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后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摘要
新冠肺炎是全球“百年一遇”的大危机，波及的层面从人身健康生命扩散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层面，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中称，2020年的经济衰退为“继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全球面对疫情的防控中，中国是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印度疫情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一年多内却逐渐失控，2021年4月底开始，连续20余天日新增新冠肺炎达到30余万，累计确诊病例2400余万，仅次于美国3300余万。两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防控措施以及截然不同的防控局面，诚然有诸多原因，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不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给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带来重大威胁，对各国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对执政党的领导力都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对全世界都是巨大的挑战。
截至5月14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我国现有确诊病例279例（其中重症病例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5914例，累计死亡病例4600多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万例，现有疑似病例1例。截至2021年5月13日，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66亿剂次。
与此同时，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5月15日15点，印度新冠肺炎累积确诊病例超过2437万例，单日确诊新增32.6万多例，仅次于美国（3366万），成为世界第二大“病毒中心”。今年5月以来，印度疫情以平均每天30余万新增确诊病例的速度遥遥领先，位居世界第一位，印度国内疫情依然失控。
一、中印两国在疫情爆发后的防控措施对比
2019年12月底，湖北省武汉市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中国第一时间报告疫情，迅速采取行动，开展病因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阻断疫情蔓延。2020年1月20日-2月20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快速增加，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中国坚决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阻断病毒传播。中共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中央指导组。国务院先后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复工复产推进工作机制。全国集中资源和力量驰援湖北省和武汉市，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2月21日-3月17日，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快速上升势头均得到遏制，全国除湖北省以外疫情形势总体平稳，3月中旬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3月18日-4月28日，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解除，武汉市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4月29日以来，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最终胜利。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维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印度莫迪政府最初是效仿中国，想走一条通过严格“封国”实现疫情拐点再大规模复工的疫情防控道路。但莫迪高估了印度人民党的治理能力和印度自身的实力，对印度自身短板认识不到位。1月底，印度暂停中印相关航线。2月2日，印度宣布暂停中国公民申办印度电子签证。3月3日，印度取消已经发放给意大利、伊朗、日本、韩国等4国公民的入境签证。3月12日，印度暂停所有旅游签证，对从中国、美国等国家返回的本国公民实行14天隔离，并采取了暂停口罩出口、禁止外国邮轮停靠等措施。3月上中旬，疫情相对严重的新德里、喀拉拉邦等地，先后宣布采取学校停课等措施。3月21日，印度铁路部门宣布，自3月22日凌晨4时起暂停全国所有客运列车运行。同时，印度最高法院要求考虑对有期徒刑不超7年的罪犯予以假释，以减轻监狱压力，避免疫情传播。3月23日，印度国家民航局宣布，从3月25日起，境内所有商业航班停止运行，只有空中货运可以继续运行。莫迪政府3月25日果断“封国”。政府为8亿民众每人每月发放7公斤大米或面粉。印度220万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将获得每人500万卢比（1元人民币约为10.65印度卢比）保额的医疗保险。政府出台第一套1.7万亿卢比救助方案，随后又推出20万亿卢比纾困计划。莫迪要求政府准备10个优先领域，一旦停工，保证这些行业工作。总理和议员减薪30%。然而疫情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大考。印度国力羸弱、政府能力短板太多，初期的快速反应赢得的时间并没有转换为疫情防控拐点。相反，由于国力不支、治理能力欠缺，前期的诸多努力功亏一篑。印度卫生部5月15日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6098例，新增死亡病例3890例。目前，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243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26万例。新增病例已连续24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印度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失控。
二、印度国内疫情失控背后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
“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它是多层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体制、规则、程序和方式的总和。”通过以上概念可以看出，国家治理是通过体制和制度设置，协同各方共同管理公共实务的过程，因此在遇到新冠肺炎这种全球性的大挑战的时候，一个国家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水平，能够反应出这个国家背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军队和党的建设等制度体系的总称，参与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民群众等。而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各方协调、协同发挥作用来实现目标的一种水平和能力，主要包括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行政机关的执法能力、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公民和社会的有序参与能力和军队的国防军事能力等。
（二）印度疫情失控的直接原因
印度作为联邦制国家，各联邦政府的应对措施不尽相同，落实中央政策的力度也参差不齐。迄今为止，印度共完成了四个阶段的封禁举措。在封禁和解封的循环中，有联邦政府一开始封禁力度极大，甚至出现无故殴打出门民众的案例，而到了5月末，在封禁令尚未撤销的情况下，部分联邦政府已经允许跨州旅行。反复无常的中央政策、差异显著的联邦落实力度导致封禁效果几乎为零，反而加快了疫情扩散的速度。而印度中央政府也难逃其咎，自首例新冠肺炎确诊以来，中央政府沉寂了整整两个月。3月24日晚，印度总理莫迪在电视 讲话中突然宣布，次日起全国封禁21天。一刀切式的懒政政令，没有留给民众任何缓冲空间。民众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补助，反而促成了二次聚集，如城市社区内民众上街疯抢 生活必需品、农民工集体返乡等。
今年4月，印度迎来了号称世界最大的宗教集会“大壶节”，根据印度政府估计，今年大壶节预计有数千万到1.5亿人次参见。其中4月12日“圣浴日”之后的连续数日，每天都有近百万人进入恒河沐浴，相当多的民众不戴口罩。而病毒株出现变异和扩大传播，可能是印度疫情暴发的另一重要因素。
印度莫迪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危害性严重估计不足，无视科学家的预警并放宽防疫措施，目前并没有像去年那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锁，莫迪曾明确表示不会再次实施“锁国令”。除了缺乏统一的防控政策，德里甚至还出现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指责，导致氧气工厂建设计划被迫拖延。类似的协调困难也出现在氧气运输和医药供应等环节。在疫苗接种方面，印度进度严重滞后，印度总人口13亿，截至到4月28日印度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接种人次约1.47亿，远远达不到“群体”免疫的效果。
（三）印度疫情失控背后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
1.印度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国内有100多个民族，最大的民族印度斯坦族约占总人口的46.3%，民族人口较为分散，意味着相比民族较为单一的国家，多个民族之间的协调管理对中央政府有更高的要求。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处理新冠肺炎的问题上互相推诿，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在处理社会重大突发事件时，联邦政府协调各类社会主体治理国家的效率就会变得较为低下，国家治理水平相对较低。
2.印度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宗教的影响深入到它的社会与文化的每一部分。宗教在这个国家及其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中心和决定性的角色，世界各大宗教在印度都有信徒，其中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分别占总人口的80.5%和13.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印度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年人文盲人口超过2亿，宣传现代医学抗议任重道远。关于印度民众失智的新闻屡见不鲜，比如印度教信徒认为喝牛尿可以对抗新冠病毒净化身心，坚信牛尿能够消灭细菌，把牛尿用作家用消毒剂等等。还有不少印度人信奉自己的神，认为病毒不会感染他们，神会保佑他们，即使政府宣布封国，普通民众仍像往常一样生活。印度国内民众的“失智”程度令人咂舌，政府亟待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大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从而做到科学防疫抗议。
3.印度存在几个世纪的种姓制度给印度社会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将印度社会割裂为几个阶层。印度教将人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的地位最高，其余种姓的社会地位依次降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排除在种姓制度之外的群体称为贱民，印度独立后统称达利特，大部分生活在贫民窟里，处于印度社会的最底层，过着甚至连牲畜如牛、猴子、老鼠都不如的悲惨生活。虽然印度在建国以后从法律层面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其影响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于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种姓制度是世袭的，不同种姓之间的隔阂很难打破，不同种姓之间不允许通婚，低种姓的人生而如此。更为可怕的是，低种姓人本身也认为这种制度是天经地义的，面对压迫和剥削任劳任怨。由此可见，宗教的本质就是统治阶级奴役普通大众的工具，是对底层人民最有效的洗脑手段之一。种姓制度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问题上，也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印度第四种姓和贱民的人口总数约占印度65%的人口，总计约8亿人，这部分人感染新冠肺炎后几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甚至连检测病毒的能力都没有，是印度政府新冠肺炎防疫的巨大黑洞。
三、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优势
（一）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新冠肺炎的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研，我们党和政府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从上到下一盘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基层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出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有利于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能够较大程度上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在疫情期间，建立了高效的指挥体系，各负其责、协调配合、集中统一、上下协同，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局面。
重大危机是考验执政党执政理念、执政效能的试金石。中国在较短时间内遏制疫情蔓延，根 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面对疫情危机，迅速科学作出决策，实行高效有力的危机应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高 效的运行机制，在短时间内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危机应对机制，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全国上下令行禁止、统一行动。中国共产党460多万个基层组织，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1300 多万名党员参加志愿服务，近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出了宝贵生命。
（三）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
城乡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构建全民参与的防控体系，充分发挥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干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家庭医生团队作用，将一个个社区、村庄打造成为严密安全的“抗疫堡 垒”，把防控有效落实到终端和末梢。全国上下紧急行动，依托强大综合国力，开展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全力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抗击疫情，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播。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海关关员、基层干部、下沉干部不辞辛苦、日夜值守，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牺牲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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