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法官不愿意判“缓刑”？

有两个我经办的案件，本以为可以判缓，但最后都以有期徒刑六个月结尾。
案件一：四个小青年去偷电缆，一个望风、一个扶梯子、一个搬东西、一个动手剪电缆。我的当事人负责扶梯子，涉案价格不高（四位数），案发后电话传唤到案认定自首，协助办案单位起赃，退赔被害单位获得谅解。
案件二：网约车强奸案，案情涉及个人隐私就不展开说了，相关情节：自首、未遂、获得被害人谅解、认罪认罚。检察院最初给的量刑建议有缓刑，后来变更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六个月，辩护人建议缓刑，法院没有采纳。
行内人都知道，六个月是有期徒刑这一刑罚中最轻的刑期，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其实就意味着：罪行相对较轻，但即便是给你最低量刑，法官都不愿给你判缓。
无疑问的，两个案子的判决书，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律师你说的都对，我都采纳，但就是不给缓刑。
在与同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可判缓但未判缓”的案件并非少数，这便引发了我研究的兴趣——为什么法官在这些案件中并不愿意判缓刑？
我的理解主要如下：
一、被害人给予谅解的情节，并未化解“因犯罪产生的所有矛盾与影响”
日前，司法界基本上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有被害人的案件中，如果被告人未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则基本上无判处缓刑的可能。这一共识产生的原因在于，被害人的谅解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对判决不会产生异议”的“保证书”，能较好地帮助司法机关避免因对判决不服而产生的“缠访”和“闹访”，同时也化解了社会矛盾。
但是，在个别案件中，即便被害人给予了谅解，法官仍然不愿意基于谅解，个人判断，原因主要在于，此类案件看似侵犯了公民个人（或单位个体）的利益，但其犯罪行为实际上对公共利益也有着显著的侵害，只是尚未上升到法益侵害的高度。
譬如，在文章开头中我所介绍的案例一中，四名青年去偷电缆，看似只侵害了通信公司之于电缆的所有权，实际上也影响了附近居民的通信稳定，侵害了公共利益，而通信公司出具的谅解，仅仅是化解了“侵害所有权”的矛盾，而并没有化解通信稳定受到侵害的矛盾。此外，在该特定时期内，部分地区盗剪电缆犯罪猖獗，若轻易判处缓刑，易在社会中引发不良影响。
再譬如，案例二中，嫌疑人虽具有诸多从轻、减轻情节，放在一般的案件中，判处缓刑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也不会有社会影响上的障碍。但因近年来，针对乘坐网约车的独身女性实施性侵的案件日益增多，该案嫌疑人虽具有未遂、自首等情节，且获得被害人谅解，但仅仅是“侵害性自主权”一矛盾被化解，而实际上，其犯罪行为在社会上（尤其是经常需要独自乘坐网约车的女性群体中）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加大了网约车司机和乘客之间的隔阂与撕裂，对社会造成了极坏的不良影响，若轻易判处缓刑，不仅难以实现社会效益，也容易引发舆情事件。
因此，在研究“法官为什么不判缓刑”的问题中，恐怕不应仅仅着眼于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是否化解，也应考虑到嫌疑人所作犯罪行为造成的“公共性”社会矛盾是否得到弥合与化解。
二、社会大众对于缓刑的理解过于简单粗暴，以至于很多时候宣告缓刑并不能获得好的社会效果
当下对于社会大众而言，“宣告缓刑”往往与“不用坐牢”画上了等号，而有的案子如果宣告缓刑，便容易被社会大众理解为“犯了罪可以不用坐牢”，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当然，这也不能全部归咎于社会大众。缓刑制度毕竟是现代司法制度的产物，让社会大众明白“缓刑”不仅仅等于“不用坐牢”和“监外执行”，更不等同于“无罪”，还需要加大法制宣传，让社会大众真正得到理解和认同，缓刑的使用率也才会提升。
三、案件评查加重了法官判缓的心理负担
国家推行司法改革后，针对法院、检察院内部的案件评查频率越来越高。据称，法院内评查的重点在于过去一段时间内作出不起诉决定、宣告缓刑、法定刑下量刑的案件（更不用说无罪案件和定罪免罚案件，更是检查的重点）。
据称，在对法院案件进行评查的过程中，将要求承办审判员书面说明作出缓刑判决的理由和依据，而一旦评查组认为缓刑判决作出不当，不仅可能对案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甚至可能对审判员的考评和晋升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官出于避免在评查中被指缓刑判决作出不当，有时往往会不愿适用缓刑。不该缓而缓会被罚，而该缓的案子，无论是缓或不缓，对于法官而言无非是内心确信和自由裁量的高与低，并不会上升到责任追究的高度，因此，在可缓可不缓的案件中，法官往往会倾向于不缓。
案件质量责任终身制有好的一面，让法官办案更谨慎，对人民群众和社会公正更加负责。但个别时候，也容易出现“因此而不愿意判缓”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不多说。
四、最高检降低审前羁押率的政策和疫情背景下的公安监管政策，无形中提高了判缓的内心期待
近年来，最高检在努力推行降低审前羁押率的政策，并推行一系列指标要求下级检遵行。谁曾想，让这一政策贯彻执行的最大原因却是因为疫情。
疫情背景下，监所的羁押压力增大，个别地方，新抓捕的嫌疑人甚至无法送看，只能滞留于办案单位内。而大部分办案单位都是公安机关基层的所、队，其主要的职能是办公、办案而非监管，缺乏疫情背景下长时间对嫌疑人进行监管的必要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刑事案件的审前羁押率急速下降，使得许多嫌疑人因此获得取保。
许多获得取保候审的嫌疑人结合过往的案例，以为只要取保候审了，刑事诉讼的程序便不会再往下推进，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能被取保并非是出于法律层面的考量，而是疫情之下司法机关迫不得已的决定，因此对不起诉和判缓的内心期待非常之高，一旦送检、起诉甚至判处实刑内心就会十分失落。
对于这种情况，只能说，部分案情本身便不宜判缓刑，只不过是取保候审提高了他们的内心期待罢了。
五、司法具有非规律性
我在文章《辩护的思考|侦查阶段初期》中曾经提到我对司法的非规律性的理解。司法的规律性是我们所一直追求的理想状态（行内人称“同案同判”），但现实中却做不到——无论最高法、最高检出台怎样的文件，只要法官和检察官是人，就会对案件产生不一样的内心确信。
譬如，对同样的案子，有的法官认为可以判缓，有的法官却认为不能判缓，同样的，有的法官认为可以判缓，同时自己也会判缓，有的法官认为可以判缓，但是自己不会判缓，这里都存在着非常多的影响因素。我们无法将这些影响因素一一分析出来，只能以“非规律性”来进行定义，正如同，人类有时候解释不了所有的现象，因此只能以鬼神来形容和指代。
结尾：
上文简要聊了一下“为什么法官不愿意判缓刑”的理由，一家之言，欢迎批评与交流。事实上，缓刑并非“可遇不可求”，作为律师，在向司法官“推销”自己的观点时，一定要“急人所急”，在此基础上尽力为当事人辩护，才有可能争取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