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中诱供、骗供行为能否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今年，我办理了三个警察涉嫌犯罪的案件。一个警察涉嫌的罪名是徇私枉法罪，另一个警察涉嫌的罪名是刑讯逼供罪，第三个警察涉嫌的罪名是受贿罪和猥亵儿童罪。
这三个案件，都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我们要求排除的非法证据均是被告人的某次供述。因为，这三名警察都受到了侦查人员的欺骗和诱导，供述的内容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可能有人不相信，警察怎么会被欺骗和诱导。其实，警察这个群体服从意识强、组织意识强，当被刑事立案后，又不能及时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助，反而侦查人员实施欺骗和诱导的手段更容易得逞。
近几年来办理了大量性侵犯罪、职务犯罪案件，发现这两类案件主要的定罪证据均是言辞证据，尤其是对被告人不利的供述，将决定案件的走向。
因这两类案件案发比较隐蔽，客观证据较少，侦查人员往往要先突破被告人的口供。有些侦查人员破案心切或者案外因素影响，往往采取一些非法手段，比如：刑讯逼供、威胁、诱导、欺骗等手段获取被告人的供述。
我国自1979以来的历次刑事诉讼法修正均将包括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在内的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列为禁止的范畴。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2条关于证据收集的一般原则中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但该法第56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却只规定“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后者条文中所谓的“等非法方法”是否包括诱供骗供语焉不详。
2017年施行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严格排非规定》）虽对刑讯逼供、威胁等手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但回避了对引诱、欺骗手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这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很多诱供、骗供得来的被告人供述很难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我们知道，随着司法人员执法水平及风险规避能力的提高，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的手段越来越少，随之诱供、骗供等“软暴力”手段越来越多。
司法实践中，每当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是侦查人员诱供、骗供得来的，并非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公诉人往往说没有对被告人进行刑讯逼供，甚至有些法官也说《严格排非规定》里对诱供、骗供没有规定，不予排非。
这个时候，作为辩护律师，如何应对？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非法证据。
要找出非法证据的源头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六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严格排非规定》的第一条规定“严禁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非法方法是列举式的规定，并非穷尽。只要收集证据的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就是非法，比如：讯问应当录像而没有录像的就是非法。
一句话，在侦查程序中采取诱供、骗供等非法方法得来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
其次，要理解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
非法证据排除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收集证据的方法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二，内容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
辩护律师只有这样提出来，才能够说服法官排除非法证据。
最后，非法证据排除也是个技术活，必须在庭前以书面形式提出排非申请，还要结合具体案情，也需要辩护律师把握好火候，要时刻准备好准确的法律依据来应对公诉机关。比如：公诉机关往往习惯性的会拿出一个“情况说明”来证明取证合法，辩护律师如何应对？
辩护律师应当迅速拿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调查人员、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未经签名或者盖章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
当然，有些敏感案件，即便辩方提出排非申请，非法证据也不一定被排除，但会增加辩方协商的筹码，在量刑上获得优惠。
案 例
案例一：刘某河涉嫌故意杀人案
刘某河被控故意杀人一案,经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次一审，先后一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和两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刘某河对三次一审判决均不服，提出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前两次二审程序均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2001年4月27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则以原判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审判决，终审判决刘某河无罪。至此，刘某河一案历经5年6审，终以宣告被告人刘某河无罪而终结。
根据披露的相关资料，在刘某河故意杀人案件中，被告人之所以承认犯罪，预审人员的诱供骗供行为起了很大作用。据刘某河说，预审人员在提审时，不止一次告诉刘某河，“如果承认是自己杀的，还可以定个过失杀人或者得到从宽处理，即罪不至死。但如果不承认，仅仅根据测谎结论照样可以定罪，而且肯定是死路一条。”尤其是“测谎器的测定结果是科学结论，不管是否招供，都可以单独作为杀人证据认定”的说法，更使刘某河真的相信“违心认罪能够活命，拒不承认必死无疑”。刘某河的上述陈述与录像资料的内容相一致，证明了诱供骗供行为的存在。
案例二：燕某B涉嫌受贿案
湖南省娄底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燕某A犯受贿罪、贪污罪和被告人燕某B涉嫌受贿罪，向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燕某A与燕某B是叔侄关系）。2011年9月7日，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燕某A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燕某B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单独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两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
一审判决后，二被告人均提出上诉。上诉人燕某B提出，收受胡某某50万元是自己的劳动报酬且没有与燕某A通谋，自己审前所作的有罪供述是因侦查人员称只有按他们的意图交代了，才会让其婶娘毛某某取保候审，才会作出对燕某A有利的处理，加上燕某A为了尽早让其妻子毛某某解除强制措施，按照侦查机关的意图写信给上诉人燕某B，让燕某B按照信上所说的要点去交代，其才违背事实作了虚假供述。
上诉人燕某B的辩护人提出，侦查机关采取串供、骗供的非法手段取得燕某B的口供和亲笔供词，其有罪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予以排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燕某B确实是在侦查人员转交燕某A的信件后才供认与燕某A通谋共同受贿的，原审认定燕某A、燕某B共同受贿50万元的证据未经查证属实，定罪的关键证据不确实。2012年9月11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对燕某A犯受贿罪的量刑部分以及对燕某B犯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判决上诉人燕某B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