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首次承认刑讯逼供致死，意味着什么？

提起刑诉法研究什么，许多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防止刑讯逼供”。其实不仅仅是刑诉法学者，“刑讯逼供”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都意味着一种潜在的风险。
近日，中国警方首次主动承认刑讯逼供致死嫌犯，官宣如下：

官方声明发布后，自然是谴责之声一片，毕竟它刺激了国民最敏感的神经。不过，也有人觉得，公安机关这次主动公开承认错误，比起过往的虚与委蛇混淆视听，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横看成岭侧成峰”，此事自然也是各有各的解读，而在四叔公看来：警方首次主动承认刑讯逼供致死，意味着时代价值的巨大进步。
刑讯逼供历来有之，且不是中国特色。西方中世纪施行纠问主义诉讼模式，以口供为中心，刑讯逼供乃是家常便饭。中国古代，审判官在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招供，可以自由裁量刑讯逼供，并不违法。
中国的刑讯逼供，经历了从合法、争议到绝对禁止的发展历程。中世纪的欧洲，并不认为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而是可以被随意讯问的客体。而在古代中国，不但是犯罪嫌疑人，除皇帝外其他人皆无独立人格。黑格尔有言在先，说中国除了皇帝外，其他人都是奴隶，因而古代中国实行的是普遍奴隶制。这话当然是说过头了，却很能说明那个年代封建王朝对人权的漠视。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从天上之国回到世俗之国，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思想变革。政治、宗教、艺术经历过世俗化的洗礼后，愈发变得开明。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拿破仑治罪法》随着法兰西的铁骑遍播欧洲，自由与人权等观念开始成为普世的价值。
在思想层面，为了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欧洲先哲们作出了艰巨的努力。十九世纪末期，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陆续出版了他影响深远的“三大批判”（《绝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批判力批判》）。在这三本传世名著中，康德奠定了个人尊严的基础，即：“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被当成目的而非手段”。
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人变成了查明案件事实的工具，而非目的。因此，康德反对刑讯逼供，他提倡要尊重人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全部来自于他的自由意志。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其本质是使用暴力控制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剥夺他的尊严，这是违反“人是目的”这个设定的。
虽然历来便有名垂青史的先哲为人的尊严辩护，反对刑讯逼供，后者却屡禁不止。原因有二：其一便是生生不息的功利主义传统，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为国民谋取最大的利益。通过刑讯逼供打击犯罪虽然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却能换来更大的社会效益；其二便是科技水平的落后，导致办案效率偏低，唯有通过刑讯逼供才能破案。
科技水平的提升给禁止刑讯逼供提供了物质基础。近现代以来，以指纹等为基础的痕迹鉴定学迅速发展，成为国家打击犯罪的重要工具。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以DNA鉴定技术为代表的破案手段日新月异，令犯罪闻风丧胆。前段时间破获的白银连环杀人案，科学要记头等功。虽然在很多地区，办案手段依然原始，但总体而言，人类基本摆脱了非由口供不能破案的宿命。
禁止刑讯逼供成为时代共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观念的进步。在功利主义内部，由于意识到刑讯逼供造成的社会恐慌，新功利主义者认为刑讯并不能有效地增进社会福祉，因而不应提倡。在功利主义外部，自由与民主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自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多元的文化反过来促进了自由的生长。市民社会逐渐强大，开始意识到国家压迫的危险，而刑讯逼供正是这种危险的绝佳形式。人们开始觉得，与其放任国家这头猛兽的施虐，他们宁愿去忍受放纵犯罪的危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达成共识：警察擅权，也是一种犯罪。
未来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这对矛盾统一体还会此消彼长，争个天荒地老，不过趋势已经很明显。以正当程序为保障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
温县警方首次主动承认刑讯逼供致死，意味着在刑讯逼供发起者内部，也形成了反对刑讯逼供的声音。这是警方的一小步，却可以比作法治国建设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