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法修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二）

二、盲目地与诉讼类比有违仲裁的精神
理想的仲裁法应符合仲裁自身的特点。这也可以说是厘清仲裁与诉讼历史关系的问题。就案件具体审理的程序、形式与方法而言，时至今日，很难说哪些是专属于诉讼的，哪些是仲裁独有的。仲裁吸收诉讼的技巧，诉讼也接纳仲裁的有益成分。前者单单比较各国仲裁法与诉讼法条文，即不难看出。而仲裁的过分诉讼化，则是学者们批评仲裁、支持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一个理由。后者可在近期各国司法改革方案中觅其芳踪，如著名的伍尔夫报告《走向司法》（Access to Justice）。尽管如此，理论上认为，诉讼程序存在弊端的方面，如拖沓、僵硬及成本高，恰好是仲裁程序展现其特色之所在。事实上，仲裁程序的自主性、灵活性及注重效率，正是仲裁法具有的几个特点。比较一下某个国家的诉讼法与仲裁法，这不难找到实证依据。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生活的国内法环境，从程序法角度看，何尝不是诉讼法环境？而仲裁向诉讼看齐，也是仲裁法律化、制度化的捷径。后发国家尤其可能如此。这样，就很容易形成诉讼中心主义：以诉讼为当然的视角，似乎正义只出于法院，一切以诉讼为判断的基准，仲裁程序是诉讼程序的翻版，甚至变相否定仲裁的终局性。立法者受此影响，当然不可能制定出合乎仲裁精神的仲裁法。故此，立法者应立足于冲突的社会控制系统，树立多元争端解决的观念，充分认识到仲裁的独立价值，克服下意识的诉讼中心主义，不要将仲裁盲目地类比于诉讼。当然，这不是反对仲裁吸取诉讼的长处，而是主张，好的仲裁法应是诉讼法否定之否定的产物。
1994年《仲裁法》在此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呆板的仲裁协议的生效条件（第16条）、审理程序缺乏灵活性（未赋予仲裁员适当进行仲裁的权力，未给予当事人选择的自由，第四章）、严厉的司法监督（第58、63条等），等等，民事诉讼一审普通程序的痕迹，处处可见。这使得《仲裁法》有仲裁之形，无仲裁之神，实践证明，对仲裁束缚较多。如《仲裁法》第39条：“仲裁应当开庭进行。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它材料作出裁决。” 仲裁庭没有适当进行仲裁程序的权力，不能主动采用书面审理形式，颇像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2章第3节（开庭审理）规定之下的法院。只要案情允许，书面审理被仲裁界认为是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好方法，小额案件尤其如此。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仲裁庭还采用视频技术在线开庭。可见，《仲裁法》的这一规定导致仲裁程序变得僵硬了。再如《仲裁法》第45条：“证据应当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这里不仅一脉相承地继续否定书面审理，而且由于《仲裁法》没有规定证据必须在开庭前提交或收集完毕，似乎当事人在开庭后只要提交了新材料，仲裁庭就得再次安排开庭。显然，仲裁程序之僵硬、仲裁效率之低、仲裁庭之束手束脚，难以避免。而且，这一规定也为一方当事人恶意拖延仲裁程序，打开了方便之门。实践中，亦有法院以此为由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这一不好的规定，就是立法者从审判实践中引进的。
可以这么说，如果未来的仲裁法依然有如此之多的不考虑仲裁自身特点的规定，那么仲裁法的修订就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