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大概是一群救猫的人

笔者按：
这个故事的主体来自于笔者与一位朋友的谈话，我们暂且称他为小A。他是一位还在实习期的律师，主要做的也是刑事方向的业务，我们常在一块喝酒聊天，而本文的谈话就发生在一次日常的小聚里。
一
不久前，有一位外省的朋友向小A咨询。
她涉嫌帮信罪，被拘留后取保。犯罪所得是一万一千元，刚刚过了帮信罪司法解释的情节严重的一档。具体是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在境内做一些账单计算和简单的运维工作。有多简单呢，就是电脑前团伙所购买的微信号掉线了，她点击登录按钮重新登陆一下。每个月四千元的工资，她做了两个半月，犯罪所得都是团伙所发的工资。
小A说：”她跟我们年纪差不多，都是大学刚刚毕业一年。疫情原因她找不到工作，在正式给犯罪团伙工作之前，她也拒绝过。但是在她找工作碰壁之后，做了错误的选择，还是做了这件不应该做的事。”
“嗯，具体案情是？”
“她是在犯罪地点被抓获的，但是警察原本没发现她，她自己从楼上的房间走下来了。她到案的经过积极配合，从未想过逃跑，看见了警察也是主动走过去的。”
“你在想是否构成自首吗？”
“对。”
“警察为什么到了他们家里？”
“就是去抓人的。”小A回到，抬起酒杯，浅浅的喝了一口。
“难。”我很直接了当的做了这个判断。“能构成坦白，自首很难，应该不行。”
“我知道。”这次小A把杯里的酒喝完了。
小A接着说到：“她是一起被抓获的同案犯里情节最轻的，但同案犯们所涉情节势必会被起诉，那她，被摘出来做相对不起诉的难度太大，检察院很难被说服为她开一个特例。如果被起诉了，最好的结果也是缓刑。我将所得的客观的分析结果，细致的，耐心的告诉了她。也告诉她找一个律师，帮助她与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沟通，争取最好的结果。”
“她找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没钱。”
“法援呢？”我接着追问。
“查了，他的案件不符合他所在省市的法援标准。”
二
之后，我和小A还聊了很多，聊了工作的感受，聊了他眼中刑事律师的意义。
小A说：“我从前也觉得刑事律师存在的意义在于程序的保障，在于一场更公正的裁判，在于有了刑事律师的参与后，所作出的裁判结果更不可质疑。但是这是宏观的理由，可以用这个理由去解释律师群体存在的意义。但是对于个体来说，这么去解释自己的价值，总觉得不对劲。宏观的正义不总天然代表着微观的正确。”
“这些思考太费脑子拉。”我打断了他的长篇大论，碰了碰他的酒杯，示意喝一点。
“但是这个案子好像让我找到了些重要的东西。刑法确实会做出他的评价，做出他的惩罚。这个时候，当事人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而接受她委托的刑事律师大概是唯一一个法律保障着可以为她与国家机器沟通、斡旋甚至对抗的人。”
我没有再打断他，默默的听了下去。
“就像那个有名的辩题：博物馆起了大火，火有可能是猫放的，有一副人类瑰宝级的名画，和那只猫。救画还是救猫？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画只有一副，猫有无数只，更何况放火的还可能是猫。救画的决策天然就存在合理性。”
“在我看来，画就是宏观，就是民众所追求的朴素的是非善恶，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追求的绳之以法，是这个社会善良风俗的维护。猫就是微观，是那些可能做了坏事，等待被审判的人。这么说来，救画当然不会有错，可大家都去救画了，也总得有人救救猫。这么多的小猫咪，说不定哪只就有点冤情呢？”
“刑事律师，大概是一群救猫的人。”
我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举起了酒杯：“来，为小猫咪干一杯。”
三
我扶着小A出了门口，拦了辆的士，跟师傅说了他家的地址，跟他招手再见，说到家了给我发一条信息，关上了车门。
我不自觉想着小A说的那些话，心中有一些奇怪的感觉：我没有办法评判对错，毕竟小A所说的，都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有认同和不认同，或许也可以觉得有些幼稚，但唯独没有对错。
深秋的广州晚风很舒服，我决定走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