辂说《民法总则》

一、时不我待
2012年4月，北京皂君庙，我正在参加研究生复试。闲暇之余，在学校外面的网吧登录了《魔兽世界》，辛辛苦苦攒的500万金币就被木马软件洗劫一空，从此以后，我AFK了（away from keyboard，意为金盆洗手）。500万金，虽然它是网络虚拟财产，但也是我辛辛苦苦做日常、开金团换来的，可说没就没了。
2013年8月29日，广州市越秀，警方因张姓网民散布谣言，污蔑“狼牙山五壮士实际上是几个土八路，逃到狼牙山一带后，用手中的枪欺压当地村民”而将其抓获，最终，张某被依法行政拘留7日。
2014年9月，江苏无锡，一对已故夫妇的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二审尘埃落定，最终，失独老人依法获得已故儿子、儿媳冷冻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
虚拟财产、污蔑先烈、胎儿权益，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都将有法可依。
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施行起，你的王者荣耀账号被人盗取，你可以理智气壮的向警察叔叔报警求助；当你再唱起“邱少云背着书包炸学校”的歌曲时，你可能因为侮辱英雄烈士而受到处罚；作为准粑粑麻麻的你，可以将自己的财产赠予给尚未出生的宝宝。
从1987年《民法通则》正式施行，到2017年《民法总则》的出台，法律人等了整整三十年，盼了三十年。
二、漫长三十年
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别看一字之别，可也算是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早在2016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时，作为一位民法学生的我难以抑制激动之情，发表一篇《辂说民法典》。
受计划经济及前苏联的影响，新中国民法典的编纂经历了五次。1956年，1962年两次尝试借鉴苏俄民法编纂我国民法典，直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断了编纂工作。1979年，刚刚改革开放，并成立了“民法起草小组”，但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还是最终放弃，转为制定单行法。上一次最好的契机，还是在2002年，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指示加快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民法典草案进行第一次审议，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征求修改意见。谁知，2004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变更立法计划，搁置民法典草案的审议工作，转而先完成物权法和侵权法的制定工作。
直到2014年，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才正式提出编纂《民法典》，而编纂也分为两步走，先制定“总则”，在编纂各分则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三、“通则”到“总则”，意味着什么？
很多人会问，《民法总则》不就是对《民法通则》进行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当代社会亟待解决、亟待规定的问题么？其实不然，有“总”必有“分”，《民法总则》是我国民法典编撰的开山之作、基石之作。
民法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规定了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自始至终没有将民法系统化，从《民法通则》到后来的《合同法》、《物权法》，始终没有把民法领域的总则、分则建立起完整的系统法典。
“唯有一部科学、进步、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表明中华民族已经攀上法律文明的最高峰”！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两步走”的思路，《民法总则》的出台意味着我们已经步入了法典时代。
放眼世界，1804年《法国民法典》作为近现代的第一步法典，成为拿破仑乃至整个法国的骄傲；1900年《德国民法典》更是采用潘德克吞式的立法技术，将德国人严谨、抽象逻辑思维展现的淋漓极致，以至我国《民法总则》也采用这种“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方式；1928年诞生的《中华民国民法》，自1945年起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并沿用至今。
如同我在《辂说民法典》中所说那样：古今中外，在时空的长河中，中华民族与民法典忽近忽远，封建时代因社会意识形态，谈不上私法的存在；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几经波折至今尚未成形。再放眼世界，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作为民主社会的基础，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甚者台湾，也将《中华民国民法》在继承中发扬光大，也培育出像王泽鉴这样的法学大家。回看大陆，从清末就继受大陆法系，可至今尚未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民法典，以至于才有了学者们“唯有一部科学、进步、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表明中华民族已经攀上法律文明的最高峰！”的呐喊。
唯有一部成熟的民法典，才能彰显我们国家的法律自信、制度自信。
四、敬畏之心
孟德斯鸠说：“在民法慈母般的眼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
《民法总则》的出台，是我国所有法律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国家、是法律人为我们每个公民争取了作自己国王的权利。每一个条文，都是经过激烈讨论、大量论证才得来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编纂过程中每一个争议问题，你会发现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着大量理论文章予以支撑，尽管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她所展现出来的民主精神、时代精神、人文精神是我们这个国家所需要的。
从“通”到“总”，我们整整等待了三十年。我们这代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民法的慈母关怀。心怀敬畏，是你对自身权利的爱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