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刑辩执业伦理

注：毛立新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此文是毛立新律师在《律师文摘》2015年会上的发言。
这两年，“刑事辩护的职业伦理”在法律界成了一个热点问题。刚才有的发言者提到，说现在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早了点。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是从整个法律共同体，特别是政法共同体来看，我觉得确实早了点，因为目前还缺乏基本的政治伦理和政法伦理。谈论法律职业伦理，是在各个方面对法律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的法律职业群体中，检、法是大头，他们是不受这些限制的。例如，按照无罪推定的要求，对未决案件要限制对外信息发布，谨慎司法评论，不搞舆论审判，但作为官方的公检法机关，往往不受这个限制，不遵守这些要求。所以，司法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景象，对一些案件，特别是重特大案件，包括前年和去年我们参与辩护的刘汉涉黑案件等，在审判之前，官方媒体已经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一些特殊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上央视纷纷认罪，也成了一时的景观，央视成了一个新的审判平台;辩护律师会见不上在押人员，央视记者却畅行无阻，很不正常。这表明，往往是官方，特别是侦、控机关，首先违反了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和职业要求，人为地制造舆论，搞舆论审判，而辩护律师却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和能力，这是很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讨论刑辩律师的职业伦理，按照法治社会的标准，单方面对律师提出种种要求，确实显得有点苛刻，可能会导致其在与侦、控机关的总体性对抗中，更加缩手缩脚，处于更加弱势和不利的地位。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谈论这个问题不算早，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从很多案件来看，比如前面有的发言人讲到的李某某强奸案，以及后来的一些高官贪腐案件的辩护，都暴露出刑事辩护的职业伦理问题，确实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大家觉得个别律师的某些言行，确有不当，有损于律师职业的整体形象。在更多案件中，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着各种利益冲突，面临着各个复杂关系的处理。因此，讨论律师职业伦理的问题，包括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确实非常有必要。这表明，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处在某种程度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刑事辩护很难做，愿意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本身就不太多，我国的刑事辩护率基本没超过30%，大多数刑事案件仍然没有律师参与;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对刑辩律师提出更高的要求，面临更多的限制和压力，甚至有一些专家学者还提出要实行准入制度、分级制度，提高做刑事辩护律师的门槛，规定什么级别的律师才能够到一定级别的法庭来出庭。这是我们讨论刑事辩护职业伦理必须注意的特殊国情，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些法治先进国家的做法。
律师界开始关注和谈论自身的职业伦理问题，这是个好现象。说明律师职业群体的自我觉醒，有了一种自我审视、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愿望和努力。不是简单地说，你公检法做不到，所以我们也不去做，大家去比下限，而是我们自己先率先做好，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体现了律师职业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整个法律职业伦理建设有带动作用。因为，在我国目前法律职业群体严重割裂的情势下，律师群体很难就整体性的法律职业伦理建设问题，同体制内的公检法进行对话。之前，我们也曾尝试建立一些平台，打通律师职业群体与公检法之间的体制隔阂，但效果不明显。主要的问题，是存在一个体制的鸿沟，体制内的公检法，实行的是另外一套管理体制和机制，在思想意识和行为规则上，与体制外的律师都不太一样。而且，体制内外的法律职业，无法打通，律师仍然缺乏进入体制的渠道和机会。从而，形成了二元并立的局面，公检法成为“政法共同体”，律师和一些学者、法律媒体结成另外一个“法律共同体”。在一些公共事件、重大案件上，我们能够看出，有时侯，是两大共同体对立、对垒的局面。这表明我们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因为体制、机制的缘故，是严格割裂的。讨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及法律职业伦理问题，必须面对这一现实。而改变这一隔阂，任重道远，绝非一日之功。
今天会议的主题，在“职业伦理”前面加了一个“网络时代”，这就涉及到互联网。互联网确实改变了许多东西，也影响到律师的言行，律师职业伦理的很多方面，都与它相关。正是有了互联网，有了自媒体、新媒体，律师才有了更多的表达自由和发言空间，才有了反制官方片面舆论的工具和机会。这就涉及到案件信息发布、利用网络进行控告和申诉，特别是“死磕”的问题。应该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工具，“死磕”是难成气候的。说到“死磕”，这确实是中国特色的奇特现象。按照刑事诉讼原理，控、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辩护律师只能去磕控方，为何冒着对当事人不利的风险，去磕“法官”呢？道理很简单，是因为法官不居中，缺乏一个裁判者应有的中立立场，一屁股坐到控方的立场上去了。就像一场比赛，裁判不中立，只有先把裁判“磕”上正常轨道，才有可能赢得比赛一样，“死磕”的产生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只要法院、法官不中立的问题不解决，“死磕”就是难以杜绝的，而且无法否认其正当性。所以，首先应该反思的是法院和法官，而不能单纯地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
“死磕”被批评的原因之一，是利用网络操纵舆论，影响司法，搞所谓“舆论审判”。说到“舆论审判”，我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有，也是侦、控机关擅长此道，律师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根据我的观察，所谓“舆论审判”，其实是高看了舆论。对一些重大冤案，例如聂树斌案等，全国上下呼吁十几年，法院都纹丝不动，司法何曾真正在乎过舆论？“舆论审判”的背后，仍然是权力在起主导作用，沈阳刘涌案件，最高法院直接提审改判死刑立即执行，表面看是舆论的影响所致，其实呢，是因为中央领导批示了，最高法院才闻风而动，破例提审。单纯的舆论，哪里会对司法产生如此立竿见影的影响？因为，“舆论审判”在我国，基本是个伪命题，舆论在司法眼中，还没有这个地位和作用，背后都是权力在主导。所以，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一些提法忽悠了。退一步说，果真“舆论”干预到“司法”，也是司法本身的问题，独立的司法不仅不受权力干预，也不会受到舆论的影响，缺乏独立性才是一切的症结。
今天，大家都谈到法治的大形势、小气候等问题，这些问题我不再展开。在我国这个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建立法治当然不易，难免有起伏顿挫。即使春天来了，也难免会春寒料峭。那么，我们法律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应对？
首先，作为一个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我觉得深耕专业领域，是一项念兹在兹、须臾不辍的任务。作为诉讼律师，首先是想通过个案来推动法治进步，做好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法治的贡献。尤其是，特别关注一些重大冤案，因为冤案的平反，往往更能反映司法的弊病，更能触动司法的改良。近年来，我所在的尚权律师事务所，推动了一项“蒙冤者援助计划”，帮助了一些冤案平反，效果初现。还有一些学者和律师，也建立了“无辜者计划”、“洗冤计划”等项目，以民间的力量推动重大冤案平反，取得了初步成效，也推动了体制内外的沟通、合作，值得肯定和给予支持。
其次，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应该向社会提供专业的法律观点。很多律师都与媒体有很好的合作，针对一些社会热点、重大案件、公共事件，特别是众说纷纭的时候，律师要站出来说话，要站在法治的、专业的、民间的立场，去澄清一些问题，说明相关法律和法理，给公众以专业指引，也避免一部分人被蒙蔽，从而监督和推动相关事件、案件回归法治轨道，最终以法治的方式解决。
第三，律师要做立法和司法改善的推动者。律师职业“兼济天下”，最好的途径就是去推动立法和司法的改革、完善。很多问题是立法上的问题，或者司法制度本身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例如刑事立法，近年来出现了“刑法泛化与扩张”的现象，刑事法网不断趋密，公民动辄入罪，一些正常维权的律师、老百姓，也屡屡被追究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名。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忧。特是在正当法律程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刑事实体法的扩张，是有很大危险的，可能会影响但公民权利的行使，影响到社会活力和技术创新。而这一点，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总之，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生活还要继续，该做的还是要做，该坚守的仍应坚守。对律师而言，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是通达彼岸的不二法门。法律是公平正义之术，专业最终能够战胜专制，战胜一切不公和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