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家务劳动补偿

北京时间10月9日，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揭晓，77岁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奖，这位老太太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还曾经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她的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移民问题、科技变革、收入不平等。其中最有名的研究，是关于女性的就业问题。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戈尔丁的颁奖词是：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理解。按照通常的理解，经济越好，女性的职业处境就越好。统计数据也显示，女性的就业率在过去的两百年的确是在上升的。但戈尔丁她老人家并不迷信这些数据统计，她把过去两百多年美国的工业统计数据、人口普查数据，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数据都梳理了一遍，然后做交叉对比，结果发现，过去两百多年已婚女性的就业率，并不是一直上升的，而是呈现出一个U型曲线。在工业时代之前，女性的就业率挺高。但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女性就业率跌到了谷底。到了最近几十年，数据明显回升。据此，戈尔丁得出了女性就业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
从需求的角度来说，不管是种地、做手工，还是跟着丈夫一起经商，农业时代女性是可以在家工作的；但到了工业时代，人们都被捆在了流水线上，很多女性为了照顾家庭，放弃了事业，因此女性的就业率就明显下降了；之后随着服务业出现大量的需求，女性的就业率又开始上升。
从供给的角度来说，传统观念认为，影响女性就业的因素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和职场需求等。但戈尔丁认为，这里忽略了一个女性职业生涯的最大变量，那就是生育。这个结论也许并不新鲜，但戈尔丁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她发现，决定一个人职业成就的，往往是其所投入的时间。比如美国律师协会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成为律所合伙人的概率，跟投入的时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再比如，戈尔丁还发现，夫妻双方要想获得更好的经济收入，就不能两个人平均发展，都兼顾事业和家庭。夫妻责任对半分的家庭可能会更幸福，但同时也会更穷。对赚钱最有利的策略是，两口子一个人在工作上24小时待命，另一个人在家庭上24小时待命。这种家庭内部的合作模式才是效率最高的。
作为家事律师，我们观察到的情况确实如此。比如我们的客户Y女士，和丈夫同样是美国常青藤名校毕业的化学博士，丈夫毕业后回国创业，全身心投身新材料研发产业；而Y女士为了更多地照顾家庭和孩子，选择了在咨询公司谋了一份相对清闲稳定的工作。没错，这就是戈尔丁她老人家口中的高效率模式。
这个家庭的实践证明确实高效：没用几年，丈夫经营的公司已经大踏步地走在上市的路上；孩子步入初中高年级，在女方的悉心培养下成绩优异。一切祥和而美好，除了，突然有一天，丈夫向妻子提出离婚并提出愿意多分一些财产给妻子。然而，对于妻子而言，仅仅这样算帐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是为了提升和丈夫共同组成的这个“家庭”组织的效率，她的文凭和亮眼的履历足以支撑她在博士毕业之际找到比现在的收入高出十几倍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的话，收入再翻一倍也不在话下。但眼下，离开了竞争环境那么久，她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回得去。
类似这样的案例，才是成年人尤其是女性的现实困境。对此，《民法典》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从分别财产制的牢笼中释放出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案件援引这项制度对照顾家庭、老人、子女以及协助另一方工作的配偶进行补偿，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未统一补偿的规则和标准，且存在补偿标准普遍较低的情况。有网友调侃，辛辛苦苦十几年，到头来拿到的补偿还不如本地区保姆的平均工资高。
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乎，要么不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要么虽然承认家务劳动有价值，但认为离婚财产分割已经足以弥补，不需要额外再给予补偿。这些观点，完全忽视了我们所处时代的背景和特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个体越来越重视自我价值的认同和实现，尤其近些年，互联网带动自媒体空前活跃，信息过载，适龄人群对于婚姻家庭的向往和对未知的恐惧交叠纠缠，不少地方的结婚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其中，对家庭和对子女的投入回报率低、甚至无回报的担忧，成为许多年轻人步入婚姻家庭的拦路虎；相比之下，将时间和精力投注在自己身上，收益清晰直观，于是选择不婚不育的人越来越多。
对于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这次戈尔丁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更加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衷心希望理论和实务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加以重视，给对婚姻和家庭有期待的人更多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