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分红需要经过董事会决议同意吗？

导读
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可按照股东实缴出资比例或章程约定进行分配。制订利润分配方案，属于董事会的法定职责，利润方案的审批，由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必须是董事会制订的方案？如果董事会没有制订方案，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的方案和董事会制订的方案不一致，那么，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可以作为分配公司利润的合法依据？本次问答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阐述。
Q 邵博士，您好！分配公司利润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A 依据《公司法》第166条第4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第5款规定：“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由此可知，公司在财务上具有真实的可供分配利润，且依法提取公积金，是公司分配利润的必要条件。
Q 分配公司利润需要经过什么程序？
A 《公司法》第37条规定，审议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股东会的职权。《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4条规定，“股东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有效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公司拒绝分配利润且其关于无法执行决议的抗辩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公司按照决议载明的具体分配方案向股东分配利润。”第15条规定：“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但违反法律规定滥用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除外。”由此可知，在程序上，利润分配方案应经过股东会决议，且分配内容应具体、明确。
Q 依据《公司法》规定，制订利润分配方案，是董事会的法定职责，这是否意味着公司分红必须要经过董事会决议同意？
A 依据《公司法》规定，制订利润分配方案，是董事会的法定职责，并且通常也会在公司章程中予以明确。那么，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必须是董事会制订的方案？如果董事会没有制订方案，或者股东会决议通过的方案和董事会制订的方案不一致，那么，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可以作为分配公司利润的合法依据？个人认为，在出现上述情形时，在公司章程中，如果没有规定董事会制订的分配方案是公司分红的前提条件，且股东会不得修改该分配方案的情况下，股东会作为公司权力机关，有权做出是否分红及是否改变董事会分红方案的决议。此外，如果有股东提出，股东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不是董事会制定的方案，从而否认股东会决议效力。个人认为，利润分配方案未经董事会决议制订，不是股东会决议无效、可撤销或不成立的理由，因此，这类股东提出的异议不成立。
延伸阅读：董事未对欠缴出资股东进行催缴，违反勤勉义务应赔偿
裁判要旨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法上述规定并没有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但是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这是由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董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之后向股东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未尽公司法上述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相应损害责任，承担责任后可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被告股东追偿。
案情简介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
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
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系公司董事）。
再审申请人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斯曼特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以下简称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作出的（2016）粤民破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163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
2005年1月11日，深圳斯曼特公司成立，系外国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SOUTH MOUNTAIN TECHNOLOGIES，LTD.（中文译名为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曼斯曼特公司），认缴注册资本额为1600万美元。2005年1月5日，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签署深圳斯曼特公司章程。深圳斯曼特公司原名称为“深圳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有限公司”，2005年4月5日变更为“斯曼特微显示（深圳）有限公司”。
2005年1月11日至2006年12月29日，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担任深圳斯曼特公司董事，其中胡秋生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2006年12月30日起，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担任深圳斯曼特公司董事，其中贺成明为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深圳斯曼特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成立后90天内股东应缴付出资300万美元，第一次出资后一年内应缴付出资1300万美元；公司成立之日即为董事会生效日，董事会由六名成员组成，均为股东公司的董事，以反映股东董事会的意愿；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拥有法律赋予的最终决定权，并承担对公司决定有关经营管理和事务之总体政策的责任；董事会拥有和行使所有属于公司或与公司有关的事项的最后决定权，并且决定所有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每次董事会的法定出席人数不得少于5人，法定出席人数不足的董事会议通过的决议无效。
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于2005年3月16日至2005年11月3日分多次出资后，欠缴出资5000020美元。
2011年8月31日，一审法院作出（2010）深中法民四初字第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追加开曼斯曼特公司为被执行人，在5000020美元范围内对深圳斯曼特公司债权人捷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经强制执行，深圳斯曼特公司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仍欠缴出资4912376.06美元。因开曼斯曼特公司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于2012年3月21日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深圳斯曼特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一）胡秋生等六名董事对深圳斯曼特公司股东欠缴出资所造成深圳斯曼特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责任范围为深圳斯曼特公司股东欠缴的注册资本4912376.06美元（以深圳斯曼特公司破产案件受理日2013年6月3日当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折合人民币30118760.10元）；（二）由胡秋生等六名董事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深中法破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驳回深圳斯曼特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法院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破70号民事判决及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破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二、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4912376.06美元（以斯曼特微显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破产案件受理日2013年6月3日当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折合人民币30118760.10元）。
法院观点
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根据深圳斯曼特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以及史万文、贺成明、王红波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是否应对深圳斯曼特公司股东所欠出资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上述规定并没有列举董事勤勉义务的具体情形，但是董事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这是由董事的职能定位和公司资本的重要作用决定的。
根据董事会的职能定位，董事会负责公司业务经营和事务管理，董事会由董事组成，董事是公司的业务执行者和事务管理者。
股东全面履行出资是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董事监督股东履行出资是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
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上述规定的目的是赋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股东增资的监管、督促义务，从而保证股东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保障公司资本充实。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设立时认缴出资的股东负有的出资义务与公司增资时是相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的督促股东出资的义务也不应有所差别。本案深圳斯曼特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四款的规定，在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向股东催缴出资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一、二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深圳斯曼特公司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应在2006年3月16日前缴清全部认缴出资额，其于2005年3月16日至2005年11月3日分多次出资后，欠缴出资5000020美元。一审法院（2010）深中法民四初字第5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追加开曼斯曼特公司为被执行人，经强制执行，深圳斯曼特公司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仍欠缴出资4912376.06美元。2005年1月11日至2006年12月29日，胡秋生、薄连明、史万文担任深圳斯曼特公司中方董事；2006年12月30日起，贺成明、王红波、李海滨担任深圳斯曼特公司中方董事，本案胡秋生等六名董事在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认缴出资额期限届满即2006年3月16日之后均担任过深圳斯曼特公司董事。胡秋生等六名董事作为深圳斯曼特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的董事，对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的资产情况、公司运营状况均应了解，具备监督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便利条件。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股东出资期限届满即2006年3月16日之后向股东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构成了对董事勤勉义务的违反。
一审法院依据（2012）深中法执恢字第50号执行裁定，强制执行了开曼斯曼特公司财产后，开曼斯曼特公司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于2012年3月21日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后深圳斯曼特公司被债权人捷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
由此可见，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未缴清出资的行为实际损害了深圳斯曼特公司的利益，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消极不作为放任了实际损害的持续。股东开曼斯曼特公司欠缴的出资即为深圳斯曼特公司遭受的损失，开曼斯曼特公司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持续，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深圳斯曼特公司所受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一、二审判决认为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消极不作为与深圳斯曼特公司所受损失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系认定错误，应予纠正。
综上，胡秋生等六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
对深圳斯曼特公司遭受的股东出资未到位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胡秋生等六名董事应向深圳斯曼特公司连带赔偿4912376.06美元（以深圳斯曼特公司破产案件受理日2013年6月3日当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折合人民币30118760.10元）。
案例来源：
（2018）最高法民再366号民事判决书。
参考文献
1.李小文：《最高人民法院：董事未对欠缴出资股东催缴违反勤勉义务应赔偿》，载于《金讼圈》，2020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