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对普通员工的推定明知标准不应过严

“公司每个月处理那么多违规投诉，你怎么会不知道公司是做什么的？“
当公诉人在法庭上问出这个问题时，坐在辩护人席上的我就已经知道，被告人提出的“不知情”抗辩不会被采纳。
这是一宗“公司出事，全员被捕”的犯罪案件，近年来相当常见。这家主营社交平台App的公司被指控为诈骗团伙提供技术支持——具体为App中的某一个功能被犯罪分子用于犯罪活动，而司法机关认为研发、运营该App的公司与诈骗团伙勾结，致使公司连带涉案，上至总经理下至普通员工均遭逮捕及起诉。
庭审中一名员工表示，自己只负责公司App运营，对App是否被用于犯罪并不知情：“我只是一名做技术的普通员工，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也不知道App的整体情况。”
我想到一位前辈曾对我说过：“刑事诉讼最复杂的莫过于推论主观，最简单的也莫过于推论主观。复杂在于人心隔肚皮，一个人心里想什么，有没有想要做某件事情，你就算把他的心掏出来，也未必能查明，简单在于只要你认为他有做某件事情的动机，那么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将是他主观的佐证。”
1.近年，“平台经济”被多次提及，中央明确指出，平台经济要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就业和科技创新的新动力。政策推动下，许多互联网平台乘东风迅猛发展，各种小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也在利好政策中得到发展，渐显规模。
然而，资本市场天然具有逐利性，加之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以至于近年来平台涉罪案件屡屡爆发。以2023年为例，我在全国范围内经办的平台犯罪案件至少有五起，这些案件具有以下共同点：
第一，嫌疑人年龄普遍较低，25-35岁年龄段居多。涉案人员（包括公司老板、股东）鲜少大于35岁，员工也大多刚大学毕业，工作年限较短，即便是部长级、经理级员工，从业年限也大多不足五年。
第二，嫌疑人都就职于同一家公司，一般分为实际控制人、经理、主管、组长、普通职员等，因公司业务相互之间产生紧密联系，并基于核心业务、产品的模式、种类进行分工协作。
第三，被指控罪名都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密切相关，这便是我们常说的“营业犯”，其犯罪行为出自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且社会危害性均由经营活动整体或其中某一环节造成。如平台因设置概率性玩法，符合“赌博闭环”后，被指控开设赌场罪；比如平台的个别功能被认为为电诈团伙提供了帮助，被指控诈骗罪等等。
有些信息网络公司的负责人、网络平台的经营者打着开发、运营网络产品，提供网络服务的幌子，与犯罪分子共谋实施网络犯罪，甚至其本身便是网络犯罪的主要实施者。
由于信息网络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的特性，相关案件往往涉及众多被害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权益，以至于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容易抱持对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立场和态度。
2.然而，针对涉及信息网络犯罪的打击容易引发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对于涉案企业中普通员工的处理。
当下司法实践对于普通员工是否构成故意犯罪的常见认定方法，是通过基层员工业务操作中的不规范或其他不合理情形，推定基层员工对公司业务违法性的明知，认定员工成立共同犯罪，其本质是将普通员工与企业的“犯意”进行绑定。
理论上讲，这种做法颇具合理性——明知道公司、他人在实施网络犯罪，不仅不告发，甚至通过日常工作为其提供便利，变相促成了犯罪行为的实施，应当认定构成共同犯罪。
比如，设计师设计海报是业务行为，但若明知公司要求设计的海报包含色情淫秽内容仍然为其设计，那么即使“设计行为”是中性的，设计师仍可能构成犯罪。
比如，程序员搭设App是业务行为，但若明知道他人要求搭设的App具有网络赌博功能功能，仍接受安排实施搭设，那么即使“软件开发”“代码编写”行为是中性的，程序员仍可能构成犯罪。
同样的道理在传统犯罪中也曾出现。比如，你是一名小旅馆的前台、财务人员，接待客人、整理营收是正常业务行为。但如果你明知旅馆内有组织卖淫活动，仍然接待嫖娼人员，甚至直接收取、整理嫖资，那么便可能构成犯罪。
3.然而，细想之后不难发现，通过“发掘员工对公司涉罪行为的主观认知”来构建员工与公司存在“犯意联络”，认定构成“共同犯罪”的做法看似合理，然而最突出的矛盾也正是“发掘员工对涉罪行为的主观认知”这一点，因为其发觉路径往往是基于员工日常工作中的“不正常情形”和“不合理操作”——尤其在某些新兴的行业领域。
这种矛盾与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四点：
首先，员工处于知情权和决策权的末端。企业内部必然存在层级划分，处于基层的普通员工并不必然知晓管理层的业务安排、决策及目的，这也必然导致员工对于所谓“不合理情形”的感知能力相对较低，这种情况下，以“感知不合理情形”来推断员工是否具有犯罪合意是极不合理的。
其次，员工并不了解非本职工作。互联网企业乃至任何一家初具规模的企业都存在分工协作，这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的特性。以语聊平台为例，渠道工作人员与技术工作人员虽然在业务上有协同和联动，但对不相邻甚至相邻工作岗位的职责、原理未必知晓，技术工作人员对渠道工作人员的行事准则、工作惯例也未必了解，如果仅以公司业务中个别“不合理”情形直接进行明知推定，实在有失偏颇。
此外，许多工作岗位，在校学习的专业和入职后的职业具有较大区别。以律师为例，法学专业学习更多关于法学理论和法律规定，对律师实务里细致问题鲜有涉及，许多大学毕业生离开校园后会发现，所学的不足以应对工作遇到的问题。对于其他行业职业也是，普通员工，尤其是刚离开大学的年轻员工，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专业化教育，也不必然能够洞察或业务工作中的不合理情形。
最后，严峻的就业现状使得员工告发“不合理情形”“轻微违规行为”的期待可能性降低。司法审判必须考虑到普通员工对于“不合理情形”“轻微违规行为”乃至“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程度，尤其在就业环境日益严峻的当下。
也正是这些个“不合理”，使得司法机关对员工的犯罪指控和审判易遭受质疑：对基层员工“推定明知”的标准是否过于严苛？司法机关是否存在预设立场的倾向？公诉和审判是否忽视了基层员工的现实困境？
4.现行法律对不少罪名作出了关于“推定明知”的规定，这些罪名不乏经济犯罪和信息网络犯罪。
譬如，201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罗列了七种推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犯罪的情形，其中常见的情形包括“交易价格或者方式明显异常的”“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频繁采用隐蔽上网、加密通信、销毁数据等措施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提供技术支持、帮助的”等。
但这种标准在实践中也易受诟病。譬如将“价格交易或者方式明显异常”作为“推定明知”的情形，但对何为“价格明显异常”，何为“交易方式明显异常”却没有明晰的界限。
价格高于或低于往常的多少是价格明显异常？使用“对私”转账、现金支付，或者用虚拟货币支付又是否属于交易方式异常？
控罪标准不确定，在商事活动多样化的今日，成了许多企业主、员工涉罪的隐形炸弹。
再比如，规定“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帮助的”“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管或者规避调查的”，但是，对于“专门用于违法犯罪”应如何认定却也鲜有官方观点。
使用未经实名认证的账号，或使用与真实身份不符的用户信息，是否属于“使用虚假身份”也都存在争议。这种情况下，企业尚且未能完全分清犯罪与否的边界，刚离开大学校园的年轻职员们又如何分辨和规避呢？
5.刑法第一条阐述了立法的宗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要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就应当在司法实践中综合现实的考量，注重不同行为主体对于犯罪行为的认识，从而更加准确、科学地提出追诉及作出刑罚。
现实中，许多企业普通员工因公司的业务行为被卷入犯罪指控之中，或是因为“没有在发现可能存在违法情形后及时离职”，或是因为“没有向上级部门提出异议“”没有向司法机关告发”导致最终被定罪，这种对案件粗糙定性的做法，与连坐有何异？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实现这个目标光靠严刑峻法还不够，最关键的是两点，一是在刑事诉讼侦查、公诉、审判每个阶段都要实事求是，不为从重从快就一股脑将涉案公司的所有人员草率逮捕、起诉；二是要端正司法观念，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基于事实与证据，主客观相统一，判断相关主体是否具有实施犯罪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是否确有追诉、予以刑罚处罚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