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刑事辩护的心法小诀

相比较而言，法庭上的辩护效果通常要好于侦查阶段，毕竟在审判阶段，律师与公诉机关的信息相对对等，而在侦查阶段，律师法定权利有限，很难提供实质性辩护意见。加上“会见难”“沟通难”的问题仍客观存在，不少同行表示，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委托率低、刑事辩护在侦查阶段很难发挥作用，如果当事人只委托侦查阶段，该客户大概率在审查起诉阶段会流失。
委托辩护的情况下，律师要在短期内迅速建立嫌疑人及家属的信任亦有困难。笔者曾经遇到当事人家属听从侦查人员建议，曰“律师辩护没用、浪费钱”，或曰“我这里不需要律师做什么”而解除委托。更有甚者，极小部分的侦查人员要求当事人与律师“割席”、解除委托或者要求律师停止辩护工作。同时，侦查阶段时间跨度长，当事人支付了律师费却很难立马看到什么“水花”，对律师辩护的作用难以产生具象认知。
疫情期间，各地公安机关为疫情防控需要，常常将嫌疑人拘留后羁押于办案点/拘留所，隔离一定期限后才送看守所，等律师能见得上嫌疑人时，已逾“黄金 37 天”，律师只能像瞎猫捉耗子一样“盲辩”，说服不了办案人员、无法及时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家属和当事人也不满意，可能还会抱怨律师“无能”。
在既有游戏规则之下，如何在侦查阶段最大限度发挥律师作用、高质量完成辩护工作，笔者有几点心得与诸君分享。
一、伺机而动，应时而发
刑事辩护有很强的程序性，辩护人什么时候出手、怎么出手都要看时间、找机会。
就拿申请取保候审工作来说，尽管法律规定刑事司法程序任一阶段，当事人、家属及辩护人均有权为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但如果不讲章法，贸然、随意、多次申请取保候审，可能错失申请的良机，也可能会造成办案机关前期不同意、后期也难以同意的后果。
1、在侦查机关未正式拘留嫌疑人之前，讲究“手快”。
我个人喜欢当事人在刚刚案发、还未被羁押的时候，或者是接到警方传唤证、决定去投案自首前向我咨询，这样如果后期委托辩护，工作效率比较高。
彼时，当事人还没有失去自由的紧迫感，尽管不少人抱有“尽管我犯罪了，但说不定公安不追究我”的侥幸心理，一般很少办成委托，但这是一次特别好的“种草”机会，我一定认真做好询问笔录、解答法律问题，让当事人知道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如果可以判断确实构成犯罪的，则指导当事人为自己争取自首情节，咨询完毕让当事人本人签署委托书，方便我在他去投案/被羁押的当天，与家属达成委托后第一时间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
对于这类当事人，羁押超过 24 小时，公安机关应依法签发《拘留证》，所以律师要抢在办案人员填写《呈请拘留报告书》之前，把申请取保候审的意见提交给办案人员详阅，最好就是在当事人到达公安机关、与家属“失联”后，第一时间向办案人员提交。如果前期咨询时辅导得好、当事人的归案态度好、案情简单危害性不很大，办成取保候审的成功率就比较高。
2、在侦查机关拘留嫌疑人以后，讲究“踩点”。
如果接受委托时当事人已经拘留一定时日，但未届报捕期，则可以“踩”着报捕前 7-15 日的时间递交取保申请。如果过早提出，由于办案机关刚为当事人办好入所（看守所）手续，他们不愿再费周章把人“拎”出来，或者办案机关认为此时系需要固定证据的关键时期，取保条件不成熟，因此大概率会不同意。
辩护人视办案进度，踩着办案人员准备移交报捕前递交取保申请，取保条件较为成熟，如果办案人员认为取保更利于侦查或者可予取保、无必要提请批准逮捕的，会作出同意的决定；如果侦查机关不同意，在收到取保候审申请书三日内会答复，辩护人也可了解侦查工作进度、报捕的具体时间，以便在侦查机关报捕后第一时间向检察机关提交法律意见书。
但也要注意，并非所有案件拘留满 30 天才报捕，有的案件在当事人拘留前已完成一部分主要侦查工作的，当事人拘留后不久就会报捕，律师需及时跟进信息、以免错失良机。
3、在检察院批准逮捕后，讲究“准点”。
如果当事人刚被批准逮捕，不少家属会特别心急，不停催促律师再次递交取保候审申请书，但此时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无用。原因很简单，检察院刚批捕的，公安怎么可能又把人“放了”？
律师想要为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可待批准逮捕后满一个月，及时向检察院递交《羁押必要性审查法律意见书》。此时，辩护人一般也能会见上当事人了，公安也完成了最重要的侦查工作，辩护人对案情有了比较深度的理解，能写出论述较为丰满、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书》。
当然，如果有关法律意见最后未被检察院采纳，若非案情重大复杂、共案重要嫌疑人仍未到案等情况，也正说明在案证据显示当事人涉案事实较为确凿，律师可以充分考虑调整辩护方向、作出辩护决策。
4、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
申请取保候审并不能随意为之，更不能随便写个模板式材料胡乱提交，而应因案而异、因时而动，以《取保候审申请书》为“探路石”，“探”办案人员的态度，“问”案件其他情况。
律师，要比当事人及家属有着更稳的气场、更明确的思路，为下一阶段辩护做好准备工作。
二、大胆假设，小心论证
在侦查阶段，律师主要通过嫌疑人及家属的陈述了解案情，即便嫌疑人及家属毫无保留地将其知道的全部情况告诉律师，律师听到的也是一面之词，关于犯罪数额、犯罪细节，还需客观证据予以证明，但这恰恰是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法明确的事实。
既然知道的事实存在片面性，辩点并不全然明确，律师要怎么形成辩护意见呢？
首先，从反向思维大胆假设。
会见嫌疑人时，对嫌疑人的辅导要大胆假设。举个例子，如果嫌疑人认为自己无罪，律师反而要大胆假设嫌疑人有罪，会见时，以公安侦查的思维向嫌疑人进行提问，例如嫌疑人认为自己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可围绕嫌疑人如何认识卖方、过往交易、交易时间地点和细节、货物品相和数量、成交价格、平时交易价格、交易后行为等可以“推定明知”的事实逐一核实，如果嫌疑人的回答可以经得起律师的“刁难”，则可以初步确定无罪辩护策略。但如果嫌疑人对于自己构成犯罪没有异议的，律师要大胆假设无罪，围绕该罪可能存在的无罪情节与嫌疑人逐一作核实，并及时提供法律帮助，以免嫌疑人糊里糊涂承认未发生过的事实情节，给自己“挖坑”。
提出法律意见时，大胆假设辩护方向。经审慎评估，决定是否基于嫌疑人的陈述作无罪或者改变定性辩护，为接下来小心论证明确方向。有的当事人因为不懂法律，被羁押后为了争取从宽处理，向公安机关主动表态“愿意认罪认罚”，律师应比当事人更勇敢、更大胆，运用专业知识为当事人分析有无争取无罪的可能性，避免下一阶段作与本阶段相矛盾的无罪辩护，使自己和当事人都陷入被动，多生龃龉。
其次，从正向思维小心论证。
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时，律师要把所有减轻、从轻的情节向当事人作辅导，除了精神病人、未成年人、从犯、坦白、年满 75 周岁、精神病人、聋哑或盲人这种显而易见的情节，还有不常见的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防卫或避险过当等情节，特别是自首、立功这种当事人可能存在错误认知的情节，须认真、全面为当事人诠释概念、外延、意义，帮助其争取可能的减轻、从轻情节。
起草辩护意见时，把一个个案件细节像珠绣艺术品上的珠子一样，有逻辑有章法地逐一串联，不能遗漏。由于侦查阶段无法阅卷，除了会见，律师基本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了解案件信息，侦辩双方信息不对等，律师则可“退一步辩护”，论证时要特别强调“如果确有证据构成犯罪的”，切忌把案情“锁死”，让办理批捕的检察官先入为主认为“构罪无疑”。
不管当事人会不会继续委托，律师务必要为下一阶段的辩护留下空间。
三、虑周藻密，步步为营
骁勇善战、有勇有谋是辩护律师重要的品质。
辩护工作，一靠嘴，二靠写。怎么用嘴，怎么把写的递交给办案人员，要讲究艺术。
首先，高效沟通，节约成本。
办案人员工作繁忙，不愿意在最忙的时候接听律师电话，即便有空接电话，也不一定有空听律师长篇大论的发言。
1、选择最佳沟通时间。如非必要，我一般不在周一上午、周五下午、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下午、长假后复工的第一个上午致电办案人员，因为他们可能在忙，可能开会，也可能不在办公室，即便在，也无暇接听电话。
2、灵活选择沟通方式。先提交书面材料，跟进办案人员签收材料后，再致电口头沟通，在办案人员看过书面材料后，对辩护律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有所了解，一般也愿意听辩护律师说两句，不会轻易打断，这样，辩护律师能有效表达辩护意见、也能听到办案人员的观点。
3、选择较好的沟通场合。当然，如果有的办案人员以繁忙或者保密等其他接口拒绝接听律师电话的，为了达到辩护效果，避免寄出的法律意见书被办案人员扔在桌头而未附卷，律师可以直接前往办案场所要求面见办案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律师要求当面听取意见的，办案人员应作安排。这个方法虽然看起来不那么便捷，但也是律师履职的必要措施。
其次，言简意赅，直指靶心。
侦查阶段律师了解的案情有限，一般只能基于嫌疑人的陈述论证犯罪构成、定性、情节等等。
这个阶段律师发表辩护意见常见的问题有：
1、暴虎冯河、把话说绝对。有的嫌疑人对律师讲述的事实可能避重就轻、有所隐瞒，律师不可偏听偏信，发表辩护意见需给自己留出未来罪轻辩护的空间，并审慎评估是否只作“进攻”式的无罪辩护，却不作“退守”式的罪轻辩护。
2、“说车轱辘话”。意见中反复阐述嫌疑人向律师阐述的案情，不分层次、不辨重点地论述“可能不构成犯罪”“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具有从犯、坦白、初犯偶犯的情节”等，这样可能会模糊重点，无法让办案人员一眼明了律师的观点。
3、无话可说，大段引用法条。如果已知信息确实有限，不必追求文书篇幅，更不可以“注水”，特别是写给检察院的法律意见，毕竟批捕期最长 7 天，检察官作出决定的时间极其有限，律师无需向办案人员逐一罗列法条，只需要把重点法条拎出来讲即可。
4、直接提出建议量刑的法律意见。侦查阶段的辩护主要围绕定罪与事实开展，涉及量刑部分的功课律师要自己做，但毕竟案件事实还未全盘掌握，律师无需过早就本案建议量刑提出法律意见，这也不是批捕检察官在本阶段要做的工作，这样的辩护意见是无意义的。
不管通过口头还是书面形式，一切沟通交流要以说服为目的，说服要以专业为托底，用理由充足的话打动办案人员，引起他们的思考，促使他们作出对当事人有利的决定，因此采用最高效的“字少理实”的辩护方式，让办案人员愿意看、愿意听、愿意采纳我们的辩护意见。
再次，有牌出牌，没牌找补。
如果把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与办案机关的沟通比作打扑克，那么辩护律师手上的“牌”数有限、一般都不是“好牌”，律师就手上的“牌”想赢，除非办案机关手上的“牌”也太烂、太少，否则不太现实。
律师一边要有技巧地“出牌”，更要给自己的牌“找补”，也就是调取证据或者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线索，用“补牌”的方式胜过办案机关手上的“好”牌。
关于律师如何调取证据，很多同行都论述过这个话题，话题过大，在此无法详述。这里要说的，是辩护人需有敏锐的嗅觉与证据查找能力，善于向家属、嫌疑人搜集可能扭转案件局面，或者对嫌疑人有利的材料，及时作为证据提交给公安机关、并在批捕阶段附一份递交检察院，弱化公、检机关“有罪推定”的思维惯性，以此扭转案件走向，为当事人争取利益。
四、结语
刑事辩护是一项正义的事业，然而前进的道路却是坎坷的。
仅凭一腔热情投入刑辩工作是不够的。在侦查阶段，侦辩双方条件悬殊，律师要说服办案人员采纳自己的辩护意见的空间有限，不少初入行的刑辩人在侦查阶段由于底气不足，往往畏惧、常常缩手。
愿我们共同努力，探索有效辩护的方法、路径，用不肯服输的勇气、不断加强的实力践行自己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