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法修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六）

六、仲裁法的修订要重实证
立法本质上是知识的厚积薄发。法律的制定与修改，都应该委托专门的专家小组调研，收集资料，进行实证分析。仲裁领域最显著的例子出自英国。《1996年仲裁法》出台前后，贸易和工业部的咨询委员会（DepartmentalAdvisory Committee, DAC）的调研报告对于确定改革思路、立法原则功不可没；1999年《民事诉讼规则》实施的背后，是伍尔夫勋爵（Michael Malterer.Lord Woolf）的《走向司法》及相关的一系列报告。上述报告的一个特点是实证胜于设想，让事实说话。这也是英国的一贯传统。关于仲裁改革，1978年以唐纳森（John F. Donaldson）勋爵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指出，由于英国法院干预仲裁过严，使得英国一年失去关于大工程、大投资的仲裁案件约500个，保守估计失去外汇收入5亿英镑。正是这个报告，直接导致英国《1979年仲裁法》的制定。而观察英国仲裁立法的历史即不难发现，《1979年仲裁法》堪称英国法院弱化干预、支持仲裁的转折点。英国的作法反映了立法活动的规律。立法的前提是把握其拟调整的社会关系和问题，不作实证分析而只是贯彻一群人或某个人的意图，轻言之是立法者理性的自负，重则是不称职。
仲裁的立法准备要重实证，是和仲裁的实践性分不开的。不了解仲裁员及法官怎么处理仲裁事件，很难体会仲裁程序的得失，这方面常常是经验胜过逻辑，数字强于教条。仲裁不涉及艰深的法学原理，入门不难，但就像下围棋一样，易学难工。不看一份仲裁裁决书、法院的裁定书，也可以写出仲裁论著，但没有实证而有深入研究的，则未尝得见。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仲裁实践，而最近十几年又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修订仲裁法有必要诉诸实证。立法机关因其地位，也最有能力获得较为全面的资料。对于各种需要权衡的问题，与其务虚，不如让数据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