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并非纠错的终点

2006年，念斌被判处死刑，事隔八年终于迎来了无罪宣判。该案之意义，不仅仅是疑罪从无的范例，更引人深思：疑罪之源。
张飚，新疆石河子市驻狱检察官。他是为“张高平叔侄”平反而执着付出的检察官。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沉冤八年的“罪犯”与司法勇士张飚对谈，带给人们的无疑是法治的温暖。因为从他们的对谈，我们能看到一种强大的合力，通过聚焦错案而烧灼错案的根源。
念斌向张检提出了三个问题：“检察官是否负有伸张正义、纠正错案的责任？如何看待‘疑罪从无’？一些冤假错案，是检察院与公安关系密切造成的，你怎么看？”
笔者作为执业十余年的律师，不得不佩服他提问的犀利。或许是其沉狱八年时时地思考，也或许是他最朴素的法律意识，就要寻求这些公众也迫切要得到的答案。但无论何因，三问如一记闷棍，足令每位司法者深沉地思考。
张检回答：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错案必究、违法必追，这是基本职责。疑罪从无即正义；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机关是相互制约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进行监督，一旦发现任何违法事件，可以要求改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直言不讳地说，张检的回答过于原则。其实，念斌的提问可归纳成一句话：疑罪是怎样走进法院的？
从法律规定看，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仅进行形式审查，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因此，疑罪并非产生在法院。但是，法院却有可能将疑罪判有罪，如念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等。
但是，从公诉案件的流程上，几乎都经过了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刑事诉讼环节。每个环节，法律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而且，必须查明：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比如：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法定标准均是“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要求不可谓不明确，不可谓不具体，不可谓不严格。然而，念斌等的案件证明，只要一经逮捕，“检察院与公安关系密切”，半成品的疑案就走向了法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捕就该谨慎》道出了疑案走向法院的天机：“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提请批捕的案件不敢、不愿、不能认真审查，认为即使有瑕疵，在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环节也能得到弥补。殊不知，一个环节的失守，就意味着整个法律流程的溃败，错误批捕的大门一开，后面的环节想要纠正冤错，难度将增加数倍。”
张检对念斌提问的回答“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进行监督，一旦发现任何违法事件，可以要求改正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这只是最理想的期待。
当然，这也有其他法律的规定可以找到相互配合、取代相互制约的根源。《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由此，我们看到了为何一批捕想纠正错案比登天还难，原来有这么多的规定成了纠错的障碍。换句话说，本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如果自己批捕错了，岂不成了自己监督自己？因此，将疑罪送到法院，也就给法院出了难题：是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还是在潜规则下与检察院“相互配合”？
在法治成为治国重器的今天，面对错案任何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我们必须一针见血地指出错案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下一个错案。从这个意义上说，疑罪从无是法院应该理直气壮的态度，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当然，寻到疑罪入院的根源，真正把监督前移，实现“每一个环节都通上高压线”，才是治本之策。
念斌最后说“我将对枉法者提出追责请求，希望公安部能成立专案组查清真相。”这也正说明，疑罪从无并非是纠错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