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条款优于事后追偿——央企境外联合体协议核心法律风险的识别、隔离与条款化解
摘要: 本文立足中国现行有效的国资监管法规与商务部规范性文件,系统梳理了中国中央企业在境外以联合体方式参与工程投标时,联合体协议中面临的六大核心法律风险——对外连带责任风险、串通投标与商业贿赂等合规风险、内部权责划分不清风险、退出与解散机制缺失风险、知识产权与数据合规风险以及东道国法律政策突变风险。文章在国资委第46号令"违规终身追责"、穿透式全级次监管以及商务部《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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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立足中国现行有效的国资监管法规与商务部规范性文件,系统梳理了中国中央企业在境外以联合体方式参与工程投标时,联合体协议中面临的六大核心法律风险——对外连带责任风险、串通投标与商业贿赂等合规风险、内部权责划分不清风险、退出与解散机制缺失风险、知识产权与数据合规风险以及东道国法律政策突变风险。文章在国资委第46号令"违规终身追责"、穿透式全级次监管以及商务部《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202
摘要:随着国际制裁、跨境监管与供应链审查持续强化,“长臂管辖”已逐渐从传统金融制裁领域扩展至数据治理、产业安全与跨境经营管理等更广泛层面。2026年4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公布施行,标志着中国开始针对外国“不当域外管辖”建立更加系统化的制度框架。随后,商务部发布2026年第21号公告,司法部发布第5号公告,分别针对美国涉伊朗次级制裁与欧盟外国补
摘要:2026年5月11日至5月22日期间,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共对31家(首周14家,次周17家)拟境外发行上市企业出具了备案补充材料要求。本期反馈企业数量庞大,涵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消费医疗等多个核心赛道。本文旨在梳理这两周密集反馈背后的核心法律逻辑,特别是监管对“AI大模型与数据安全”“红筹VIE架构全生命周期审查”及“负面清单严格对标”的新动向,为拟境外上市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提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企业出海更多关注“能不能出去”“怎么设公司”“钱怎么出去”“项目怎么落地”;而今天,出海已经从单一投资行为,演变为涉及国家安全、产业链安全、数据安全、出口管制、反制裁、境外争议解决和全球合规治理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 的出台,具有非常重要的制度信号意义。该规定不是简单重复既有的发改、商务、外汇等部门规则,
当前,医院面临着飞行检查、DRG改革、数据合规等严格的监管要求,双岗双责、违规双罚成为常态,“以评促建”与“以检促改”相互促动,医院合规工作已从“遵纪守法不受处罚”升级为标准化、数字化、审计监督加持下的“宏观合规+微观风控”按照结构—过程—结果(SPO)模型建设法治医院。 进入AI+时代,人们自学合规常识毫无障碍。本文认为,进行医院管理视角下的合规中级实务讨论,不是向医院治理层开列一张长长的“说不
引言 智能经济浪潮下的长三角机遇 2024年以来,全球智能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重新定义制造业的竞争逻辑。在这一历史性变局中,长三角地区凭借其深厚的制造业底蕴、密集的科研资源和领先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智能制造的核心策源地之一。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5年底,长三角地区已聚集了全国超过40%的智能制造相关独角兽企业。从上海的人工智能芯片设
摘要 本文聚焦文明交流互鉴视角,梳理中国法学引介国外著作三阶段历程:1978—1992 年恢复期零星引介重建体系,1993—2012 年发展期规模化译介推动法律移植,2013 年至今成熟期深度融合实现自主创新。其与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高度相似:均以翻译为桥梁吸收域外文明成果;均立足本土需求拒绝照搬,实现消化吸收再创新;均推动自身文明跃升并奠定后世发展基础,彰显开放包容的文明精神。二者印证文明因交流而
自2023年3月31日 《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 (“《试行办法》”)及配套监管规则适用指引正式实施以来,境外上市备案制已平稳运行满三年。与制度实施初期市场普遍聚焦于规则文本解读不同,当前市场对备案制的关注重心,已不宜停留在对公开反馈事项的简单罗列。 从政策基调来看,支持境内企业依法合规利用境外资本市场的根本方向并未改变。市场感受到的“审核趋严”,更准确地说,并非源于制度方向的调
引言 跨境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回款,尤其是涉及境外申请人、外币给付及跨境资金直汇的情形,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尚未作出系统性规定,实务中往往因规则模糊而陷入操作困境。近期,信达律师团队全程代理了一宗香港公司与内地企业的商事争议解决案件。在协助客户取得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贸仲”)的胜诉裁决后,团队继续代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由合理的程序规划与汇率折算安排,本案最终顺利完成了执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布局海外市场、拓展国际业务。但在出海实践中,许多企业家在完成海外投资、实现业务盈利后,都会面临一个核心且现实的问题:海外子公司或运营主体赚到的利润,如何在符合中国及投资所在国法律法规、税务规则的前提下,合法、高效、低成本地回流至中国境内母公司? 多数企业在出海初期,往往将核心精力聚焦于海外投资架构搭建、业务市场开拓、跨境融资安排等“前端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