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官的非正常死亡：杀人偿命

2003年3月7日，27岁的黄冈青年孙志刚走在广州的街头，因未携带证件被民警视作“三无人员”，遣送至天河区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后因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向世人揭示了在国家公权力面前，公民生命与自由的脆弱。人民对国家机关的警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时隔14年，一名法官非正常死亡，同样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关注。与孙志刚不同的是，他所代表的，是曾为我们警惕的国家公权力。导致他死亡的，是一个简单的案件：
1994年，傅明生还是陆川县人民法院沙坡法庭的副庭长，某天他接到一个案子：陈某的丈夫龙建才经常打骂陈某，导致其喝农药轻生但被邻居劝止。后陈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
诉讼期间，龙某先后两次采取蛮横手段限制陈某人身自由。法庭经多次调解无效后，一审判决龙建才与陈某离婚。后龙建才不服提起上诉被中院驳回，此事暂告一段落。
只是暂告一段落而已。2017年1月26日，当年案件的审判长傅明生已经退休。下午一点左右，他在住所被歹徒杀害。
凶手正是当年离婚案的龙建才，离婚案后他一直对傅明生怀恨在心，故而产生报复的念头。
从孙志刚之死到傅明生突亡，与其说是山水有相逢，不如叹日：冤冤相报何时了？
所谓“山水有相逢”之说，意指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受到官府不当对待的“孙志刚”们，揭竿而起，砍杀贪官，大快人心。在他们眼里，凡是官家出了事，一定有错在先，反官方是天然的正义。傅明生死后，持该立场的并不在少数。
问题在于，傅法官官逼民反了吗？如果一个判决公正的标准在于能否让双方当事人都心悦诚服，那司法的独立性何在？对簿公堂，常常是一种零和博弈，当事人一方所得常常就是另一方所失，如何能够皆大欢喜？无奈之下，法官只能诉诸法律。
司法理应公正，而公正的前提在于独立。独立，使得法官可以排除外界干扰，诉诸良心。法官的良心，当然有被污染的可能，但唯有独立，方可使其最大程度保持平静。法者，平之如水。
司法独立，其义之一为法院独立于行政机关。唯有如此，方可使法官不事权贵，“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其二为财政独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有先保证了肚皮子，方能让法官“不为五斗米折腰”。其三为信仰独立，法官的信仰只为法律，而非道德与伦理，更非个人一己之私。即便是最极端的自然法学者，也承认法律应为法官首要的信仰。
傅法官死后，陆川法院发布《关于陆川法院退休干部傅明生遭报复杀害的情况通报》，明言：“傅明生同志参加法院工作35年，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法官…..”。官方通报当然有假，但死者为大。那些对傅法官之死的无端猜测，是不是犯了中国人的传统忌讳？
刑辩律师，作为公检法机关的挑错机制而存在，自然对法官违法更加敏感。但即便如此，并不成为我们猜测法官之死的正当理由。保持质疑是应该的，这是刑辩律师执业的基础。但是无任何依据的猜测与质疑，只会扭曲刑辩律师的职业价值。
更何况，我们平日里信誓旦旦的无罪推定，为何一到了公职人员就不再适用？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政治家有政治家考虑问题的角度，政治家的立场是其立身之本。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是非好像不重要，民心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批判一位死去的法官可以赚取民心，增加政治资本，政治家也许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节操……
可法律人不是政治家，他判断是非的唯一依据应该是法律。当一个法律人的正义不再由法律决定，只有一个原因，便是如凯尔森所言，“这个国家发生了革命”。但显然我们生于和平年代，法律被认为是正义的守护者。
法律对事而不对人，不因被告是平民才坚持无罪推定，也不因被告是高官而放弃无罪推定。当我们号称自己是一名法律人时，就不要做卑鄙政客误导民意的下流勾当。名副其实，是法律人的尊严。言行不一者，必为众人所弃。
傅法官已为亡灵，愿他在天国安息。从青年孙志刚之死到一名法官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发现需要警惕的不仅是官家，还有冲动拔刀的暴民。用“暴民”这个词四叔公是忍不住了，本来我不该有罪推定，也许人家真有天大的冤屈被逼上梁山……可是不管如何，在一个法治的时代，私力救济被禁止。尤其是夺人性命这种大事，更要经过合法程序。
所以就愤怒一次吧：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如果死刑已不合当代之时尚，至少剥夺其自由。唯有依法惩治暴民，才能抚慰法治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