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思辨：科学与法律的纠结

最近有两篇关于转基因的文章流传甚广。一篇是《旅美华人：我曾跟随崔永元在美国拍摄转基因纪录片，他无意中触及一个巨大的国际利益集团》，另一篇是《美法院作出关于转基因的里程碑式判决：贴上致癌标签！》。这两篇标题非常吸睛的文章，主旨很明确——转基因食品危害巨大，且利益集团阴谋掩盖这一事实。
我在多个不同的群遇见了这两篇文章，并见证了多次激烈的转基因讨论。支持转基因、反对转基因的人们观点激烈碰撞。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辨析。顺带讨论一下，一个法律人应该如何看待科学问题。
一、科学问题：转基因的安全性
转基因既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科学问题主要解决事实描述，法律问题则须提出规范建议。前者涉及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判断，后者涉及如何规制转基因食品（安全性）。
对于前者，我的基本判断是：转基因食品并非如方舟子所说的一定安全，也并非如崔永元用阴谋论观点表述的一定不安全，而是“依现有的科技水平，安全性不确定”。
1、“转基因”外延不明
身边许多朋友坚信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认为“违反自然规律的总不是什么好事”。也有朋友认为转基因食品虽然不安全，但持无所谓态度。 认为“我们吃的油基本都是转基因的，吃了20年了；我们养的猪、鱼、虾、鸡鸭都是吃的转基因的豆粕；这个不单单是中国，全球都是，也没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整天吸着雾霾、喝着毒水、吃着毒大米，也不差这一茬了”。
作为一个科学素养欠缺的法律人，其实我是搞不清楚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具体细节的。但作为法律人，习惯性认为一切讨论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定义”。但“转基因”的定义边界却常常模糊不清。
比如这样一个问题：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算不算转基因食品？ 我就一直得不到确切的答案。网络上的答案五花八门，正儿八经的论文又看不懂。我的疑惑是：同样是基因重组，杂交和转基因除了基因改变“手段”上的区别，在“安全性”上有没有区别？
一位学营养出身、在检测单位工作的朋友回答：“你的问题厉害，似是而非，我答不了。不过就像生长激素和天然生长激素，有天然干嘛用人工，没天然的也只好用人工。风险我是准备承受的。”
2、人工的不一定比天然的更危险，应特事特检
面对上面这个回答，我又疑窦丛生：是不是天然的一定比人工的要安全？野生天然的毒蘑菇和人工的转基因蘑菇，似乎应该是后者更安全吧？
朋友不吭声了。
我不是想为难我的朋友，只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食品是否安全不应以是否转基因为标准，而应以人体安全的各项传统指标为标准。转基因食品有很多种类，有安全的，也有不安全的；天然、传统食品也有很多种类，有安全的，也有不安全的。
有些反转人士常常有意无意以偏概全。比如《美法院作出关于转基因的里程碑式判决：贴上致癌标签！》一文，正文的内容是：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时间2017年3月10日，加利福尼亚州法官Kristi Kapetan发出正式裁决，在加州销售的转基因伴侣草甘膦（Roundup，中文名：农达 ）都要贴上致癌标签！法官将很快发布正式决定。加利福尼亚州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OEHHA)发言人萨姆•德尔森告诉美联社，监管机构正在等待法官的正式决定，然后推进警告标签。
该文的标题有严重的诱导性，让读者以为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有致癌性、美国法院已判决认定这一事实。但实际上，该判决只是针对转基因伴侣草甘膦，而非针对所有的转基因食品。请注意，我并没有说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我只是说这个判决并没有认定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是不安全的。
基于以上分析，对于转基因食品，不应该一刀切禁止，也不应一刀切放行。与传统食品一样，每一种转基因食品都应当经过严格的检验，通过的就投放市场，未通过的就拒之门外。
3、转基因食品检测手段有限、安全性不明
然而我们还会遇到一个问题：人体太精密，指标太落后，科学太有限。人体安全建模无法实现。检测部门的检测永远滞后与转基因的发展，但也仍然在锲而不舍地做着。
检测滞后、风险不确定才是转基因问题的核心。承认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看待未知，这才是需要讨论的关键。简单粗暴地支持或反对转基因，都是不可取的。
二、法律问题：不确定风险下的规范选择
在人力有限（科学家还未研究清楚转基因的安全性）的前提下，法律应当作何姿态？
1、法律问题与科学问题的可分离性
科学家研究某种事物的客观利弊，对法律（学）家制定正确的治理规则有很大帮助。一般情况下，如果科学家一致认为某个事物利大于弊时，法律（学）家在制定治理规则时通常会采纳这一观点。
然而并非永远都是如此。有时法律（学）家明知科学家有一致的负面评价，但仍然会不予理睬。比如，“吸烟有害健康”这一论断在科学界无可置疑，但在法律上，基于对自由、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的考虑，大部分国家并不彻底取缔烟草买卖，只是加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强制加一句警示语、烟草专卖、加税等）。
法律判断和科学判断是可以而且应当分离的。
2、法律对未知风险的规制策略选择无关对错，而是权衡
因此转基因法律规制的问题核心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对于一些新生事物，科学家可能也无法判断利弊、或科学家们对利弊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法律应该持有何种态度？
一般而言，可能的策略/原则有：
1）严格原则：不能证明安全，那么应当推定其有害或风险非常大，法律规制应当严格。
2）宽松原则：无法证明危险，那么应当推定其安全或风险非常小，法律规制应当宽松。
法律（学）家们应当先验的独立判断采取这两个原则中的一种，而无需等待或依赖科学家们作出共识判断。
面对转基因这种新事物的不确定风险时，法律又应该做何选择？法律和监管对转基因也有可能的两种态度：全面禁止或谨慎推进，放任推广但强调信息披露（标注转基因、让公众自行选择）。选择哪一种，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整政策的选择问题。
笔者认为，在科学判断不明时，起码在事关公众安全和人身健康等重大、不可逆的事项上，应当采取严格原则或谨慎推进原则。有些事情的利弊是无可比较、有些目标的价值事关底线，这些事情和目标必须排在最高的价值位阶。
3、转基因规制的“中国问题”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除了“生命安全、身体健康”这种至高位阶的价值外，其实还需要考虑另一种同样极为重要的价值——生存权/粮食安全。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中国的耕地已经养活不了近14亿的人口了，现在已经是一个食品的净进口国，出于国家安全，主要是政权稳定，转基因食品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
看到过一个网络段子：
【心酸】 记者在中国一贫困山区采访时拍摄的一张照片
记者对孩子的母亲说：“尽量让孩子少吃这些油炸的速食垃圾食品。”
孩子的母亲说：“ 没关系，不经常吃。但是每年都会给孩子煮一次吃，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其实我们根本舍不得吃。”

这个段子不是说转基因食品的，但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吃，可能危害健康；不吃，可能失去生命。如何权衡取舍？
习大大曾在谈粮食安全问题时，着重提及转基因：
转基因是一项新技术，也是一个新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社会对转基因技术有争议、有疑虑，这是正常的。对这个问题，我强调两点：一是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转基因农作物产业化、商业化推广，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技术规程规范进行，稳打稳扎，确保不出闪失，涉及安全的因素都要考虑到。要大胆创新研究，占领转基因技术制高点，不能把转基因农产品市场都让外国大公司占领了。
——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自《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在安全和自主创新（粮食安全），始终需要动态权衡，不可走极端。
三、余论：关于阴谋论与利益驱动
还有一些朋友提及，“转基因在中国的问题是不确定的大前提下已经推广泛滥”、“既有重大利益关系，又有实证还需要时间检验的技术难题，但立即上马并大力推广的，是利益驱动”。
笔者认为，利益驱动是必须的，是中性的。人类社会近两百年的加速度发展，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的逐利驱动高速前进的。崔永元可以竭尽全力揭露他认为的真相，孟山都也可以用尽力量来推广他的产品和技术。
不能认为站在商家立场的孟山都推广转基因就是在搞阴谋（在商家眼里看来，转基因技术有可能是确实有益于全人类、顺便自己也发大财的），也不能认为做出道德斗士姿态的崔永元就一定是正确、没有利益驱动的。利益驱动本身，是个中性词，不应该是贬义词。
这两边，并没有谁是真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两边的舆论战越欢，我们普通人越是受益。斗士是需要的，只有论战才会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方舟子和崔永元都可能是历史的功臣。
只不过公众的这种受益需要时间的发酵，而时间上的滞后就会带来公众生命健康的损害。此时法律和监管就需要及时地站出来，做出相对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权衡，从而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