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5年4月，中国女装第一股“歌力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至今，其初创时的自有品牌“歌力思ELLASSAY”仍然是营收主力，2019年单个品牌收入高达10.48亿元。
然而，风光的背后，也有一把辛酸泪。
2013年，两级法院曾判决认为歌力思公司侵权，禁止歌力思公司继续使用“歌力思”商标，直到201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提审此案，改判歌力思公司不构成商标侵权，才有了中国女装第一股的今天。
歌力思公司为什么会遭遇商标侵权诉讼？最高法院的再审意味着什么？歌力思公司又是怎样成功收复了“歌力思”品牌的？
【歌力思被诉案：最高人民法院第82号指导案例】
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歌力思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8日，其关联公司最早于1996年就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名称使用。1999年，歌力思公司在第25类服装等商品上获得了“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
起诉歌力思公司商标侵权的是一个名叫王碎永的自然人，他在第18类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了两枚“歌力思”商标。2012年3月，王碎永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歌力思公司在手提包上使用“歌力思”商标，侵害了王碎永享有的商标权，请求法院判决歌力思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王碎永人民币600万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歌力思公司侵犯王碎永的商标权，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王碎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0万元；并在《中国企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王碎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取得商标权，并据以主张他人侵权，构成权利滥用，改判歌力思公司不构成商标侵权，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全部诉讼请求。
【歌力思主诉案】
2012年8月，歌力思公司对王碎永提起了不正当竞争纠纷，主张王碎永使用“歌力思”商标及字号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深圳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最高院再审均支持了歌力思公司的主张，判决要求王碎永停止使用“歌力思”商标及字号，并赔偿歌力思公司经济损失。
歌力思公司为什么会遭遇商标侵权诉讼？最高法院的再审意味着什么？歌力思公司又是怎样成功收复了“歌力思”品牌的？听听植德的律师是怎么认为的。
一、商标布局不周，歌力思公司遭遇商标侵权诉讼
按照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商标共被分为45个大类，500多个小类，商标局在商标注册时会参考上述分类，一般来说不属于同一大类的，不会被认为是近似商品，容易获得注册。
以本案为例，虽然服装和手提包经常被放在一起售卖，包括歌力思公司在内的许多服装公司也会同时生产、销售服装和箱包，但按照商标分类表，它们却分别属于第25类和第18类，因而能够分别获得注册。
在商标分类表中，这样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说：啤酒和白酒分别属于第32类和第33类；热水器、冰箱属于第11类，而洗衣机却属于第7类；小麦、玉米属于第31类，而面粉、玉米粉却属于第30类等等。
申请注册商标时需要根据商标分类表的分类，在不同的类别上分别注册商标，全面覆盖所有产品和服务，否则就很有可能被有心之人趁虚而入。
本案中，歌力思公司最早只在第25类服装等商品上注册了“歌力思”商标，而没有在与其类似的第18类箱包等商品上注册，才给了王碎永可乘之机，留下了巨大的商业隐患。
事实上，商标申请与布局是创设品牌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仅仅是在主营商品上注册一枚商标是远远不够的，品牌从创设之初就应当寻求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尽早规划商标布局，确立核心商标圈层、近似商标圈层和防御商标圈层，全面预防类似王碎永这样的商标碰瓷行为。
二、民事诉讼推动行政程序，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意义重大
王碎永诉歌力思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82号指导案例，在裁判要点中，最高院明确指出：“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该裁判要点实质上直接否定了涉案商标的禁用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告商标无效的作用，直接推动了后续商标行政程序。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王碎永系恶意抢注他人商标，之后涉案的王碎永商标很快就被宣告无效了，而通常这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商标行政程序才能实现。
在我国，商标行政程序和商标民事侵权诉讼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程序。商标行政程序环节繁多、循环往复、耗时漫长。
以他人恶意抢注商标为例，商标行政程序需要利害关系人向原商评委提起商标无效申请，原商评委作出行政决定后，一般还需要经历北知、北高两级法院的行政诉讼，如果法院认为行政决定错误的，原商评委还需要重新作出决定。
而民事商标侵权诉讼两审终审，相对而言耗时较短，并且法院对于恶意抢注的认定，能够高效推进后续的商标行政程序。
本案再审判决作出后，原商评委迅速对王碎永持有的涉案“歌力思”商标作出了无效宣告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据该再审民事判决书及其他证据，维持了原商评委的无效决定，目前王碎永持有的涉案商标已无效。
根据现行的制度，商标行政案件始终无法与商标侵权案件合并审理，使得同一个商标纠纷，必须要通过两套法律程序才能够彻底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造成了司法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本案再审判决在实质上能够起到商标行政程序的作用，能够在现行制度下最大化保护当事人权益。更重要的是，该判决给在先权利人指了一条明路：如果品牌不幸落入他人之手，商标行政程序不再是唯一选择，民事侵权诉讼亦是有效且高效的路径。
不过，歌力思公司并非主动提起本案诉讼，而是作为被告被动地参与到本案诉讼中来的。实践中，并非所有想要收复品牌的企业都恰好能够遇到诉讼，如何掌握主动权，要求法院认定他人恶意抢注呢？歌力思公司的以下做法值得学习。
三、歌力思公司主动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把握品牌收复主动权
2012年8月，王碎永对歌力思公司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后5个月，歌力思公司就发起了有力的反击，主动对王碎永提起了不正当竞争之诉，主张王碎永的恶意注册及使用“歌力思”商标的行为侵害了“歌力思”知名字号权益。
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均认定，“歌力思”是汉语臆造词，经歌力思公司广泛使用而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巧合而出现雷同的可能性很小。王碎永具有攀附歌力思公司的意图，并且容易造成相关消费者的混淆、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王碎永停止使用“歌力思”商标及字号，并赔偿歌力思公司经济损失18万元。
可见，即使王碎永没有指控歌力思公司商标侵权，歌力思公司也能够主动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达到相同的法律效果。
主动提起诉讼还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选择的权利基础多样，不仅可以是企业字号，还可以是姓名权、肖像权、著作权、商品名称等在先权利；并且不受行政程序中要求的抢注商标注册不满5年的限制；甚至还可以灵活选用财产保全、行为禁令等诉讼强制措施。好处多多。
由于前期布局不完整，许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会面临与歌力思公司类似的情形，如何多快好省地打好品牌收复战，不让恶意抢注成为企业发展壮大乃至上市的拦路虎，歌力思公司给出了优秀的示范。
通过歌力思商标案固定下来的指导案例，是企业维权道路上的明灯，从战略层面上指引我们，如果常规的商标行政程序未奏效，不妨尝试主动型民事侵权诉讼，辅助以商标无效或撤三等手段，全面取得品牌收复战的胜利！
2015年4月，中国女装第一股“歌力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至今，其初创时的自有品牌“歌力思ELLASSAY”仍然是营收主力，2019年单个品牌收入高达10.48亿元。
然而，风光的背后，也有一把辛酸泪。
2013年，两级法院曾判决认为歌力思公司侵权，禁止歌力思公司继续使用“歌力思”商标，直到201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提审此案，改判歌力思公司不构成商标侵权，才有了中国女装第一股的今天。
歌力思公司为什么会遭遇商标侵权诉讼？最高法院的再审意味着什么？歌力思公司又是怎样成功收复了“歌力思”品牌的？
【歌力思被诉案：最高人民法院第82号指导案例】
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歌力思公司”）成立于1999年6月8日，其关联公司最早于1996年就将“歌力思”作为企业名称使用。1999年，歌力思公司在第25类服装等商品上获得了“歌力思”注册商标专用权。
起诉歌力思公司商标侵权的是一个名叫王碎永的自然人，他在第18类手提包、钱包等商品上申请了两枚“歌力思”商标。2012年3月，王碎永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歌力思公司在手提包上使用“歌力思”商标，侵害了王碎永享有的商标权，请求法院判决歌力思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王碎永人民币600万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歌力思公司侵犯王碎永的商标权，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王碎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10万元；并在《中国企业报》刊登声明消除影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王碎永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取得商标权，并据以主张他人侵权，构成权利滥用，改判歌力思公司不构成商标侵权，撤销一审、二审判决，驳回王碎永全部诉讼请求。
【歌力思主诉案】
2012年8月，歌力思公司对王碎永提起了不正当竞争纠纷，主张王碎永使用“歌力思”商标及字号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深圳中院一审、广东高院二审、最高院再审均支持了歌力思公司的主张，判决要求王碎永停止使用“歌力思”商标及字号，并赔偿歌力思公司经济损失。
歌力思公司为什么会遭遇商标侵权诉讼？最高法院的再审意味着什么？歌力思公司又是怎样成功收复了“歌力思”品牌的？听听植德的律师是怎么认为的。
一、商标布局不周，歌力思公司遭遇商标侵权诉讼
按照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商标共被分为45个大类，500多个小类，商标局在商标注册时会参考上述分类，一般来说不属于同一大类的，不会被认为是近似商品，容易获得注册。
以本案为例，虽然服装和手提包经常被放在一起售卖，包括歌力思公司在内的许多服装公司也会同时生产、销售服装和箱包，但按照商标分类表，它们却分别属于第25类和第18类，因而能够分别获得注册。
在商标分类表中，这样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说：啤酒和白酒分别属于第32类和第33类；热水器、冰箱属于第11类，而洗衣机却属于第7类；小麦、玉米属于第31类，而面粉、玉米粉却属于第30类等等。
申请注册商标时需要根据商标分类表的分类，在不同的类别上分别注册商标，全面覆盖所有产品和服务，否则就很有可能被有心之人趁虚而入。
本案中，歌力思公司最早只在第25类服装等商品上注册了“歌力思”商标，而没有在与其类似的第18类箱包等商品上注册，才给了王碎永可乘之机，留下了巨大的商业隐患。
事实上，商标申请与布局是创设品牌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仅仅是在主营商品上注册一枚商标是远远不够的，品牌从创设之初就应当寻求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帮助，尽早规划商标布局，确立核心商标圈层、近似商标圈层和防御商标圈层，全面预防类似王碎永这样的商标碰瓷行为。
二、民事诉讼推动行政程序，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意义重大
王碎永诉歌力思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82号指导案例，在裁判要点中，最高院明确指出：“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恶意取得、行使商标权并主张他人侵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构成权利滥用为由，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该裁判要点实质上直接否定了涉案商标的禁用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告商标无效的作用，直接推动了后续商标行政程序。
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王碎永系恶意抢注他人商标，之后涉案的王碎永商标很快就被宣告无效了，而通常这都需要经过漫长的商标行政程序才能实现。
在我国，商标行政程序和商标民事侵权诉讼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程序。商标行政程序环节繁多、循环往复、耗时漫长。
以他人恶意抢注商标为例，商标行政程序需要利害关系人向原商评委提起商标无效申请，原商评委作出行政决定后，一般还需要经历北知、北高两级法院的行政诉讼，如果法院认为行政决定错误的，原商评委还需要重新作出决定。
而民事商标侵权诉讼两审终审，相对而言耗时较短，并且法院对于恶意抢注的认定，能够高效推进后续的商标行政程序。
本案再审判决作出后，原商评委迅速对王碎永持有的涉案“歌力思”商标作出了无效宣告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依据该再审民事判决书及其他证据，维持了原商评委的无效决定，目前王碎永持有的涉案商标已无效。
根据现行的制度，商标行政案件始终无法与商标侵权案件合并审理，使得同一个商标纠纷，必须要通过两套法律程序才能够彻底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造成了司法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本案再审判决在实质上能够起到商标行政程序的作用，能够在现行制度下最大化保护当事人权益。更重要的是，该判决给在先权利人指了一条明路：如果品牌不幸落入他人之手，商标行政程序不再是唯一选择，民事侵权诉讼亦是有效且高效的路径。
不过，歌力思公司并非主动提起本案诉讼，而是作为被告被动地参与到本案诉讼中来的。实践中，并非所有想要收复品牌的企业都恰好能够遇到诉讼，如何掌握主动权，要求法院认定他人恶意抢注呢？歌力思公司的以下做法值得学习。
三、歌力思公司主动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把握品牌收复主动权
2012年8月，王碎永对歌力思公司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后5个月，歌力思公司就发起了有力的反击，主动对王碎永提起了不正当竞争之诉，主张王碎永的恶意注册及使用“歌力思”商标的行为侵害了“歌力思”知名字号权益。
一审、二审和再审法院均认定，“歌力思”是汉语臆造词，经歌力思公司广泛使用而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巧合而出现雷同的可能性很小。王碎永具有攀附歌力思公司的意图，并且容易造成相关消费者的混淆、误认，构成不正当竞争。判决王碎永停止使用“歌力思”商标及字号，并赔偿歌力思公司经济损失18万元。
可见，即使王碎永没有指控歌力思公司商标侵权，歌力思公司也能够主动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达到相同的法律效果。
主动提起诉讼还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选择的权利基础多样，不仅可以是企业字号，还可以是姓名权、肖像权、著作权、商品名称等在先权利；并且不受行政程序中要求的抢注商标注册不满5年的限制；甚至还可以灵活选用财产保全、行为禁令等诉讼强制措施。好处多多。
由于前期布局不完整，许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都会面临与歌力思公司类似的情形，如何多快好省地打好品牌收复战，不让恶意抢注成为企业发展壮大乃至上市的拦路虎，歌力思公司给出了优秀的示范。
通过歌力思商标案固定下来的指导案例，是企业维权道路上的明灯，从战略层面上指引我们，如果常规的商标行政程序未奏效，不妨尝试主动型民事侵权诉讼，辅助以商标无效或撤三等手段，全面取得品牌收复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