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法律问题研究 ——以多式联运网状责任制为切入点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正在迎来快速发展期。然而,运输途中产生的货损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定域损失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海商法》 确定了网状责任制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在实践适用条文的过程中,目前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网状责任制局限于本国法律,其二则是有指向域外法的功能,后者更契合立法精神。基于此,本文从国际货物多式联
为您找到 1500 篇iCourt法律实务研究_法律实务文章相关实务文章,涵盖法律实务研究、案例分析、专业指南等内容。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正在迎来快速发展期。然而,运输途中产生的货损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定域损失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海商法》 确定了网状责任制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在实践适用条文的过程中,目前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网状责任制局限于本国法律,其二则是有指向域外法的功能,后者更契合立法精神。基于此,本文从国际货物多式联
2025年9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修订草案》”),2026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继续将 《企业破产法》 修订列为重点推进项目,反映出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已成为我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立法方向。《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是本轮修法最具突破性的制度创新之一。 现行 《企业破产法》 关
引言 2026年年中,中国企业的东南亚投资正站在两个制度坐标的交汇点上:对外,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于2025年10月28日在吉隆坡正式签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规则首次进入区域自贸框架,各方正加快推进核准程序;对内,我国首部对外投资专项行政法规——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837号)已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境外投资监管完成从分散部门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欧洲开展并购投资时,常通过设立欧洲子公司或控股平台作为收购主体,以降低触发目标国外国投资审查机制的可能性。然而,随着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持续强化,这一路径的合规空间正在逐步收窄。2026年6月8日,欧盟理事会最终批准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进行修订,对《欧盟2019/452号条例》作出全面调整。新规不仅要求全部27个成员国建立强制性外资审查机制,而且将审查范围进一步扩展至“间
随着中国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837号,以下简称“837号令”)正式公布并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国境外直接投资(ODI)领域迎来了首部国家层面的顶层行政法规。该规定完成了我国从分散的“部门规章”向高度法治化“行政法规”的底座升级。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实施细则也在实务中全面铺开,针对“受关注国家”的逆向资本审查已日趋成熟。 至此,全球资本流出监管已彻
引言 据统计,202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金额高达1,457亿美元。在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部分国家存在恶意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完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监管、加强对境内投资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顺应形势需要,2026年5月5日,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以下简称“《新规》”或“《对外投
在全球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涉外合同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外国企业“引进来”的关键法律工具。与纯粹的国内合同相比,涉外合同因涉及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管辖竞争以及跨境执行等问题,其复杂性与风险性显著增高。一份起草严谨、权责清晰的涉外合同,是预防纠纷、保障交易安全的基石。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审核涉外合同时,必须秉持审慎、专业的态度,对核心条款进行系统性、针对性的审查与修改。本指引旨在梳理涉
前言 2026年6月16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商资发〔2026〕97号,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或"本次新政"),经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发布实施。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外资领域的首份综合性政策文件,《行动方案》的出台不仅是对当前稳外资工作的及时回应,更蕴含着我国外资管理制度从"准入"向"准营"深层转型的制度逻辑。 《行动方案》与近年来稳外资、促开放的一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837号,下称“新规”)已经2026年4月17日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2026年5月5日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第一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监管从“部门规章分散管理”迈入“行政法规统一规制”的新阶段。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新规并非简单地收紧政策,而是拉高了合规门槛,理解以下五大核心变化,是在新规框架下持
引言 2026年3月,印度政府针对“3号通告(PN3)”进行了关键性修订。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优化接壤国家外商投资(FDI)审查机制的信号,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提供了重新评估印度市场的政策窗口。在错综复杂的准入限制与合规监管背景下,中国企业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已由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深度的合规管理与属地化战略协同。 在本系列的前篇中,我们已就印度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框架与行业准入标准进行了系统梳理

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正在迎来快速发展期。然而,运输途中产生的货损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定域损失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认定和法律适用,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 《海商法》 确定了网状责任制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在实践适用条文的过程中,目前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网状责任制局限于本国法律,其二则是有指向域外法的功能,后者更契合立法精神。基于此,本文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法律适用和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方式出发,分析了域外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或条约中关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定域损失的规定,并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应建议,一方面,可以参照国际私法的相关法律原则
2025年9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修订草案》”),2026年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继续将 《企业破产法》 修订列为重点推进项目,反映出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已成为我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立法方向。《修订草案》首次设立跨境破产专章,是本轮修法最具突破性的制度创新之一。 现行 《企业破产法》 关于跨境破产仅有第五条原则性规定,难以回应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跨境融资以及境内外程序协调日益增长的现实需求。《修订草案》在总结近年来跨境破产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围绕外国破产程序承认、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C
引言 2026年年中,中国企业的东南亚投资正站在两个制度坐标的交汇点上:对外,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于2025年10月28日在吉隆坡正式签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等新兴领域规则首次进入区域自贸框架,各方正加快推进核准程序;对内,我国首部对外投资专项行政法规——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837号)已于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境外投资监管完成从分散部门规章到统一行政法规的体系性跃升。 本文基于道可特国际贸易与跨境租赁法律服务团队的专业视角,立足实务,从制度变量、机会识别、国别研判与交易合规四个维度,对2026年下半年中企投资东南亚的机遇与风险作系统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欧洲开展并购投资时,常通过设立欧洲子公司或控股平台作为收购主体,以降低触发目标国外国投资审查机制的可能性。然而,随着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持续强化,这一路径的合规空间正在逐步收窄。2026年6月8日,欧盟理事会最终批准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进行修订,对《欧盟2019/452号条例》作出全面调整。新规不仅要求全部27个成员国建立强制性外资审查机制,而且将审查范围进一步扩展至“间接控制”情形。对中国投资者而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传统上通过欧盟境内子公司或控股平台实施收购的交易安排,今后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穿透式审查。换言之,即便收购方形式上设立于欧盟境内,只要其最终受中国或其他非
随着中国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837号,以下简称“837号令”)正式公布并将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国境外直接投资(ODI)领域迎来了首部国家层面的顶层行政法规。该规定完成了我国从分散的“部门规章”向高度法治化“行政法规”的底座升级。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对外投资审查机制实施细则也在实务中全面铺开,针对“受关注国家”的逆向资本审查已日趋成熟。 至此,全球资本流出监管已彻底告别早期的“自由流动加普遍备案”模式。中美两国在资本流出监管上的最新立法和实践,映射出两套截然不同的法理逻辑: ·中国: 以“高水平开放”为背景,通过“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严控“间接投资、国
引言 据统计,202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金额高达1,457亿美元。在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部分国家存在恶意损害中国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完善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监管、加强对境内投资者的保护刻不容缓。 顺应形势需要,2026年5月5日,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以下简称“《新规》”或“《对外投资新规》”)正式发布。《对外投资新规》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第一部总领对外投资领域的综合性行政法规。 笔者基于对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法律服务的实务经验,就《对外投资新规》的相关要点进行解
在全球化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涉外合同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外国企业“引进来”的关键法律工具。与纯粹的国内合同相比,涉外合同因涉及不同法域的法律冲突、管辖竞争以及跨境执行等问题,其复杂性与风险性显著增高。一份起草严谨、权责清晰的涉外合同,是预防纠纷、保障交易安全的基石。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审核涉外合同时,必须秉持审慎、专业的态度,对核心条款进行系统性、针对性的审查与修改。本指引旨在梳理涉外合同审核中的关键要点,并就争议解决条款这一重中之重提供具操作性的设计建议。 一、合同基础要素与当事人资格的审查 审核一份涉外合同,首要任务是确认合同赖以成立的基础是否牢固。这包括对合同当事人法律地位
前言 2026年6月16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商资发〔2026〕97号,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或"本次新政"),经国务院同意后正式发布实施。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外资领域的首份综合性政策文件,《行动方案》的出台不仅是对当前稳外资工作的及时回应,更蕴含着我国外资管理制度从"准入"向"准营"深层转型的制度逻辑。 《行动方案》与近年来稳外资、促开放的一系列支持政策一脉相承,体现了我国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稳定外资长期预期的制度取向。相较于以往政策,《行动方案》在完善外资并购管理制度、支持重点外资企业境内上市、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支持外资参与医药产业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国务院令第837号,下称“新规”)已经2026年4月17日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通过,2026年5月5日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第一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对外投资监管从“部门规章分散管理”迈入“行政法规统一规制”的新阶段。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新规并非简单地收紧政策,而是拉高了合规门槛,理解以下五大核心变化,是在新规框架下持续开展境外投资的前提。 一、个人投资者正式纳入监管范围 新规第二条明确规定,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这是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将境内自然人纳入境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者范畴。此前,境外
引言 2026年3月,印度政府针对“3号通告(PN3)”进行了关键性修订。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优化接壤国家外商投资(FDI)审查机制的信号,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者提供了重新评估印度市场的政策窗口。在错综复杂的准入限制与合规监管背景下,中国企业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已由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深度的合规管理与属地化战略协同。 在本系列的前篇中,我们已就印度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框架与行业准入标准进行了系统梳理。本篇将立足于实务操作层面,聚焦于投资路径的顶层设计,从境外投资主体的架构搭建、境内法律实体的形式选择,到投资过程中的关键合规要点进行深度剖析,旨在协助企业在波动的政策环境中锚定合规航标,构建可持续的
摘要: 本文立足中国现行有效的国资监管法规与商务部规范性文件,系统梳理了中国中央企业在境外以联合体方式参与工程投标时,联合体协议中面临的六大核心法律风险——对外连带责任风险、串通投标与商业贿赂等合规风险、内部权责划分不清风险、退出与解散机制缺失风险、知识产权与数据合规风险以及东道国法律政策突变风险。文章在国资委第46号令"违规终身追责"、穿透式全级次监管以及商务部《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2025)》合规审查前置等制度背景下,逐一对应法规依据,提出了可直接落地写入合同的精细化条款设计策略,并以表格形式归纳了中国法下联合体协议的八项法定必备条款清单,旨在为涉外律师及央企法务起草、审查境外联合体
摘要:随着国际制裁、跨境监管与供应链审查持续强化,“长臂管辖”已逐渐从传统金融制裁领域扩展至数据治理、产业安全与跨境经营管理等更广泛层面。2026年4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施行,标志着中国开始针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建立更加系统化的制度框架。随后,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21号公告,司法部发布第5号公告,分别针对美国涉伊朗次级制裁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作出制度回应。同一时期,闻泰科技亦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相关主体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限制措施,侵害其合法权益,并请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上述实践表明,中国反制裁与反
摘要:2026年5月11日至5月22日期间,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共对31家(首周14家,次周17家)拟境外发行上市企业出具了备案补充材料要求。本期反馈企业数量庞大,涵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消费医疗等多个核心赛道。本文旨在梳理这两周密集反馈背后的核心法律逻辑,特别是监管对“AI大模型与数据安全”“红筹VIE架构全生命周期审查”及“负面清单严格对标”的新动向,为拟境外上市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提供实务操作指引。 一、近期监管动态综述 本期受关注的31家发行人样本呈现出显著的“硬科技”与“大健康”双轮驱动特征。代表性企业既包括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领域(如道通科技、剂泰科技、吉因加),也包含大量创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企业出海更多关注“能不能出去”“怎么设公司”“钱怎么出去”“项目怎么落地”;而今天,出海已经从单一投资行为,演变为涉及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数据安全、出口管制、反制裁、境外争议解决和全球合规治理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的出台,具有非常重要的制度信号意义。该规定不是简单重复既有的发改、商务、外汇等部门规则,而是首次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层级,对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的基本制度框架作出统一规定。它既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也明确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对
当前,医院面临着飞行检查、DRG改革、数据合规等严格的监管要求,双岗双责、违规双罚成为常态,“以评促建”与“以检促改”相互促动,医院合规工作已从“遵纪守法不受处罚”升级为标准化、数字化、审计监督加持下的“宏观合规+微观风控”按照结构—过程—结果(SPO)模型建设法治医院。 进入AI+时代,人们自学合规常识毫无障碍。本文认为,进行医院管理视角下的合规中级实务讨论,不是向医院治理层开列一张长长的“说不”清单,或把检索可得性较强的知识编辑成指导手册,更有意义的任务或许是尽可能找到合规前提下释放医院治理各方创造力、激励其主观能动性的法律可能。 一、执业合规 资质合规、行为合规、物品合规、行风建设是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