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详情
陈某是某韩公司的前员工,从事现场咨询、导购及客户发展和维护工作。陈某于2015年10月入职某韩公司的关联企业,2016年1月签署了包含保密条款的《劳动合同》。2024年6月30日,某韩公司与陈某签订《劳动合同》《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内部员工工作机使用协议》,明确约定客户资料属于商业秘密、员工不得披露或使用,并为其配备工作手机及专用微信号,禁止将客户资料擅自存储于私人手机或私人微信。然而在职期间,陈某却用私人手机添加了杨某、程某娜、杜某兰、林某英等多名客户的微信。2025年2月10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陈某出具《承诺书》并交还了工作手机及账号密码。随后,陈某入职了与原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某美尔公司,并用之前私自添加的客户微信联系老客户,成功劝说林某英等人到新店消费。被“挖墙脚”的某韩公司遂将陈某诉至法院,主张其违反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义务,构成商业秘密侵权,请求判令立即停止侵权、支付违反保守商业秘密违约金10万元及引诱客户违约金2000元、赔偿维权合理开支1.8万元,合计约12万元。
陈某则辩称,客户享有自主消费选择权,微信联系方式并非商业秘密,且其添加客户微信的行为发生在《内部员工工作机使用协议》签订之前,当时并不负有保密义务,请求驳回全部诉请。
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未支持原告某韩公司的诉讼请求,某韩公司因不服一审判决,主张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陈某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提起上诉。福州知识产权法庭经审理认为,某韩公司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陈某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遂判令陈某赔偿某韩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2万元,驳回某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某韩公司主张保护的客户名单除了注明该客户的姓名、手机号码等基本信息,还备注了客户等级、消费能力、消费习惯以及具体项目等详尽、有一定深度的内容,是一般人接触不到的隐秘信息,而且为某韩公司带来了较大的市场竞争优势。某韩公司通过配备工作手机的方式来保护客户名单不外传,并且在与陈某签订的各项合同中,也明确提出“在工作中发生的任何客户信息均以工作手机为主,禁止将客户资料信息以任何形式擅自存储于私人手机或私人微信中”的要求。因此法院认为,储存在该工作手机微信上的客户名单与相对应的消费信息皆构成商业秘密。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该员工所在单位进行交易,该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该员工所在的新单位进行交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但由于陈某与这些客户产生接触的契机是在某韩公司的业务之中,也没有有力的证据能表明客户的消费是基于对陈某的信赖,因此陈某的行为违反了保密义务,属于不正当地获取并使用某韩公司的商业秘密,直接攫取了本属于某韩公司的交易机会,造成其营业额损失,构成商业秘密侵权。
至于陈某应当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法院依法综合考虑涉案商业秘密的数量及价值、保密措施的强度、侵权人的具体侵权行为、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陈某赔偿某韩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2万元。

谈到商业秘密,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技术方案、工艺配方等“技术信息”,容易忽略客户名单、报价策略、供货渠道等“经营信息”。事实上,法律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并不以技术门槛为前提。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换言之,一份信息能否受到保护,不看它“高不高端”,而看其是否同时具备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三项法定要件。
就本案而言,要注意的是,客户名单指的不单是客户的名称、联系方式这些相对“浅层”的信息,而是包含客户的交易意向、消费习惯、支付能力等这些相对“深层”的信息。本案中,美容客户的通过与该员工日常互动,累积了大量对美容的需求、美容产品的选择消费习惯、心理价位这些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的信息,而微信是一个私密环境下的聊天工具,这些信息就储存在个人的微信账号内,也不对外公开。所以,这些信息属于非公知的信息。公司与员工签订了保密协议,并对承载客户信息的工作手机等采取管理措施,已就防止信息外泄作出相应安排。该名单系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积累、整理的客户资源,能够为其带来交易机会与竞争优势,具有现实的商业价值。
还须指出,保密协议在本案中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权利人已采取保密措施的证明,也是员工负担保密义务的依据。陈某在订立在先保密协议的情况下仍违反约定,造成侵害商业秘密的法律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的意义在于:利用信息差形成竞争优势,本属市场经营的常态,但信息的获取与使用须以不侵犯他人权利边界为前提。经营者在利用他人经营信息时,应当审视其来源是否正当、是否可能落入他人商业秘密的范围;对自身积累的客户资料、交易数据等经营信息,亦应通过约定保密义务、限定接触权限、规范载体管理等方式,采取与其价值相适应的保密措施。
专家点评

李艳华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院讲师
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杭州)研究员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离职员工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一、二审判决结果迥异,使其成为观察客户信息类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尺度的绝佳样本。二审法院的改判,对于厘清“客户名单能否构成商业秘密”“员工离职后能带走什么”等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具有重要指引意义。
其一,客户信息构成商业秘密,关键在于“三性”齐备,而非“有名即可”。《反不正当竞争法》要求商业秘密同时具备秘密性、价值性与保密性。本案中,涉案客户信息除姓名、电话等基本联络方式外,还记载了客户等级、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及具体美容项目,系经营者长期积累、通过公开渠道难以获取的深度经营信息,能为某韩公司带来竞争优势,秘密性与价值性自不待言。可见,法律保护的并非“微信好友”或客户关系本身,而是经营者为赢得交易机会所付出的劳动成果。
其二,保密措施的“具体化、可识别”是权利获得保护的前提。商业秘密不同于专利,其保护有赖于权利人自身的管理行为。本案中,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保密与竞业禁止协议、工作手机使用协议等一系列书面文件,明确“客户信息以工作手机为准、禁止存入私人微信”,并在离职时交还手机、账号密码、出具承诺书,形成管理闭环,因而被认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这给各类经营主体的启示是:主张商业秘密保护,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而须将保密要求落实到制度与凭证之中。
其三,抗辩审查与责任认定体现了利益平衡。被告主张客户系基于对其个人的信赖而自愿选择交易,却未能举证,“个人信赖抗辩”因而不成立。赔偿额综合涉案秘密的数量价值、保密措施强度、侵权情节与主观过错,酌定为2万元。这一裁判既遏制了“跳槽即带走客户”的不当行为,也为人才的合理流动预留了空间,在保护经营利益与维护公平竞争之间取得了较好平衡。

往期 · 推荐
文:知产庭 黄艳 唐朝玺(华政实习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