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隐私政策，有没有用？——来自实验的证据

隐私政策，可以算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之一：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但却很少细睹其”芳容“。根据McDonald和Cranor 2016年的估计：按照平均的阅读速度，如果一个美国人要把他/她一年中遇到的所有隐私政策读完，他/她平均得花掉244个小时。随着技术的进步、相关研究的进展以及法律和监管条例的加增，隐私政策还在无止境地变长、变复杂。因此，大部分时候，大家的态度都可以概括成”冷漠三连“：太长不看、一拉到底、一路走好。

图1 隐私警示标志（文中实例）。
有关这一措施的详细分析，可见Ayres和Schwartz 2014年的研究
面对这一问题，业界、学者和政府想了不少办法。最核心的措施，是把隐私政策搞得更用户友好：更短、更清楚、更简单。还有的学者则主张用更醒目的标示——比如大大的警告标语——来引导消费者阅读政策。那么，这些做法真的有效吗？一方面，是不是实施了这些要点，消费者对隐私的关注就会相应上升？另一方面，是不是实施了这些要点，消费者就会在披露信息的时候更加谨慎？Chilton和Ben-Shahar 2016年发表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表1 研究涉及的部分问题，涉及相当程度的个人隐私
实验设计[1]如下：两位研究者通过市场调查公司抽取了767名参与者。研究者声称：为了预防某在线约会平台中可能出现的性侵问题，他们需要调查参与者的性经历。同时，他们还会收集一些个人身份信息。调查中的部分问题请见表1，深度涉及隐私。实验中，参与者对每一个问题，都可以选择是否回答。当然，研究者真正在意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随机把参与者分成几组，每组都用不同的方式告知隐私政策，参与者在实验中的表现会有什么差别？

表2 文章设置的隐私声明的要点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FTC）颁布的《公平信息实践准则》，简化隐私政策的“最优实践”，主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标题清晰、信息分类、字体合宜、表述简明、以例子代抽象描述、列出利益相关方名字，等等。这六点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三个模块：第一点和第二点，侧重信息组织方面的简化；第三点和第四点，侧重信息展示方面的简化；第五点和第六点，侧重信息完整性的要求。文章据此设置了一份符合FTC要求的隐私声明，要点见表2。

图2 六个组别的参与者阅读隐私政策的时间，单位秒。
其中，黑点是均值，蓝色十字是中位数。黑色线段是结果的90%置信区间，下同
实验中设置了六个组别，看到的隐私政策各自不同：第一组，六点“最优实践”都得到遵守；第二组，除信息简化，其它得到遵守；第三组，除信息组织，其它得到遵守；第四组，除信息完整性，其它得到遵守；第五组，所有六点都没有遵守；第六组，没有隐私政策，参与者看到的是黑屏。文章考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果：参与者用多长时间阅读隐私政策？参与者对政策内容了解多少？参与者披露多少隐私？参与者怎么看待实验对隐私的保护？

图3 实验者询问有关隐私政策内容的问题时，参与者正确回答的比例
结果怎么样呢？首先，如图1，无论是在隐私政策上停留时间的平均数，还是中位数，六个组之间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别。考虑到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阅读速度平均是300词/分钟，而隐私政策的长度接近900词。文章推断：停留时间足以读完隐私政策的只有2.5%。其次，作者设计了一些问题，考察参与者对隐私政策细节的了解程度，每题有五个选项。结果，几乎所有的组答对的概率都在五分之一左右——也就是瞎蒙的概率，之间差别也不显著。

图4 参与者选择披露隐私的数量
那么，隐私政策声明会不会影响参与者披露的意愿呢？也不会。前面提到，参与者会面对10个有关性经历的问题，他们可以选择回答或不回答。结果显示：六个组的参与者，愿意回答问题的数量都接近3个，之间不存在显著差距。那么，参与者会不会对身份信息更谨慎呢？实验询问了五个信息：所在的县；所在地的邮编；电话号码；电邮地址；信箱地址。结果显示，六个组的参与者，披露的身份信息平均在2条左右。之间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别。

图5 上部是参与者对隐私保护的满意程度；
下部是参与者对调查本身的满意程度
最后，研究者考察了参与者对隐私保护的满意度。结果如上：再一次，六个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此外，文章还问了这两个问题：如果我们披露你的隐私，你觉得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提出异议吗？如果我们以偏离隐私政策的方式披露你的隐私，你觉得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提出异议吗？尽管对后一个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比例要高不少，但两个问题中，六个组的答案仍然不存在显著差别。因此，有理由怀疑，现行的“最优实践”，实际效果并不大。

图6 给予告示时，两组参与者阅读隐私政策的时间（左部）
以及正确回答相关问题的比例（右部）
既然简化的方法未必靠谱，那加警示标志呢？毕竟，一个大大的“注意”或“危险”，更有可能挑动大家的神经。于是，研究者又加了一个组，看到的是类似图1的标志，包含了隐私政策的要点。结果：警示方法有用处，但用处有限。如上图：比起六条“最佳实践”都得到遵守的情况，参与者答对有关隐私政策问题的比例翻了近一倍，从0.81增加到了1.53，差异非常显著。不过，除此之外，无论是阅读时间、披露信息数，还是满意程度，差别都不显著。

图7 给予告示时，两组参与者披露性经历和身份信息的数量
总结一下：从隐私保护的各个维度看，现行的简化隐私政策措施在实验中效果不明显。相比之下，加上警示标志，反而可以增加对隐私政策内容的关注程度。不过，有一个问题：现行的隐私政策中，运用警示的并不多，警示标志对大家来说还很“新鲜”；如果这一措施得到广泛采用，大家可能因此习惯，最后其用处也会减小。这些发现也引导我们反思：有没有更好的、在个人选择基础上保护隐私的方法？也许，像欧盟一样，进一步强化保护会更好？
[1] 在进行这一实验之前，作者已经在多处散发了实验设计，据此改善了设计。如果对细节有兴趣，可见原文工作论文版本33-77页。
参考文献：Ayres, Ian, and Alan Schwartz. "The no-reading problem in consumer contract law." Stan. L. Rev. 66 (2014): 545.
Ben-Shahar, Omri, and Adam Chilton. "Simplification of privacy disclosures: An experimental test."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5.S2 (2016): S41-S67.
McDonald, Aleecia M., and Lorrie Faith Cranor. "The cost of reading privacy policies."ISJLP 4 (2008): 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