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法律圈被一条消息刷屏！在南京玄武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周某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审查后认为异议理由明显不能成立，裁定驳回，并以周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滥用管辖权异议为由，对其处以罚款。这一处罚决定，可谓开了中国司法之先河，引起了巨大争议。
“权利”是对“权力”的制约
现代司法强调“程序正义”，法院判决必须遵循一定的过程、步骤和程式作出。由于管辖权是法院判决获得正当性的基石之一，如何保证准确地确定管辖法院，是民事诉讼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保证管辖权的正确行使，法律除了对管辖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外，还设立了管辖权异议制度。这一制度允许被告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挑战”，同时还允许被告对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提出上诉（民事诉讼法仅允许对三种裁定提出上诉），管辖异议制度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一斑。
“权利”常常任性
不可否认，大量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的目的，并非实质性的管辖异议，其目的可能是纯粹为了拖延诉讼，也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加充分的应诉准备和取证时间，还有可能就是为了“杀杀原告的锐气”，争取更有利的诉讼心理。
对于这种做法，有人称之为“诉讼权利的技术性运用”。实际上，“诉讼权利的技术性运用”也并非只在管辖权异议制度中存在，即使法院有时也会使用这样的“程序技术”，比如在案件数量暴增，法官办案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法官可能为了不突破审限，让双方当事人提出庭外和解申请，也可能在执行中为了结案率考虑，让当事人申请“程序终结”。
应当说，这种“诉讼权利的技术性运用”完全是在程序框架内进行的，客观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诉讼程序的僵化问题。当然，它也常常带来“权利”的任性。这种“任性”就是：“是我的权利，我想用就用”。那么“权利”任性了，“权力”是不是就可以举起棒子？
“权力”该如何应对“权利”的任性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提出管辖异议的理由五花八门，有时堪称奇葩。这种“权利”的任性，确实会给“权力”造成一些麻烦，有时也非常可恶。但是我们应该理解，程序本身有其存在价值和运行逻辑，程序权利应当被尊重，哪怕它有点任性。这种尊重是给予程序本身的，而不是给予“任性的权利人”。这个道理就好比，对于十恶不赦、千刀万剐的杀人犯，我们还是要充分保障他的辩护权。
个人认为，法院的“权力”面对“权利”的小小任性，应该保持必要的“谦抑”。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放任应受“权利”制约的“权力”对“权利”行使是否正当作出评价，那么“权利”可能已经处于危险境地了。
当然，不可否认，司法实践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确实部分背离了其设立初衷，影响了诉讼的效率。但我们应把着眼点放在制度的完善上，让当事人的行为成为符合诉讼制度设置本意的自觉行为。比如，法院可以加快管辖权异议裁定的流程，降低当事人滥用管辖权异议的可期待利益，还可以考虑提高管辖权异议申请费，增加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