之下，发生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不由让人重新检视传统的师徒关系与现代商业文明之间的冲突。
前不久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琅琊榜》中，悬镜司首尊夏江与其带领的徒弟夏春、夏冬、夏秋，是在封建社会官方体系中不多见的师徒模式的典型代表。但当夏冬发现夏江为人无情不义的一面后开始做出自己的选择时，夏江则欲置其于死地。如果说这样的师徒模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大可理解的话，但在21世纪地球村的互联网时代下，则显然就格格不入。
德云社作为一个相声社团，全称是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其前身为“北京相声大会”。随着郭德纲的明星效应及其所带领团队的不断发展，现在的德云社已经不是一个由一个“班主”带领几个徒儿的草台戏班，而是可以创造巨大商业利润的企业集团。据统计，目前郭德纲旗下有六家公司，德云社驻场演出收入每年大概在千万元左右。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商业帝国中，却没有一点现代公司管理的影子。无论是修家谱，还是立家规，郭德纲诉诸的仍然是一种道德控制。在这个体系中，自己是绝对权威，服从自己的，都是“家人”，而像曹云金这样的则被定义为“叛徒”，不但断绝关系，收回艺名，还要在舆论上进行攻击，让其“不能做人”，难以谋生。当郭德纲反复强调自己权威的时候，恰恰表明他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有网友表示：“江湖与商业的矛盾让德云社成为了一个纠结不清的奇怪的商业主体，如果郭德纲之前能用马云‘十八罗汉’的合伙人制去解决他与徒弟们之间的矛盾，类似曹云金这样的矛盾，应该就可以避免了。”
当然，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林志颖同龄的郭德纲，非常清楚和感受的到其所处的时代。一方面，郭德纲享受于师徒文化带给他的师傅威权；另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大举成立公司，进行商业经营。只不过，郭在进行商业经营的同时，更愿意以师徒模式实现其管理，而不愿接受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束缚。像工业革命中受到资本主义冲击的学徒制一样，当郭德纲想以一纸合约把师徒关系变成现代用工管理中的雇佣关系时，他并没有放弃以亲密关系来使徒弟乖乖听话。
商业文明，师徒尴尬
事实上，曹云金当初拒绝签署的那一张合约，原本是郭德纲打算将家族化管理晋升为企业化管理的开始。彼时，德云社两大主将李菁和何云伟已出走另立门户，退社风波让他预见到了“捧红一个走一个”的尴尬未来，于是他与新老员工重新签了合同，签约期分为5年和10年，由员工自由选择，但是以后徒弟们的演出计划都得由德云社来安排，用郭德纲的话讲，徒弟要“先把工作做好，再出去赚钱”，俨然是一副艺人经纪公司的形象。当时媒体采访郭德纲，他称：“这次100多位演员都顺利签约。其中有八成员工连内容都不看对我特别信任，还有很多人直接选择了10年期，这让我特别感动。”但是，在外人看来，徒弟们连合同都不看就签约的行为其实是在“表忠心”，是“师徒制”的延续。
如今，郭德纲公开重修的《德云社家谱》，以“江湖气”的方式清理门户，给已经出走的何云伟、曹云金冠上了“欺天灭祖，悖逆人伦”的大罪名。既然已经向企业化管理转变，学艺有成后，徒弟是自己公司的雇员，现在又给已经走了的雇员扣上伦理纲常的帽子，这在任何一个实行现代管理制度的企业都是很难见到的。郭德纲想通过现代公司管理制度来解决内部利益分配问题，但现在看仍没有摆脱过去的老一套。
中国从1992年大力推行市场经济以来，公司化运作已成为商业管理的主要模式。就演艺界而言，虽然王宝强被经纪人伤害，但是经纪人制度仍然是一个成熟的方案。郭德纲手下那些活跃的青年，他们是徒弟，也是艺人，更是当下快速接收现代化信息和理念的80后、90后，当他过于强调师徒身份的时候，就忽视了这些人的公司员工身份。
当然，这对郭德纲来说是一个难题：如果采用签约经营的办法，艺人与他在契约的意义上是完全平等的。德云社家谱的发布，显示出郭德纲并不愿意走这样一条路，他想拥有和强化那种对徒弟的控制权。所以，一方面是重义轻利、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师徒关系，另一方面是相互平等、尊重，以利益平衡为核心的公司员工关系。不得不说，郭在其中有混淆，有迷茫，更有纠结，有错乱。
师徒意识，广为留存
不过，引人注意的是，郭曹之争所凸显的师徒模式在现代文明下的尴尬和冲突，其实不仅仅在相声界、演艺界。纵然在现代教育的摇篮高等学府，也是公开的秘密。比如，研究生导师制中就有这种师徒文化的影子。在某些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中，传统的师徒意识还有留存。
去年，人大某新入学的硕士，因为在朋友圈对学界乱发批评，被导师以“告学界朋友与弟子的公开信”的方式，宣布断绝师生关系。此“清理门户”的行为，和郭德纲公开家谱“清理门户”如出一撤，可能会影响学术圈对该新生今后学术研究的评价。
再比如，如今“老板”是比“导师”更频繁使用的称呼，原因在不少导师把名下的学生当成免费劳动力，帮老师跑腿、做课题、甚至去合作企业里面工作，好一点的导师会给学生发点补贴，恶劣点的导师甚至会从学生身上发财。当然，和德云社师徒反目的新闻相比，研究生导师欺压学生受到的关注很小，加之学生给老师打工是短暂的，学习是有年限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忍忍就过去了。
说到这里，笔者又想到了律师界。在律师行业，初入行的新人，跟着老律师学艺，也不啻为一种师徒模式。但是，在传统律师行业（虽然在中国这个“传统”并不久远），作为律师助理跟着师傅学习，每天来办公室早到晚走，打扫卫生，给师傅端茶倒水，甚至协助师傅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无非是想学到更多真才学。但在现代化的律师事务所管理理念中，在公司化的管理模式下，新入职的律师不过是一名员工，无论对于助理还是对于合伙人来说，均无人身依附的狭隘师徒之念。当然，师徒现实依然会存在。不然也就不会存在哪个合伙人更愿意多教谁、哪个助理成长更快的律师职场现实。其中个中玄机，也许只有当事者自己才能深深体味吧！
结语：师徒江湖，恒远不绝
总之，郭曹口水大战，不仅仅是引得一番热闹。法治时代之下，郭说出“欺天灭祖，悖逆人伦”的昏话不过是笑料，但曹云金对郭德纲的长篇控诉，却让人深思师徒文化在当今的价值和走向。另一方面，郭曹互撕也暴露出了一个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演艺公司，在管理上是多么混乱。
不过，有意思的是，郭曹虽然对彼此的愤恨无以复加，但竟然都没有将对方诉诸法律从而维护自身权利的丝毫意思。无论是对于道德谴责还是道德控诉，无不停留在德行的层面。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二人之间的情感无论多么相互愤懑，在民不告官不究的铁则下，法律只好不语。
但是，尽管如此，由郭曹之争引发的师徒恩怨，仍然逃不脱其中的法律规制。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规不该违反国法。撇开曹云金的个人发声不论，郭德纲和其带领的德云社企业集团，在企业运营、管理的过程中，如果不尊重并遵从法律设置的商业运行规则，自然会受到包括法律、道德、舆论等多方面的惩罚。在这其中，如果传统的师徒模式依然凌驾于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规范之上，这种纷争就依然会不断重演。
“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相声界更是一个扑所迷离的江湖。从郭德纲到曹云金，得以让公众顿然看清师徒模式在相声界的前世今生。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这一带有浓重江湖意味的大佬教诲，似乎隐含着善恶循环的古朴哲理，在现代文明的商业规则面前，似乎也并不过时。从这个角度，检讨和展望一下师徒模式在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面前恰当的位置，也许可以让所有的现代人、商业人、手艺人的职业化道路走得更远、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