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桂平：恭喜你办理的案件荣获"2024年度兰迪十大优秀案例"。这个案件中，当事人曹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罪（涉案金额3700万）和非法经营罪（金额高达8亿多），两个罪名成立通常会判处五年以上刑期，但经你辩护，曹某最终获得缓刑。在司法实践中，涉嫌两个罪名而判缓刑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你先介绍一下案件的基本情况及采取的有效策略。
蒲天：这是一个关于零零后阳光女孩曹某的绝处逢生案例。曹某是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22年，她被指控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件移送检察院后，我向检察官提交了辩护意见，指出曹某并非传销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起关键作用的人，真正的幕后操盘另有其人。我认为检察官认同了我的观点，案件被退回公安部门，似乎出现了转机。
然而，2023年案件突生变故，再次移送审查起诉时：
- 曹某与两位幕后关键人物一同被起诉，且被列为第一被告人。
- 新增了非法经营罪的指控。
- 曹某的作用被明确为管钱、管人、管理传销层级及对外签订协议。
- 在组织领导传销罪中，涉案金额高达3700万（超过法律规定的250万标准15倍），参与人数达47万人（超过法律规定的120人标准3333倍）；在非法经营罪中，涉案金额达8亿多（超过法律规定的500万标准160倍），且这两个罪名需数罪并罚。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曹某压力巨大，不久便被诊断为重度抑郁。
蒲桂平：我们刑事律师接到案件后，首先考虑的是无罪辩护的可能。若无法实现无罪辩护，就必须认真对待认罪认罚环节。在这个案件中，你是如何做出选择的？
蒲天：案件再次起诉后，新的承办检察官态度强硬，似乎只关心曹某是否认罪。当我们询问量刑建议时，她反问"这么大金额你说呢？"
此时，我们面临两个选择：认罪认罚或无罪辩护。
认罪认罚看似能从宽处理，但检察官显然会建议实刑。法院数据显示，当事人认罪认罚后，法院对检察院量刑建议的采纳率高达99%，而曹某实在无法接受实刑。
无罪辩护风险也很大：不认罪可能导致曹某在起诉阶段被关押；态度问题可能使量刑从重；自首情节将无法认定；与同案被告人及其律师产生对立；法院无罪判决率仅0.02%。
然而，案件存在一些反常之处： - 如此大金额、社会影响力大的案件，公安、检察院明知第二、第三被告人是关键人物，8.5亿利润被他们截留，却对他们取保候审，而曹某却被列为第一被告人。
- 第二、第三被告人虽认罪认罚，却迟迟未签具结书，也未获得量刑建议，但检察官明显不希望我们做无罪辩护，并施压让曹某认罪认罚。
- 有明确证据证明曹某并非传销罪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非法经营罪的涉案行为是第二、第三被告人所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和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案件存在案外干扰因素，他们害怕我们斗争；若没有其他干扰，曹某也不应是第一被告人。因此，我们决定斗争，以争取团结，为后续辩护创造有利条件。
蒲桂平：很多人对认罪认罚环节的辩护不够重视，认为这只是走个过场。但我一直认为律师在这一环节的辩护极为重要且困难重重。律师需与立场不同的检察官达成有利于当事人的量刑建议，而这个量刑建议要比法院判决更轻。在这个案件中，你是如何与检察官沟通谈判的？
蒲天：我多次向检察官提出无罪意见，但也留有余地，暗示如果能建议缓刑，可考虑认罪认罚。然而，检察官多次向当事人施压，要求曹某在某个期限内认罪认罚，否则将失去机会。
为应对这一局面，我与当事人商定策略：若检察官建议5年以上刑期，坚决不签；若建议3年左右实刑，当事人可先签认罪认罚具结书，但由其他律师见证，以暂时保住当事人不被逮捕，保留自首情节，同时为后续在法院做无罪辩护留有余地。
在移送法院前的第三天，检察官约我和当事人见面。检察官给出底线型量刑建议：三年以上。我果断拒绝，并要求参照第二、第三被告人的量刑。检察官坚持不给，我便表明态度：若第二、第三被告人不签，我也不签，等他们签后再考虑，况且案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
检察官退了一步，给出量刑意见：两年半到三年半，但对缓刑态度坚决。按照之前的策略，此时已可签具结书，但依然可能面临实刑。我再次尝试，要求精准量刑意见。
经过几轮沟通，检察官最终松动，数罪并罚，建议量刑两年六个月，可适用缓刑。
蒲桂平：与检察官沟通需要智慧。你上次在上海大学演讲时提到，在沟通前会对时间、地点、内容等做详细推敲，考虑天时地利人和。对检察官要充满尊重，对谈判结果又要充满自信，对吧？
蒲天：是的，在与检察官沟通前，我会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沟通的核心问题、对方观点、我的意见以及相持不下时的预案等。在程序上，我也会考虑沟通的时间、如何开启话题、如何结束谈判。在策略上，既有尊重、妥协，又要有对立、冲突，还得有分寸的拿捏。认罪认罚的辩护确实费心，但只要上心，就能有所作为。
蒲桂平：在认罪认罚辩护中，除了法律和事实依据，我们还会寻找案件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不在案卷中，但在谈判中可能起到作用，对吧？
蒲天：没错。在这个案件中，我们感觉到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在谈判中发挥了实质性作用。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案件背后是否有案外干扰因素，但我知道，在传销涉案3700万、非法经营涉案8亿、数罪并罚获得缓刑的案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是找不到的。
蒲桂平：你认为这个案件的亮点在哪里？有哪些借鉴价值？
蒲天：首先，我在整个认罪认罚过程中都贯穿着无罪辩护思维；其次，随着案件核心要素的变化，我灵活切换辩护方案；最后，通过精准量刑谈判，锁定缓刑机会，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最大利益。
本案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大案必重刑"的惯性思维，为类似案件提供了"量刑协商+证据博弈"的参考路径。对于那些看似无路可走的案件，我们要学会在一处吃亏，在另一处争取胜利，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在很多认罪认罚案件中，由于律师不敢争取或不会争取，导致当事人被迫妥协。这是现实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认罪认罚制度被诟病的原因之一。认罪认罚的辩护空间小，难度大，检察院具备成熟的量刑意见经验和先进的量刑意见数据系统。在这种背景下，要争取当事人的利益，我们唯一的方法只能是更精细、更努力。
蒲桂平：谢谢你的分享。希望我们在认罪认罚辩护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充分发挥律师在认罪认罚辩护中的作用，为当事人争取更大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