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过劳猝死，平台是否承担相应责任？

随着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在判定外卖平台与骑手的劳动关系时，不能单纯依据表面的合同形式或报酬支付方式，而是要综合考量管理方式、业务关联、经济依附等多方面的实质因素。
案例导入
刘某系某外卖平台的骑手，某日凌晨正常通过 APP 接收了外卖平台派发的订单开始配送，然而送餐途中不幸过劳猝死，直到次日清晨才被发现倒在小区单元门外，此时他已没有了生命体征，死因是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
刘某的家属认为：平台能够实时定位骑手位置，在订单出现异常时，理应及时联系并救助刘某，却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刘某失去抢救机会。后家属将外卖平台告上法庭，要求索赔。而外卖平台称自己只是提供居间服务的信息平台，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责任；其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合作协议》，送餐员的相关配送业务由该信息技术公司负责。该信息技术公司则表示其与刘某是合作关系，已为其缴纳保险，不应承担额外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
法院经审理认为：外卖平台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外卖配送的劳务人员由某信息技术公司提供，该信息技术公司作为配送人员的管理主体，对配送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为配送人员缴纳相关税费，并根据约定足额支付配送人员的报酬，尽管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但实际上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刘某的雇主，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
其次、外卖平台虽未与刘某建立劳务雇佣关系，但其能够实时掌握刘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反馈异常信息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就刘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外卖平台和某信息技术公司均有过错。最终判决外卖平台承担 20% 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 70% 责任；考虑到刘明对自身情况也应有一定认知，需承担 10% 责任。
法律依据：劳动关系的认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该条文强调了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最直接的证明。
（二）《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 号）：明确指出，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主体资格合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例如，用人单位需是依法注册登记的组织，劳动者需达到法定劳动年龄且具备劳动能力等。像未成年人、已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等，一般不符合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在本案中，平台通过订单分配、时效考核、评分管理等手段，对骑手的工作进行实质性掌控，这体现了明显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例如，骑手必须按照平台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订单配送，否则会面临扣分、罚款等处罚，这表明骑手在工作过程中受到平台的严格管理。
劳动构成业务部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外卖骑手配送外卖，这显然是外卖平台业务的核心组成，符合这一认定要素。
结语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类似外卖骑手这样的新型就业形态越来越普遍。这些从业者往往工作灵活性高，但也面临着劳动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平台应进一步完善异常订单预警机制，建立健全骑手安全保障体系，合理分配订单以避免骑手过度劳累，并加强安全培训。从社会层面而言，则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劳务公司、骑手等各方的权利义务界限，填补法律空白，为劳动者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只有构建一个公平、合理、安全的劳动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