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仲裁中“蓄意不当行为”的理解与适用

引言
“蓄意不当行为”是除“真正知情”、“推定知情”、“严重疏忽”等行为人行为界定之外的又一大国际仲裁概念，我们有必要就其定义和适用范围进行充分解读，以便于在国际仲裁案件代理过程中能够有所侧重。
一、蓄意不当行为的认定
实践中，关于当事人“蓄意不当行为”的认定与“严重疏忽”最本质性的差异在于对当事人主观性的判断。蓄意不当行为顾名思义需要通过间接或环境证据来对当事人的主观状态进行举证，而严重疏忽就没有此类要求。
正如Bowen大法官在Young & Harston’s Contract，Re(1885) 31 Ch D 167上诉庭先例中所述：“generally, as used in courts of law, implies nothing blameable , but merely that the person of whose action or default the expression is used, is a free agent, and that what has been done arises from the spontaneous action of his will. It amounts to nothing more than this, that he knows what he is doing, and intends to do what he is doing, and is a free agent”，即：“一般来说，在法庭上使用，并不意味着什么是可指责的，而只是意味着使用该表达的行为或违约的人是一个自由人，所做的事情源于他的意愿的自发行动。这只不过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打算做自己在做的事，并且是一名自由人。”可见，在我们根据法律规定，需要证明当事人存在“蓄意不当行为”时，应当有别于“严重疏忽”的证明结构，在当事人主观性层面下重点功夫。
在Lewis v. Great Western Railway Co(1877) 3 QBD 195上诉庭先例中，本案中的原告作为承运人负责奶酪的运输，但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当包装而使奶酪损坏。Cotton大法官在审理后认为：“…Wilful misconduct is something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negligence, and far beyond it, whether the negligence be culpable,or gross, or however denominated…Where the term wilful misconduct is put a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and excluding negligence of every kind…wilful misconduct…import a knowledge of the wrong on the part of the person who is supposed to be guilty of the act or omission”，即“…故意不当行为与疏忽完全不同，而且远远超出了疏忽，无论疏忽是有罪的、严重的还是以何种方式命名的…故意不当行为一词被视为与各种疏忽不同…故意不当行为…指实施该行为或不作为的人知道自己的错误”。由于本案中原告选择购买的是价值较低的运费，而根据法律规定，此种情况下只有在承运商存在蓄意不当行时，货损才应由承运商承担。最终法院判决认定承运商不构成蓄意不当行为，因此无需对不当打包负责。
二、蓄意不当行为的构成要件
（一）行为人有意为之；
（二）行为人预见其行为存在损害后果的可能，但主观上仍放任该后果的发生；
（三）根据Cotton大法官在Lewis v. Great Western Railway Co先例的判决，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待行为人的行为，认为该行为不合理；
（四）根据Denman勋爵在Goodman v. Harvey(1836) 4 A&E 870先例的判决，蓄意不当有时候是严重疏忽的升级，即行为人的严重疏忽可能会导致认定其构成蓄意不当；
（五）行为人在被他人提醒的情况下，仍不改变其做法，从而被认定构成蓄意不当行为。
三、结论
综上，我们在代理国际仲裁案件时，需要重点区分“蓄意不当行为”和“严重疏忽行为”的区别，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来判断举证时的重点。在一些情形下，“蓄意不当行为”和“严重疏忽行为”会存在一定的重叠，需要注意把握其中的微妙关系，方能在案件中使得仲裁庭清晰了解我们的真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