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事交易的风控体系流程中，争议解决条款是关乎纠纷处理成本、程序路径、保密性与执行效果的核心条款。企业在订立合同之初，往往面临诉讼与仲裁两种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二者在程序规则、实务操作层面均存在诸多差异。
有鉴于此，本文谨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实务经验、主流仲裁机构规则，从费用成本、调查取证、主体追加、保密性、救济路径、管辖范围、审理时限、裁判者选择权、跨境执行这九个方面进行简要对比，以期为企业选择争议解决机制提供参考。
一、关于费用成本
诉讼和仲裁的费用成本受争议金额影响，但仲裁费用并非一定高于诉讼费用，尤其在争议标的额大幅提高和/或计入二审诉讼费用成本时，仲裁在费用上的相对优势会逐步显现。
类型 | 结论 | 机构/法院 | 费用 |
相对低标的额案件 | 国内案件中，法院诉讼费通常低于仲裁费。 | 以2,000万元标的进行测算： | |
一审法院 | ≈141,800元 |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 | ≈194,500元 | ||
上海国际仲裁中心（“SHIAC”） | ≈201,550元 | ||
北京仲裁委员会（“BAC”） | ≈201,000元 | ||
（注：以上费用测算为非涉外案件，亦不考虑仲裁员为外籍等因素） | |||
相对高标的额案件 | 随着争议金额显著提高，仲裁在费用上的相对优势会逐步显现。 | 以40亿元标的进行测算： | |
一审法院 | ≈20,041,800元 | ||
CIETAC | ≈14,620,000元 | ||
SHIAC | ≈18,251,550元 | ||
BAC | ≈15,636,000元 | ||
（注：以上费用测算为非涉外案件，亦不考虑仲裁员为外籍等因素） | |||
综合成本 | 若考虑二审程序的诉讼费用，诉讼总成本可能出现高于仲裁的情形。在计算成本时，除案件受理费外，还应考虑律师费的承担，在仲裁中，败诉方承担胜诉方律师费通常是主流惯例；而在诉讼程序中，法院未必会支持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诉讼请求。 | ||
二、关于调查取证
诉讼程序中法院拥有直接强制调查取证的司法权力，仲裁庭无直接强制第三方取证权，但202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仲裁法》”）提供了法院协助仲裁取证的法律基础。在新《仲裁法》施行前，上海等地依据地方条例等文件，已通过法院调查令协助仲裁取证的创新机制，为仲裁取证提供强制司法保障。
| _ | 调查取证强制性和程序 | 相关依据 |
诉讼程序 | 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法院可签发调查令、调查函等文件，调取行政机关、银行、第三方企业、个人持有的证据。 | |
仲裁程序 | 仲裁庭通常可依法向当事人或第三方收集证据，但无权直接强制第三方提供证据。不过，2026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仲裁法》第五十五条提供了法院协助仲裁取证的法律基础。[1] | 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2] |
上海 | 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一起工业用房买卖合同纠纷，因涉案标的可能存在抵押、租赁及其他限制交易转让等事实，仲裁庭审查后认为确有必要收集但自行取证存在困难，遂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交协助申请，闵行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依法开具调查令。 | |
北京 | 北京仲裁委员会在审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时，面临自行调查取证的实际困难，遂向北京四中院提交协助调查取证申请。依托与北京仲裁委员会建立的仲裁调查取证协作机制，北京四中院经审查依法出具调查函，承办法官前往行政部门完成证据调取工作。 | |
杭州 | 杭州仲裁委员会受理的一起直播合作合同纠纷案件中，争议涉及直播收益数据，仲裁庭认为该数据属确有必要收集的关键证据，但平台规则仅接受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调查。杭州仲裁委员会遂向杭州中院申请协助开具调查令，杭州中院审查后依法开具。 | 杭州中院与杭州仲裁委《关于开具调查令协助仲裁调查取证的工作指引》 |
三、关于主体追加
诉讼中追加第三人的制度成熟且法院可依职权介入；仲裁则严格遵循协议相对性，通常难以直接追加未签署协议的主体作为当事人。
| _ | 诉讼 | 仲裁 |
制度依据 |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依据清晰、完整。 | 无明确的“第三人追加”制度。部分仲裁规则允许追加当事人，但须严格遵守“协议相对性”原则。 |
追加方式 | 法院可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追加第三人，判决可直接约束第三人，多方争议可一次性解决，避免诉累。 | 部分仲裁规则虽允许在一定阶段申请追加当事人，但通常存在较强程序限制（仲裁协议对被追加方具备表面约束力）。 |
司法态度 | 法律制度成熟，法院追加第三人的实践经验丰富，司法态度明确。 | 直接突破协议主体追加当事人的实践目前较为鲜见。北京四中院（2022）京04民特171号裁定即认为，在案外人未与仲裁案件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下，仲裁庭不能依职权追加案外人作为仲裁案件当事人。 |
实务建议 | 我们此前经办的关联案件中，因投资合同约定仲裁、担保合同约定诉讼，直接导致关联争议案件需分别向仲裁机构和法院提起，客观上造成了时间成本的增加，亦为后续执行程序平添障碍。 涉及总分包、担保、多方投资等复杂交易时，建议在合同中加入“多方仲裁协议”或“合并仲裁条款”，确保关联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保持一致，避免部分案件归于法院管辖、部分案件归于仲裁管辖的困境。 | |
四、关于保密性
诉讼以公开审理和文书上网为原则；仲裁则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且裁决书不上网。
| _ | 诉讼 | 仲裁 |
基本原则 | 以公开审理为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法律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公开进行。 | 以保密为原则。 《仲裁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他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除外。 |
裁判文书 | 即便不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仍需依法上网公示（法定不上网情形除外）。 | 仲裁裁决不上网公示。各仲裁机构规则要求仲裁庭、仲裁机构、当事人、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所有参与方对案件信息、证据材料、裁决内容严格保密。 |
适用场景 | 适合不涉及商业机密或对公开审理无特殊顾虑的案件。 | 涉及商业机密、敏感信息的企业首选机制。 |
五、关于救济路径
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及再审制度，救济路径相对丰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救济空间相对较窄。
| _ | 诉讼 | 仲裁 |
救济制度 | 实行两审终审制，辅以再审程序。 | 实行一裁终局。 |
救济途径 | 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可上诉至二审法院；生效裁判仍有错误的，当事人可申请再审，检察机关可依法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或由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 当事人救济路径： ①向仲裁机构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②向执行法院申请不予执行裁决。 |
审查范围 |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 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撤销、不予执行案件进行审查时，充分尊重仲裁庭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实体事项的裁断。 |
六、关于管辖范围
诉讼管辖几乎涵盖所有类型的纠纷；仲裁则受到一定限制，明确排除了婚姻等家事案件以及行政争议。
| _ | 诉讼 | 仲裁 |
管辖范围 | 涵盖所有民事、商事、行政、刑事附带民事纠纷，包括婚姻、继承、行政争议等。 | 受到一定限制。《仲裁法》第三条明确排除特定纠纷类型： ①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②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
七、关于审理时限
诉讼虽存在二审程序，但审限管理相对严格；仲裁虽制度设计上为一裁终局，但近年来因案件量激增，导致审理周期有普遍延长趋势。
| _ | 诉讼 | 仲裁 |
制度设计 | 两审终审制。涉及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环节，整体周期可能较长。 | 原则上为一裁终局，制度设计上审理周期较短。 |
实务观察 | 法院普遍存在审限考核压力，审限管理相对严格。 | 近年来各仲裁机构案件量大幅增加，排期压力增大，审理周期有普遍延长趋势。 |
不宜一概而论。我们在实际处理大量案件的过程中观察到，即便考虑法院的二审程序，亦不乏出现诉讼程序快于仲裁程序的情形。 | ||
八、关于裁判者选择权
诉讼法官由法院指定，当事人无法自主选择；仲裁允许当事人选择具备特定专业背景（如会计师、工程师）的仲裁员，使裁决更贴合行业惯例。
| _ | 诉讼 | 仲裁 |
选择权 | 法官由法院系统指定，当事人不能自由选择。 | 当事人有权从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名册中选择仲裁员。 |
专业背景 | 法官通常具有法律专业背景，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与审判经验。 | 可从行业专家、资深律师、会计师、造价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中选择，适配专业商事纠纷。 |
裁判导向 |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裁判。 | 裁决结果可能更贴合行业实务与商业惯例，兼顾公平合理原则。 |
九、跨境执行
诉讼执行依赖于双边协议，全球认可度相对受限；仲裁裁决凭借《纽约公约》可在全球170多个缔约国和地区获得承认与执行，效率更高且范围更广。
| _ | 诉讼 | 仲裁 |
执行基础 | 跨境执行依赖双边司法协助协议及互惠原则等。 |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 |
执行范围 | 全球认可范围较小，多数国家不直接承认外国法院判决。 | 裁决可在170余个缔约国和地区获得承认与执行。 |
执行程序 | 程序相对复杂、审查严格，执行周期相对较长。 | 跨境执行程序相对简单、效率高。 |
结语
对比维度 | 诉讼 | 仲裁 |
费用成本 | 标的额较低时费用优势明显 | 标的额较高时性价比凸显 |
调查取证 | 强制力强，可直接调取第三方证据 | 依赖协作，2026年后法律保障增强 |
追加主体 | 法律制度明确，可依职权追加第三人 | 以协议约定为前提，遵循契约相对性 |
保密性 | 以公开为原则，裁判文书上网 | 严格保密，不公开审理 |
纠错机制 | 两审终审＋再审 | 一裁终局 |
管辖范围 | 几乎涵盖所有纠纷类型 | 特定纠纷类型排除在外 |
审理时效 | 程序相对多层级但审限管理严格 | 一裁终局但排期压力增大 |
裁判者 选择 | 法院指定，无法自主选择 | 当事人有权选择仲裁员 |
跨境执行 | 依赖双边协议，认可度相对受限 | 依托《纽约公约》，全球大范围认可 |
需特别说明的是，仲裁与诉讼的核心区别并非仅局限于上述情形。在实务操作中，案情复杂程度以及当事人的配合度等因素，均共同影响争议解决路径走向。因此，唯有立足个案事实与交易背景，兼顾企业核心诉求与风险偏好，方能制定兼具防御性与可执行性的争议应对策略。
综上，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本质是企业对效率、成本、保密性、执行效果、救济途径等需求的综合权衡。我们谨建议企业在订立合同时，结合行业属性、交易主体、标的额、跨境需求等实务因素审慎选择争议解决机制，从源头防范纠纷处理风险，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注释：
[1]《仲裁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
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可以自行收集；必要时，可以请求有关方面依法予以协助。”
[2]《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七条：“仲裁庭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一）经当事人申请且仲裁庭认为必要，或者当事人虽未申请，但仲裁庭根据案件审理情况认为必要时，仲裁庭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交有助于查明事实的证据，或自行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仲裁庭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时，认为有必要通知当事人到场的，应当及时通知。经通知，当事人未到场，不影响仲裁庭调查事实和收集证据。（二）仲裁庭自行调查的事实应当告知当事人，由当事人发表意见；仲裁庭自行收集的证据应当转交当事人，由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三条：“【仲裁庭调查取证】
（一）仲裁庭认为必要时，可以调查事实，收集证据。
（二）仲裁庭调查事实、收集证据时，可以通知当事人到场。经通知，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到场的，不影响仲裁庭调查事实和收集证据。
（三）仲裁庭调查收集的证据，应转交当事人，给予当事人提出意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