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解读——“股东知情权”篇

继上一篇着重解读了《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以下简称“解释四”）有关“决议制度”的规定后，本文将继续就解释四中的“股东知情权”展开探讨。
一、明确“知情权行使的专业代理人”制度，但仍无法查阅原始会计账簿
在解释四出台前，股东行使知情权通常会面临以下难题：
(1) 股东缺乏行使知情权的专业能力；
(2) 与行使知情权有关的部分材料，仅能查阅，不可复制；
(3) 无法查阅公司的原始财务凭证。
在实践中，上述的难题共同导致了股东行使知情权的困难和障碍，主要表现如下：
(1) 即使股东查阅、复制了与行使知情权有关的公司材料，但是由于股东本身并非法律、财务的专业人士，不具备甄别、分析公司运营中法律、财务核心问题的能力，从而导致股东本身无法从大量的公司材料中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这也往往导致有时公司使用大量非关键材料掩盖核心问题，继而使得股东知情权难以真正得到实现。
(2) 根据《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并复制的材料有：章程、股东会记录、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查阅但不可复制的材料有：公司会计账簿。
这样的规定，往往导致股东可自行保存的资料实质上非常表面，相反，股东无法复制和保存与公司经营密切相关的材料（尤其是财务资料，这也往往是很多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最根本原因），对于股东保护自身的股东权利存在不利。
(3)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原始财务凭证并不属于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股东甚至无法享有法定的查看的权利），因此股东无法通过查看原始财务凭证以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这也给公司通过设立多套账簿，继而损害股东利益提供了便利；反观股东层面，无法查看原始会计凭证，极有可能导致股东对公司财务知情权的严重受损。
解释四的出台，解决了上述第（1）项的矛盾，在解释四的框架下，股东有权聘请具备专业能力的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查看公司的资料，协助股东行使知情权，这是解释四的一大突破。但是，解释四（征求意见稿）中，曾将“查阅原始财务凭证”纳入股东知情权的范畴，然后在正式的解释四中，却将其删除，因此，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畴，并未因解释四的出台而扩大，此前存在的（2）、（3）两个问题，仍然未能被解决。
但是，正式的解释四中对于知情权的行使范围原文表述为“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其中加入了“特定”二字，未来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可能突破《公司法》规定的知情权范围，并由法官自由裁量确定合理的知情权范围，尚待观察。
小结：新增“知情权行使的专业人士代理制度”有助于保护股东的知情权，但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并未扩大仍存遗憾；解释四条文中的“特定文件材料”中的“特定”二字留有想象空间。
二、具体化行使知情权“不正当目的”的具体形式
此前的公司法体系下，若股东行使知情权存在“不正当目的”，则公司有权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但是，何谓“不正当目的”，此前的《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予以明确。
解释四中，明确了几种特定的属于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行使知情权的情形，具体如下：
(1) 股东自营、合营的业务，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
(2) 股东为向他人透露信息而查阅公司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3) 三年内，股东曾查阅过会计账簿，并向他人透露过公司信息；
(4) 其他存在不正当目的的情形。
上述第（1）项具有实践操作意义，可以有效防止竞争股东（尤其是带有战略并购目的的股东）通过恶意行使股东知情权而影响公司经营、或泄露公司核心信息。对于（2）、（3）两项，均属于股东行使知情权可能、或已经出现过泄露的情形，但其中第（2）项在实践中的举证将较为困难，可能导致该项规定更容易流于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在第（1）项中，解释四赋予了公司章程（或全体股东）自由约定的权利，无论是股东或者公司，都应当对此予以重视。例如：
(1) 对于以广泛投资某一行业的私募基金投资人，应当在章程中明确虽然其投资的企业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但仍然不影响私募基金投资人行使对公司的知情权，以免因为私募基金投资人投资了大量同行业企业，而被认定股东与公司存在竞争关系，从而影响知情权的行使；
(2) 对于公司而言，亦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约定，明确定义何谓“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以避免解释四原则性规定在具体实操中的理解歧义。
小结：解释四明确了股东行使知情权“不正当目的”的具体情形，并对于股东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部分，允许章程（股东）自由约定，股东、公司都应当对此可自由约定部分予以重视。对于律师而言，也应当结合当事人的立场具体分析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场景，设定合理、客观的条款，确保知情权得以在合理范围内有效行使。
三、明确知情权诉讼的主体资格并设定例外情形，强调不得剥夺股东知情权
解释四规定，原则上，应当是具备股东资格的股东方才有权行使股东知情权，换言之，若一方已经不再是公司股东，是不可以行使股东知情权的。但同时，解释四也兼顾保护了“曾经的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允许“曾经的公司股东”对于作为股东期间的公司情况享有知情权。对此，解释四兼顾了司法效率和股东知情权保护，值得赞扬。
需要指出的是，“曾经的公司股东”若要求查阅公司的特定材料、行使股东知情权，应当具备初步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作为股东期间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曾经的公司股东”行使知情权仍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应当予以注意。
此外，解释四也明确了，不得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协议剥夺股东知情权，这对于股东知情权的保护也具有积极意义。
小结：原则上，可以行使知情权的必须是公司的现有股东；若“曾经的公司股东”有初步证据证明权益受到损害，可以对其作为公司股东期间的公司情况行使知情权。同时，股东知情权不得通过书面协议被剥夺。
四、新增“知情权损害赔偿”制度，董事、高管责任加重；以“股东受损”为前提，可能造成实操障碍
解释四增加了“知情权损害赔偿”制度，当股东行使知情权相关的材料缺失、且造成股东损失的，相应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管需要向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在这个新确立的制度中，有以下核心的关键要素：
(1) 董事、高管未履行职责，导致与股东知情权有关的材料未制作、缺失；
(2) 股东因上述原因无法行使知情权；
(3) 股东受到了损失；
(4) 相应董事、高管向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从上述要点不难看出，董事、高管承担责任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股东受到了损失。但是在实践中，因为股东无法行使知情权而产生的损失往往很难衡量；进一步深入探究可以发现，很多时候，股东是在行使了知情权之后才知道受到了多大的损失。因此，将追究董事、高管的责任以股东受到损失作为前提，未免陷入了“因无法行使知情权，从而无法证明损失；因无法证明损失，从而无法主张赔偿”的逻辑悖论，造成实质上很难追究董事、高管的责任。从这个层面来说，解释四略有疏漏。
但从整体上来说，新确立的“知情权损害赔偿”制度，至少增加了对于股东知情权保护的一条路径，也为追究董事、高管失职而侵犯股东知情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小结：新增“知情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积极意义，至少在立法层面提供了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但以“股东受损”作为追究责任的前提，虽符合损害赔偿的法律逻辑，但在公司法框架下的实践中，操作性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