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标法》对药企经营的影响与风险应对
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商标不是“品牌溢价”,而是“安全识别”。医生在紧急抢救时,护士在深夜配药时,患者在家中自行用药时,他们依赖商标在瞬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商标混淆,对企业经营可能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流失,在医药领域更是可能直接关乎生命健康。本文以医药行业为主视角探讨新法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一、动态标志入法:安全识别与视觉资产的边界张力 (一)规则变动 根据2019年旧,动态画面、GIF、短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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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商标不是“品牌溢价”,而是“安全识别”。医生在紧急抢救时,护士在深夜配药时,患者在家中自行用药时,他们依赖商标在瞬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商标混淆,对企业经营可能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流失,在医药领域更是可能直接关乎生命健康。本文以医药行业为主视角探讨新法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一、动态标志入法:安全识别与视觉资产的边界张力 (一)规则变动 根据2019年旧,动态画面、GIF、短视
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走私毒品案件。被告人王某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让其家人从境外邮寄毒品至境内,构成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案情回顾 2025年至2026年期间,王某让其在国外的家人将大麻电子烟藏匿在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瓶内,通过快递从国外邮寄至国内。2026年1月,王某在收取申报品名为“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的快递后被
伴随(2026年第47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正式发布,我国医药创新“四驾马车”—专利保护、专利链接、专利期补偿与药品试验数据(以下简称“试验数据”)保护—的制度拼图终于完成。新规之下,试验数据的价值被空前凸显,它不再是药品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成为决定药品市场独占期的核心战略资产。本文将深度剖析《实施办法》的要点,并为医药企业如何合规构建试验数据的“防火墙”与“护城河”提供实战建议。 一、
生物医药是江北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细胞治疗、慢病毒CMC开发更是前沿创新领域。技术研发充满未知与挑战,近期,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清晰划定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的边界,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片由AI生成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科某公司与蓬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科某公司委托蓬某公司就“细胞治疗用质粒和慢病毒CMC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总费用116
在常规生物医药授权许可模式下,交易双方通常将药品上市许可的注册权利(即对于研发中药品今后申请及持有MAH的权利)作为许可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范围的一部分,一揽子由许可方向被许可方进行授权。但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市场上越来越多出现MAH注册权利予以单独保留及拆分的安排,在该情形下由于MAH(许可方)与商业化权益实际享有方(被许可方)相分离,在市场推广、财务条款、研发权利义务的分工,特别是上市后开发等方
前言 评价中国生物医药BD(商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交易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最直观的方式是将其置于近三年的纵向坐标系中审视。根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及公开监管披露信息的统计口径,三条核心指标呈现出近乎陡峭的上升曲线: 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完成94笔,披露总交易金额达519亿美元,首付款累计41亿美元,交易金额在全球创
引言 越南传统医学产业正在从经验性、辅助性医疗服务,逐步进入国家健康战略、医保支付体系和医疗服务现代化进程。对中国中医药、康复医疗、天然药物和植物提取企业而言,越南市场的核心机会已不再是单纯出口中成药或销售保健品,而是围绕监管分类、医疗机构合作、临床证据、质量标准和医保支付路径,参与越南传统医学的现代化建设。本文从越南政策信号、法律框架、产业机会、合规风险和进入路径五个维度,分析中国企业在越南传统
引言 近年来,医保基金监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在立法层面,2026年2月12日,国家医保局公布,进一步对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个人等的欺诈骗保情形作出了明确界定。在执法层面,国家医保局多次发文强调对欺诈骗保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严厉打击。2026年2月2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强调要“巩固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空刷套刷医保凭证、超量开药等涉药违法违规行为,并新增了眼科、口腔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
2026年5月1日,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在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2027财年农业、农村发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2027拨款法案》”)中提出一项提议, 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的审评过程中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临床试验中心的数据。 本文将分析该提议对中国创新药企和跨境许可交易的影响并提

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商标不是“品牌溢价”,而是“安全识别”。医生在紧急抢救时,护士在深夜配药时,患者在家中自行用药时,他们依赖商标在瞬间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商标混淆,对企业经营可能意味着市场份额的流失,在医药领域更是可能直接关乎生命健康。本文以医药行业为主视角探讨新法将如何影响企业经营决策。 一、动态标志入法:安全识别与视觉资产的边界张力 (一)规则变动 根据2019年旧,动态画面、GIF、短视频片头动画等视觉元素,比如学术会议上的3D分子结构动画、给药装置的操作演示无法获得商标保护,以往只能依赖著作权或反不正当竞争法,举证成本高、保护力度弱。 2026年新将“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要素,与WIPO《商标法新加坡条约》(Singapore Treaty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简称“STLT”,该条约适用于依据缔约方法律可注册的所有类型商标)及亚太自贸区(简称“RCEP”,该协定要求成员国加入包括STLT在内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完成制度衔接,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立法表现。同时,新法第十八条设定限制:仅由商品自身性质产生、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或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动态效果,不得注册。 这意味着:医药学术会议上的产品机理动画、3D分子结构动态演示、临床试验数据可视化动效——这些过去只能依赖著作权保护的素材,现在可尝试作为动态商标注册,获得10年一续的排他权;官网动态视觉识别系统、APP开屏动画、微信公众号品牌动态水印被竞争对手模仿时,可直接援引商标侵权条款,举证路径大幅简化;药品外包装动态全息防伪标识兼具防伪与品牌识别功能,也可纳入商标保护体系。 (二)药企的深层矛盾:识别功能与技术效果的冲突 动态标志入法对药企而言,核心矛盾不在于能不能注册,而在于注册后会不会制造用药风险。 学术会议上的产品机理动画、3D分子结构旋转动态演示——这些过去只能依赖著作权保护的素材,现在可作为动态商标注册。但商标审查员会追问:消费者是因为这个动态效果本身购买产品,还是因为这个动态效果识别出品牌?如果是前者,因“功能性”被驳回。比如,药企用一段动画来展示药物在体内24小时平稳释放的过程。根据新法第十八条,如果这个动态效果“为获得技术效果而需有”,则不能注册。这里的判断标准不再是美学而是药理学。商标审查员需要判断这个动画是品牌装饰,还是对“缓释”这一技术特征的必要解释?对药企来说,建议将技术动画抽象化、艺术化,转化为与产品功能无关的品牌视觉符号。例如,将“旋转”这一动作设计成品牌特有的、带有艺术美感的3D动画,而非精确模拟药品释放过程。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一个展示“摇匀—插入—深吸”三步操作的动态图标,如果竞争对手使用类似动画但操作步骤有细微差别,是否会造成医生或患者的误操作?此时,商标侵权诉讼的焦点将不再仅是品牌混淆,更重要的是用药安全风险。 此外,有源医疗器械(监护、影像、手术设备)电子屏幕属于产品标签延伸载体,开机界面通常认为属于器械交互标识范畴,基于可用性工程与人因测试合规考虑,适用“警示信息优先、不得被商业标识干扰”规则。建议给药、治疗类有源医疗器械企业采取时序分离演示策略:上电首屏先全屏静态风险 / 用药警示文字,无任何品牌图形,停留≥2秒足够阅读时间,再单独全屏播放>0.5秒的动态LOGO,LOGO 播放阶段屏幕无安全警示文字,然后再进入主操作界面,并在风险管理报告、可用性文件中写明时序设计逻辑。对于中高风险治疗/给药器械(输注泵、医美设备、注射器械等)建议补充简易认知走查报告,证明用户能够完整阅读首屏风险文字;低风险器械可仅书面说明设计思路,无需眼动测试。 (三)比较法剪影 美国USPTO要求提交连续关键帧静态图序列/MP4视频,同时必须配套书面完整动态描述+真实商业使用样本(specimen),我国新法仅要求关键帧截图+短视频,未强制提交真实市场使用获得显著性的证据。欧盟EUIPO要求动态效果本身具有显著性,对“技术效果”的排除比中国更严格,但欧盟未要求提供使用证据。日本2020年开始接受动态商标注册,当前常规动态商标申请审查周期相较静态商标更长,但可通过加速通道缩短审限。 简单列举一下这方面的案例。据公开信息显示,葛兰素史克(GSK)紫色吸入器颜色商标案(2020)——GSK于2015年向EUIPO申请将“Purple-Pantone:2587C”注册为颜色商标,用于哮喘吸入器和药品。EUIPO以缺乏显著性为由驳回,认为在部分成员国,紫色吸入器含有特定活性成分组合,消费者会将其视为药品特征而非来源标识。GSK上诉至欧盟普通法院,2020年9月法院维持驳回。法院特别指出: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药物警戒指南建议,吸入器颜色选择应考虑避免与其他已确立产品混淆,这意味着颜色在医药领域具有功能性安全识别作用,不应被单一企业垄断。之后,2023年,GSK的3D商标(深紫色和淡紫色吸入器)在注册近二十年后,被仿制药企业Cipla Europe NV提起无效宣告。EUIPO撤销部认定该3D商标缺乏显著性,上诉委员会维持撤销决定。GSK上诉至欧盟普通法院,2023年5月法院撤销上诉委员会决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上诉委员会未基于整体印象评估该组合商标的显著性,而仅审查了各组成元素的单独显著性。 综上,医药商标申请实际受到商标和药监双重监管约束,建议药企在布局动态商标时,动态画面如果是给药步骤、设备操作、分子机理,极易产生临床混淆、用药差错风险,该风险是商标律师无法单独识别的,必须建立安全审查前置程序,由医学/临床/人因工程师介入评估,排除药监层面功能性、误导性、操作风险。任何动态标志的申请,都须经过医学事务部门评估,确保相关公众不会在紧急情况下引发识别混淆或操作误解,然后再由专业商标团队进行预审。 二、程序中止规则:为研发周期买一份时间保险 (一)规则变动 旧法第三十五条“可以中止审查”,实践中审查员基于结案效率考量往往不中止,直接依据引证商标在审时的有效状态作出驳回决定。新法第四十一条将“可以中止”从驳回复审扩展覆盖异议、驳回复审、不予注册复审和无效宣告等全部案件类型,在立法上增强了申请人的程序主动权。 (二)药企的战略应用 无论是原研药、仿制药、医疗器械产品、中药地理标志,排除在先权利障碍,除非“撤三”成功,否则通过司法进行权利闯关较为困难且动辄三五年。新法实施后,药企可以申请中止审查的案件类型增加,有利于尽快解决问题防止程序空转拖延时日。 三、驰名商标域外证明:中药出海的母国背书 (一)规则变动 旧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仅规定中国境内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对境外注册审查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知名度的情况,缺乏明确行政确认通道。新法第六十九条新增:在境外商标注册审查或处理商标案件过程中,需要证明商标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应当事人请求,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可以依照第六十三条对商标驰名情况作出确认。 (三)中药出海困境 中药出海最大的障碍不是质量,而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六味地黄丸”“片仔癀”这些名字,在西方审查员眼中可能只是描述性词汇或缺乏显著性的符号。过去只能提交海量销售数据、广告投入来证明知名度,但往往收效甚微。 新法实施后,可向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申请出具“驰名商标确认函”。这份母国主管机关出具的官方文件,在境外审查程序中的证明力通常要远高于企业自行提交的证据。 (三)比较法剪影 美国对境外驰名商标的保护分两个阶段:商标申请审查阶段,商标局依据《兰哈姆法》第二条第四款,以混淆可能性驳回近似商标注册,仅能在同类、关联商品范围内提供保护;民事诉讼阶段,权利人可依据《兰哈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主张混淆侵权,文字、动态标识、产品界面等识别符号均受保护;若商标在美国全境高度知名,还可依据《商标淡化修正法案》对应的《兰哈姆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主张跨类淡化保护,无需证明消费者混淆,但仅国内知名度不满足适用条件。美国遵循商标地域性原则,不会直接认可他国出具的驰名认定文书。欧盟《欧盟商标指令(2015/2436)》第5条第3款承认在先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但要求完整举证市场份额、广告投放、使用时长、公众认知度,量化知名度门槛高,证据要求严苛。日本、韩国通过双边条约或国内法提供保护,程序复杂、周期较长。 我国新法第六十九条的设计,实质上为中国企业海外维权提供了“母国背书”机制,契合《巴黎公约》第6条之二保护驰名商标的立法精神,且办理流程更为便捷,企业无需通过外交途径或国际仲裁,直接向我国商标局申请出具驰名商标确认文书。 该确认函域外采信存在明确边界:《巴黎公约》仅要求各成员国保护在本国境内驰名的商标,并未强制成员国直接认可他国行政机关作出的驰名认定;各国有权独立重新审查知名度,他国官方确认函仅能作为补强证据,不具备决定性效力。许多巴黎公约成员国要求域外官方文书完成公证:巴黎公约成员国同为海牙公约成员国的,改用附加证明书(Apostille)替代领事认证;巴黎公约成员国但非海牙成员国的,普遍需要公证+领事双认证;非巴黎公约成员国,确认函证明力有限。美国审理驰名以美国本地公众知晓度为核心标准,即便持有中国官方确认函,若无美国市场使用、宣传证据,USPTO/联邦法院难以采信。 建议中药企业应立即启动”母国驰名”战略,梳理归集古籍记载、行业专家推荐、非遗认证、市场销售、品牌宣传等证据,向商标局申请驰名商标确认。对美国、欧盟、日本等核心出海市场,不要仅依赖确认函,需同步完成目标国商标注册并培育本地市场知名度。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对他国驰名确认函接纳度更高,可优先以确认函作为维权辅助证据。 四、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从“产地标签”到“品质宪章” (一)规则变动 旧法仅仅笼统界定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未明确限定集体商标注册主体类型,同时缺少地理标志类集体、证明商标转让的主体资格约束条款。实践中,道地药材地理标志商标多由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注册,但普遍存在使用准入标准模糊、药企使用门槛不清晰、注册人疏于品质监管等问题。 新法第六条细化定义,明确集体商标由“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注册。第四十七条新增转让限制规则,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监督能力。第六十条增设注册人履职罚则,注册人怠于履行品质管控、使用者准入管理职责的,最高可处十万元罚款。 (二)“道地中药材”的注册与管理 “道地”二字,是中医药的灵魂。它背后是特定的土壤、气候、种质资源和炮制工艺。道地药材与普通地理标志存在本质差异:地理标志的产品质量要求仅包括“产品质量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未将“品质优于同类普通产品”作为准入强制条件;而道地中药材要求“特定的品质和疗效”,对产地联系的紧密度要求更高,不仅原料来源限定在道地产区,加工炮制工艺也必须是道地产区特有。 新法第四十七条和第六十条,通过提高注册人和受让人门槛,并设定怠于管理的罚则,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谁有资格定义道地”的问题。即,只有具备专业监督能力的行业协会,才能成为“道地”的守门人。 (二)对药企的直接影响 道地药材使用者采购原料药:新法落地后,无法出示地理标志合法使用备案证明的供应商,其药材缺少道地产区标准化管控的法定佐证,产地真实性与品质稳定性存疑。 道地药材生产者经营种植基地:地理标志形成规范化准入壁垒,能够有效阻隔非道地产区药材冒用道地产区声誉、搭品牌红利便车的行为。 计划收购道地药材品牌的投资者:必须审查目标企业是否具备地理标志商标使用资格,同时核验该地理标志注册人是否持续合规履行品质监管义务,避免商标转让受阻、道地标识失效的法律风险。 建议将供应商地理标志使用备案资质纳入中药材GMP常态化供应商审计维度,联合产地行业协会搭建基于DNA条形码、指纹图谱的道地药材溯源体系,以技术手段固化道地品质标准。开展中药企业并购尽调时,把道地药材供应链产地合规、地理标志使用稳定性列为核心核查项目。 五、审查标准的解释空间:“个案评判”的结构性风险 新法在实体规则上做了大量完善,但在审查标准层面仍留下较大“自由裁量”空间。 比如,动态标志的显著性判断问题。如何判断一个动态标志“具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看第一帧画面还是整体动态效果?要求每一帧都具备显著性还是动态过程本身具备识别功能?审查指南尚未出台,审查员自由裁量权依然很大。 又如,“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恶意注册认定问题。新法第十九条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调整为”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但“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边界在哪里?一家药企为10个在研管线各注册5个备用商标,算不算“明显超出”?不同审查员甚至同一审查员可能以“个案评判”为由给出截然不同结论。 再如,“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撤销情形问题。第五十六条新增此撤销理由,但“误导公众”的标准是什么?商标局及复审委是不是应当拿出相应的证据证明而不是简单下结论?要求实际造成消费者误认还是只要存在误认可能性?只针对商品质量、产地误导还是也包括功效、成分误导? 商标局与商标复审委长期以来以“个案评判”理由在诉讼阶段“解释”自身审查标准尺度不一、飘忽不定、审查结论缺乏证据支持等问题,久为业界诟病。同样商标在不同审查员手中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结果。新法虽然提升了部分规则明确性,但核心审查标准仍依赖后续《商标审查审理指南》细化,难以有效矫正商标行政部门审查实践中常见的“同案不同判”现象。而指南修订往往滞后于法律生效数年,期间企业被迫在不确定性中摸索。 建议:对核心商标采用“多方案并行”策略——同时提交几个不同设计版本的注册申请。对动态标志等新型商标,优先选择显著性最强、最不可能引发争议的版本提交。在审查过程中主动说明商标的商业使用场景和识别功能,降低被自由裁量的风险。建立“法务+医学+市场”的跨部门商标评审小组,在商标申请前就模拟审查员的质疑,并准备好相应的科学证据包。 六、异议期缩短:防御窗口收窄 新法第三十六条将异议期从3个月缩短为2个月。 在先权利人需持续监测、拦截竞品恶意抢注,决策、证据筹备的法定时间窗口压缩约33%。创新药企核心药品商品名遭遇仿制药企业抢先注册时,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全套异议申请材料提交。叠加企业内部审批、多维度证据归集、外部律师文书撰写流程,两个月筹备周期压力显著提升。 建议搭建自动化商标监控预警系统,对核心商标初审公告实现实时抓取预警;提前储备异议证据、制定标准化维权预案;围绕核心商品名布局多类别防御商标矩阵,降低单一核心名称被恶意抢注的商业风险。将商标风险防御由传统“产品上市后被动监测”前移至研发全周期:临床前阶段完成核心商标全球检索与布局规划;临床阶段常态化监控近似商标初审公告;申报NDA阶段确保核心药品商标已完成注册,或至少顺利度过异议公告期。 七、驰名商标跨类保护扩大与认定标准的张力 新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不再区分商标是否已在中国注册,统一规定对‘他人的驰名商标’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提供跨类保护,取消了旧法第十三条对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限制,实现了驰名商标保护的全面升级。 但相关认定标准未同步细化。第六十三条虽然列举了认定驰名商标考虑因素,但仍是原则性规定。执法司法实践对“相关公众”范围、“知晓程度”量化标准、“持续使用”最低年限等问题并未形成权威、明确的统一标准。比如,创新药商品名可能在医生群体中知名度很高,但在普通消费者中知之甚少。非药企如保健品公司在不相类似商品上注册相同商标,药企因此主张驰名商标保护时,国知局可能在驳回的同时并不说明具体审查规则尺度,法院可能因对“相关公众”缺乏明确规则而倾向于维持国知局复审驳回决定。 建议药企必须“破圈”收集、积累知名度证据。除了医学期刊、学术会议,还应有意识地在权威大众媒体上进行疾病教育(DTC),提升品牌在“相关患者公众”中的知名度,同时注重在健康管理、医疗器械、在线医疗等关联品类进行防御性注册,为商业生态布局提前筑起防火墙。 八、马德里体系的“五年依赖期”:跨境BD的阿喀琉斯之踵 (一)规则边界 《马德里议定书》规定,国际注册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如果原属国的基础注册不再受保护,国际注册的保护也将失效。母国失效即全部失效,不需要每个国家单独撤销。对于国际注册因原属局要求被注销(即“中心打击”)的情形,权利人须在国际局登记注销之日起3个月内将对应指定国保护转换为该国单独国家注册,视为在原国际注册的注册日期提交。 (二)跨境BD的特殊风险 药企跨境BD交易往往涉及商标权的跨境转移或授权。一个常被忽视的风险点是:如果BD交易导致原属国商标权发生变动,可能触发马德里体系“五年依赖期”的连锁反应。 场景一:License-out交易 中国药企将某创新药海外权益授权给MNC,MNC要求在目标国以其名义注册商品名。如果该商品名此前已通过马德里体系基于中国注册延伸保护,而MNC要求在目标国进行转让或变更注册人,即便仅拆分转让部分海外指定国权利,五年依赖期内国际注册整体仍绑定中国基础注册效力,国内基础商标出现任何权利瑕疵,全部区域保护同步灭失。如果变更过程中中国基础注册出现被无效、被“撤三”等问题,所有指定国的国际注册将全部失效。 场景二:资产剥离交易 药企将某个产品线的全球权益出售给境外买方,买方要求将相关商标全部转让至其境外实体。如果该商标此前通过马德里体系注册,转让必须在原属国(中国)先完成,且受让人必须符合中国法律要求。如果买方是纯粹的境外投资实体,不具备“在中国有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所”,可能无法直接受让中国基础注册,导致整个国际注册体系无法顺利转移。 场景三:多区域授权冲突 同一商标通过马德里体系在多个国家注册,但不同区域的BD交易授权给不同合作伙伴。如果某一区域合作伙伴的违约行为导致该区域注册被撤销或无效,是否影响其他区域的注册?理论上不影响,但实践中可能因“母国基础注册”的变动而产生连锁风险。 (三)证据管理 对主要依赖出口的药企,必须在国内保留商标使用痕迹(样品包装、临床试验物料、学术会议展示等),应对“撤三”风险。商标使用证据台账可覆盖:学术会议(展台照片、演讲PPT、会议手册)、临床资料(试验方案封面、研究者手册、伦理批件、知情同意书、总结报告)、线上宣传(官网截图带时间戳、微信公众号推文、短视频/直播回放、电商平台页面)、样品包装(标签/说明书、发放记录、物流单据、签收确认)、小试中试物料(批记录、质量标准、工艺验证报告、稳定性考察报告)。 建议:考虑在五年依赖期内的核心目标市场进行“单独国家注册”(而非仅依赖马德里体系),即使成本更高,但可规避五年依赖期风险。跨境BD交易中,将“马德里体系依赖期风险”作为核心法律风险点进行审查,在交易文件中设置相应的保护性条款(如基础注册维持义务、变更限制条款、违约救济机制)。即使没有商业销售,也必须在中国境内制造“使用痕迹”——在CDE审评报告、药物警戒系统、国内学术会议展板等场景持续使用该商标。 九、MAH与医疗器械多品牌企业:类似商标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 (一)法律规则 新法第四十六条继承旧法第四十二条对类似商标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商品上注册的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让。 新法第四十七条(新增):转让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受让人应当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监督能力。 (二)MAH企业的特别风险 MAH制度下,同一药品可能涉及多个主体:研发企业持有药品注册批件,生产企业负责实际生产,销售企业负责市场推广,各主体可能分别持有不同商标。 场景一:MAH转让中的商标拆分 如MAH持有A药品注册批件和“XX”商标,同时持有B药品注册批件和“YY”商标。“XX”和”YY”在药品类别(第5类)上构成近似商标。计划将A药品的MAH转让给另一家企业,但保留B药品和“YY”商标。根据新法第四十六条,不能仅转让”XX”商标而保留“YY”商标——必须一并转让,否则商标局不予核准。 场景二:多品牌企业的品牌剥离 拥有多个药品品牌的大型药企,计划将其中一个品牌剥离给新成立的子公司或出售给外部投资者。被剥离的品牌商标与保留的品牌商标在类似商品上构成近似。不能“挑肥拣瘦”地只转让想卖的、保留想留的——必须一并转让或重新设计商标体系。 (三)医疗器械企业的特别风险 医疗器械企业商标布局比药品企业更复杂:同一企业可能同时拥有“设备品牌”和“耗材品牌”;设备与耗材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可能分属不同类别,但在实际商业场景中高度关联。计划出售设备业务但保留耗材业务,必须审查两个品牌的近似性,避免因“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而被迫一并转让。 考虑到类似商标转让不可分规则已实施多年,企业相关风险管理已较为成熟。在此仅简略提示:梳理企业全部注册商标,按商品类别和近似性分组,识别“必须一并转让”的商标组合。进行MAH转让、企业并购或品牌重组时,将“商标一并转让义务”作为核心法律风险点审查。在品牌设计之初,就应避免在不同产品线之间使用近似商标。如果现有商标体系存在“近似商标分散在不同主体”的情况,考虑通过商标许可(而非转让)绕开限制,但需在许可合同中设计严密的质控条款,以满足MAH制度下对药品质量的要求。 结语 这部新将于2027年1月1日生效。对药企而言,它重构了品牌资产布局的逻辑:动态标志打开了视觉资产的产权化通道,程序中止规则压缩了确权周期,驰名商标域外证明提供了出海背书工具,地理标志准入规则重塑了道地药材的竞争格局。同时,审查标准的解释空间、异议程序的防御窗口收窄、马德里体系的依赖期陷阱、转让不可拆分的刚性约束——这些结构性风险需要被纳入商业决策的考量。 在医药行业,商标战略的本质,是在“合规”与”创新”之间,在“安全”与”品牌”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它要求企业不仅做法律的遵守者,更做规则的理解者和运用者。用法律的确定性,去拥抱医药创新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这部新法对所有医药经营者的终极启示。
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当天,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走私毒品案件。被告人王某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让其家人从境外邮寄毒品至境内,构成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案情回顾 2025年至2026年期间,王某让其在国外的家人将大麻电子烟藏匿在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瓶内,通过快递从国外邮寄至国内。2026年1月,王某在收取申报品名为“钙镁锌复合营养补充剂”的快递后被当场抓获。民警从该快递中起获大麻电子烟10支,后又在王某家中搜出其此前邮寄到手的大麻电子烟6支。经称量、鉴定,上述电子烟内含有四氢大麻酚成分的黄色膏状物净重共计6.92克。 审理裁判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和海关管理法规,通过邮寄方式走私毒品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犯走私毒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王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对其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根据王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北京四中院判决被告人王某犯走私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法官说法 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同时该条第四款规定,走私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王某走私的6.92克大麻制品属于其他少量毒品,法院因此在三年以下对王某判处了刑罚。 法官提示 涉案电子烟是含有四氢大麻酚(THC)的大麻电子烟,该成分属于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列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是我国法律严格禁止的毒品。虽然电子烟本身在我国并不违法,但一旦含有大麻等毒品成分,就属于毒品范畴,任何形式的携带、邮寄均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王某明知大麻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毒品,仍采取伪报、隐匿的形式走私进境,其具有明显的走私犯罪意图,系“明知故犯、以身试法”。目前,毒品监管和缉查技术日益严密,任何伪装手段都难逃法网,侥幸心理终将付出惨痛代价。 法官在此提醒,毒品伪装形式千变万化,但法律的底线始终不变。无论毒品被包装成何种形式,均不允许进行走私、贩卖、运输等行为。每一位公民都应当清醒认识到,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坚守法律底线,莫让一念之差毁掉一生前途。
伴随(2026年第47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正式发布,我国医药创新“四驾马车”—专利保护、专利链接、专利期补偿与药品试验数据(以下简称“试验数据”)保护—的制度拼图终于完成。新规之下,试验数据的价值被空前凸显,它不再是药品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而成为决定药品市场独占期的核心战略资产。本文将深度剖析《实施办法》的要点,并为医药企业如何合规构建试验数据的“防火墙”与“护城河”提供实战建议。 一、制度全景:试验数据保护的“六年、四年、三年”意味着什么? 《实施办法》对于试验数据的保护期限并非一刀切,而是根据药品的创新程度和市场首次进入情况,构建了阶梯式保护: ◈六年保护期:授予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新药,以及境外已上市但境内未上市的原研药(均自其在中国获批上市之日起算)。 ◈四年保护期:授予改良型新药及其新增适应症(自相关改良或新适应症获批之日起算)。 ◈三年保护期:授予首家成功仿制已在境外上市但境内未上市原研药品的仿制药(自其在境内获批上市之日起算)。 不予保护的情形:明确排除了仿制已在中国上市的原研药、以及针对境内已上市生物制品的生物类似药等。这标志着,一款药品的市场独占期,将由专利保护期、专利期补偿与试验数据保护期中较晚到期的那一项决定。这意味着,即使药品专利到期,只要试验数据保护期未满,仿制药仍无法走“捷径”依赖原研药数据快速获批;反之,若试验数据保护先于药品专利到期,仿制药上市则仍面临侵权风险。 二、试验数据保护的核心认定标准 获得保护的试验数据需同时满足三大属性:自行取得、未披露、未依赖。《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受保护的是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在数据保护期内,其他申请人未经已获批药品的持有人同意,依赖该受保护数据来申请药品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将不予许可。 关键概念解读 “自行取得”:包括申请人自行开展、委托开展、或通过购买/获得独占授权等方式合法获取的数据。 “未披露”:指相关试验数据作为一个整体未被公开。即便部分数据已披露,但核心、完整的数据集未公开,则仍符合“未披露”要求。 “依赖”:指其他申请人在申请改良型新药或仿制药时,引用或参考了已上市原研药持有人的试验数据来证明自身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未重复开展相同试验的行为。 三、您的试验数据为何会失去保护资格 依据上文内容,获得保护的试验数据需同时满足三大属性:自行取得、未披露和未依赖。但医药企业常在这三点上“踩雷”。 1. “自行取得”——试验数据来源不明/权属不清晰的风险 当医药企业自行开展药品研发,却未能规范留存完整的研发记录或试验记录,将导致企业无法证明试验数据系自行研发所取得,从而导致试验数据无法被认定为“自行取得”。 当医药企业委托第三方,例如,合同研究组织(以下简称“CRO”)或 临床研究机构开展研究或实施临床试验,但未在与第三方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医药企业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所有试验数据单独所有或享有独占许可权,也将导致试验数据权不符合“自行取得”的要求,从而丧失保护资格。 2. “未披露”——试验数据被提前泄露的风险 药品申报前,试验数据因各种渠道(例如,监管机构的公示、学术与行业交流、新闻稿、内部人员泄露、合作伙伴泄露以及网络攻击等)被提前主动或被动公开,即被认定为已披露,从而失去保护资格。 3. “依赖”——仿制药的申报风险 在原研药试验数据保护期内,仿制药申请人仅提交生物等效性(以下简称“BE”试验)数据,而论证自身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时却借用或参考了原研企业的完整数据,却未单独开展相关试验获得全套数据。此行为将被认定为“依赖”,将导致药品上市申报被驳回。 四、构建全链条试验数据风险防御体系 为防范上述风险,建议医药企业从顶层设计到日常执行,建立四道防线: 1. 第一道防线:建立企业内部数据治理基石 ◈制度先行:企业应尽早制定并执行覆盖研发全周期的“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与“保密管理制度”,明确核心试验数据的定级标准、访问权限、存储及传输安全规范。 ◈规范研发项目:建立并严格执行研发项目管理制度,所有项目均需立项审批,并保留完整的项目文档、会议纪要、技术交底书、实验数据等。 ◈能力建设:企业需提升自身网络系统的安全防护等级,定期进行漏洞扫描与数据安全审计,防止因技术原因导致试验数据的泄露。 2. 第二道防线:严控对外披露的底线 ◈设立跨部门对外披露审核机制:由法务、注册、医学、研发等部门组建固定小组,对任何可能涉及未披露试验数据的对外沟通材料(企业新闻稿、学术与行业交流内容、向投资者披露的文件材料等)进行实质性的事前审查,建立严格的审批流程与记录。 ◈统一出口,规范宣发:通过全面管控对外信息出口,构建源头防御机制,严防非主观因素导致的数据外泄。 3. 第三道防线:防范与第三方合作的法律风险 与CRO公司、临床研究机构等第三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必须明确约定以下关键条款: ◈权属界定:明确约定基于研究产生的全部数据及其知识产权归医药企业所有。 ◈保密加码:要求第三方承担不低于自有的保密义务,并约定具体的物理隔离与技术管控措施。 ◈发表管控:任何基于合作数据的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行业会议演讲等)必须经医药企业事先书面批准,医药企业有权要求延迟或修改。 ◈责任升级:明确约定若因合作方泄密或违约,导致数据保护资格丧失,对方需承担包括直接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及维权费用在内的全额赔偿,并可设定高额惩罚性违约金。 ◈尽调前置:合作前对合作方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进行专项评估。 4. 第四道防线:为License-in项目定制“专属风控条款” 在通过许可引进(License-in)模式获取药品技术时,数据保护的“获得”与“维持”更具挑战,须在交易各环节增加防护: ◈尽调阶段:专项核查许可方数据的全球公开状态,确保核心数据集未被整体披露;确认其数据权属清晰、无第三方权利主张。 ◈协议谈判阶段:明确授权范围:确保许可协议授予被许可方在中国境内享有对试验数据的独占使用权利。 ◈严控全球披露:加入关键条款,要求许可方及其关联方(如原始研究者)未来在全球范围内的任何数据发表,均需获得被许可方的事先书面同意,以防其在其他地区的学术发布“误伤”中国的“未披露”状态。 ◈强化保证与赔偿:要求许可方保证数据的“未披露”状态及权属合法性,并明确约定若因其违约(如提前披露、权属纠纷)导致被许可方在中国丧失数据保护,许可方须承担涵盖交易对价、开发投入及市场损失在内的全额赔偿责任。 ◈执行与注册阶段:与许可方建立数据披露联动机制,确保信息同步;在注册申报时,精心组织数据包,凸显对引进数据的独立分析与控制,规避“依赖”认定。 结语 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医药监管进入“强数据保护”时代。对企业而言,这既是保护创新投入的法律盾牌,也对企业内部数据合规管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唯有将数据视为核心资产进行主动、系统性的管理,并将其保护要求深度融入从自主研发到外部合作的每一个环节,才能真正筑起坚固的“药品试验数据护城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生物医药是江北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细胞治疗、慢病毒CMC开发更是前沿创新领域。技术研发充满未知与挑战,近期,新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技术开发合同纠纷,清晰划定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的边界,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图片由AI生成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科某公司与蓬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合同,约定科某公司委托蓬某公司就“细胞治疗用质粒和慢病毒CMC开发”项目进行专项技术开发。合同约定总费用1166万元,科某公司先行支付启动金116.6万元,并明确若研发成果未达约定标准,委托方可解除合同并索赔。 履行中,蓬某公司分别采用两种工艺进行慢病毒滴度测试,三次检测均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随后该公司提出变更工艺、增加费用,在未获同意后,以技术困难为由终止项目。科某公司要求返还启动经费并承担违约金,蓬某公司拒绝,科某公司遂诉至法院。 审理情况 新区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依约履行。 针对“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抗辩,新区法院认为: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应指在现有科学知识、技术手段或资源条件下客观上无法解决的技术障碍,不能简单等同于受托方自身技术能力、平台条件或履约资源不足。本案中,蓬某公司在合同磋商和订立阶段并未特别提示存在客观不能克服的技术障碍;科某公司后续委托其他公司已采用相关工艺实现相关指标。故蓬某公司不能以“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为由免除违约责任。 最终,新区法院判决确认合同解除,蓬某公司返还启动经费116.6万元、支付违约金,同时销毁全部保密信息并出具销毁证明。 蓬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技术开发鼓励探索创新,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只揽活、不担责。 技术开发合同区别于普通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其履行过程确实可能受到实验条件、技术路线、样本差异、平台适配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对于真正因现有科学知识和技术条件限制而无法突破的研发失败,法律允许当事人按照约定或合理原则分担风险。 但技术开发风险不能成为专业受托方转嫁自身能力不足的工具。所谓“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应当具有客观性、外部性和不可避免性。受托方不能仅以实验失败、结果未达预期、项目难以继续等表述当然主张免责。而是应在承接项目前充分评估自身能力、签约后积极履约。对于委托方特别关注、且足以影响项目整体商业目的和后续临床申报进程的核心技术指标,受托方应当在合同磋商和订立阶段审慎评估,并充分提示技术风险、实现条件、替代路径及可能成本。 司法保障创新,并非要求研发主体对所有技术开发结果承担绝对成功责任;司法尊重研发失败,也不意味着允许专业受托方以“技术困难”概括性抗辩消解合同约束。对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合同约定、磋商过程、履行行为、技术指标属性、替代主体实现情况等因素,区分真正的技术风险与违约责任,有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约束失信、保护投入”的裁判规则。 素材:夏文浩
在常规生物医药授权许可模式下,交易双方通常将药品上市许可的注册权利(即对于研发中药品今后申请及持有MAH的权利)作为许可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范围的一部分,一揽子由许可方向被许可方进行授权。但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市场上越来越多出现MAH注册权利予以单独保留及拆分的安排,在该情形下由于MAH(许可方)与商业化权益实际享有方(被许可方)相分离,在市场推广、财务条款、研发权利义务的分工,特别是上市后开发等方面体现出与一般许可交易不同的特点与安排。 1. 整体而言,该类型许可合作的常规安排与共性特点有哪些? 如引言所述,大部分该类型许可合作安排,从法律关系上仍体现为某项产品或管线的商业化权利的授权许可。但就许可知识产权的许可使用范围而言,与一般授权许可模式不同,一般授权许可合作下的MAH注册权利往往默认是许可范围的一部分,至多在是否立即授予生产权利上,不同项目会有区别安排。而在题述类型许可合作下,注册权益与商业化权利相分离,即被许可方虽非MAH持有人但仍实质享有合作产品商业化活动的决策权,物流及配送供应商的选任权,实质享有合作产品大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并按照一般许可交易的模式向许可方支付首付款、里程碑付款以及净销售额分成。 由于被许可方实质享有商业化权益但又非MAH,在首次商业销售后,将更多体现为被许可方向许可方提供相关市场推广、市场准入服务,以行使其在商业化活动方面的最终决策权,并通过个案化的财务条款设计,在向许可方支付各种名目的里程碑费用与净销售额分成后,最终实质享有该产品剩余大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 2. 该类型交易近年来数量增加的原因,以及交易双方的主要考量有哪些? 对于许可方而言,保留MAH身份意味着许可方仍然对许可产品在法律层面保留全生命周期的控制权,并可在合作初期进展不顺的情况下,以较低的过渡期成本更换新的合作方。若许可方同时保留生产权利还可防止生产工艺等技术诀窍在合作初期即对外披露。另一方面,许可方仍可借助被许可方成熟的渠道与团队快速完成市场布局,降低自主商业化风险。 此外,我们理解该类型合作近年来数量增多也与特定资本市场周期相呼应。近期港股IPO市场持续火热,而不少潜在许可方正处于冲刺港股IPO关键期,希望将进展相对靠前的管线拿出来达成BD交易,但由于该类型Biotech公司成熟管线较少,从确保港股IPO后的估值稳定与吸引基石投资人角度,保留管线MAH权利也是现实需求。 而对于被许可方而言,其无需作为MAH直接承担产品质量控制和药物警戒方面的责任,可集中发挥其商业化能力。被许可方之所以愿意支付高额首付款及各类里程碑款项但不强求MAH注册权利,往往也源于此类交易下的标的产品已有较为确定的商业价值,如已处于NDA申请阶段或临近获批,或被许可方在中国市场外的其他区域取得授权引进的优先合作权等。 3. 该类型交易与一般商业化权利授权许可交易的区别有哪些? 除MAH申请及维持权利是否转让外,题述类型交易与一般商业化权利授权许可交易相比,还往往在以下细节安排上存在区别: (1)是否涉及年度最低销量保证: 在一般授权许可交易下,由于被许可方整体“买断”标的产品或管线的开发、注册、生产及销售等商业化权利,因此往往不会向许可方承诺年度最低销售额、最低销量指标等。但对于题述类型交易,由于常涉及的是开发阶段较为后期的成熟产品,许可方更为看重被许可方的商业化渠道能力,且MAH的保留也为许可方在特定情形下终止合作寻找新合作方带来便利,因此许可方往往会在此类交易中要求设定一些最低销售额/销量指标,或通过其他维度(例如进院数量等)考核被许可方的商业化能力。 相应地,被许可方也会从标的产品上市申请获批的时间要求等角度对许可方施加特定义务,对应相关考核指标的调整及其他补偿机制。 (2)上市后开发权利义务的细化: 在一般许可交易下,被许可方整体取得合作产品的全部商业化权利并承继作为MAH的合规义务,自然包括MAH的申请及维持权利,以及与之相关的作为MAH承担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风险管理和质量控制等法定责任,并负责标的产品上市后的持续开发,如开展上市后真实世界研究、拓展新适应症、新工艺开发等。 在题述类型交易下,由于MAH作为许可方需要履行药品注册证书的维持义务,以及作为MAH在适用法律下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监管责任,因此尽管商业化权益已经授权许可,但许可方往往仍要求对标的产品的上市后持续开发拥有一定控制权,包括合作产品上市后的变更管理及开展为维持上市许可目的所必须进行的上市后研究。在此情形下,若合作双方均希望参与合作产品后续开发,往往会对上市后各项开发活动权限进一步进行细分,包括区分为维持上市许可目的所必须进行的上市后研究,以及其他上市后开发活动,如拓展适应症相关的IIT研究,上市后医学研究及其他非注册目的的真实世界研究,或将各上市后开发活动的最终决策权限交由合作委员会讨论。 4. 该类型交易与常规CSO交易的区别有哪些? 如上所述,由于存在MAH持有权利与商业化权益的分离,在市场准入与市场推广环节,大部分题述类型交易会体现为被许可方向许可方提供学术推广、市场准入服务,以行使及确保被许可方商业化权益的实现。这与通常我们理解的CSO交易存在外观上的相似性,但与常规CSO交易又有本质区别: (1)费用支付与结算: 在常规CSO模式下,CSO通常无需向MAH支付合作首付款(仅在少数独家CSO模式下可能出现首付款机制),而是由MAH向CSO支付相应服务费,服务费结算可能适用服务项目制、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或混合结算制。而题述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往往需向许可方支付首付款、各阶段里程碑款项及净销售额分成,即与一般许可交易的财务安排一致。许可方在收取上述特定对价后,不再就标的产品的商业化收益的剩余部分主张权益,被许可方将通过个案化设计,最终实质享有该产品剩余部分的商业化销售收益。在部分项目中被许可方可指定其关联方作为经销商,并设定MAH向经销商的初始供货价格,在标的产品实现商业销售后由被许可方另行与其关联方经销商以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商业化收益结算。 (2)经销商、物流供应商的选任: 在常规CSO模式下,经销商和物流供应商的选任决策权往往仍归属于MAH,由MAH负责选任上述主体,并与上述主体协商签署合同,受托推广方因其具备专业渠道资源,通常也享有一定的推荐权限。但在题述类型交易下,由于商业化权益实质已发生转移,MAH一般不再干预商业化层面的决策事项,上述合作主体的筛选及评估往往由被许可方实质主导,一方面被许可方可强化其渠道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可借此对销售流向数据、出入库数据等信息有更高管控力。 (3)生产端与供货安排: 在常规CSO模式下,CSO不参与生产环节,即使是一些深度参与商业化活动的CSO服务提供方,其参与程度与范围往往也限于经销渠道管理、市场准入等方面。而题述类型交易下,商业化权益的授予时常伴随生产技术转移,即被许可方或其指定关联方将掌握合作产品的生产技术,并作为受托生产方,为作为MAH的许可方提供委托生产服务。不过往往此类交易下的生产技术转移不会立刻发生,例如可能在双方合作进入稳定期(如实现首次商业销售后特定期限内)或发生供应中断情形下,方触发生产技术转移。 5. 从合同角度,在MAH未发生转移的情形下,被授权方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在此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支付了实质金额的首付款及里程碑付款,但未持有相关MAH,在该情形下如何更好维护被许可方的权益,同时合理平衡许可方作为MAH仍需承担的权责范围,是双方需要重点谈判与关注的: (1)合作委员会议事事项的决定权: 合作双方通常会设置合作委员会就相关重要事项进行决策。尽管双方均以最大化合作产品商业化价值为共同目标,但就合作委员会审议事项内容及审议事项的控制权分配上,需结合项目具体背景在双方之间进行平衡。 被许可方作为商业化活动的开展主体,往往会争取对商业化事项的最终决策权,包括商业推广、学术推广方案的制定及实施、经销商和物流供应商的选任、合作产品的定价策略与准入谈判、生产技术转移的时点及生产工艺改进等;此外,被许可方也可主张将合作产品上市后开发、上市许可变更、生产技术转移之前的合作产品供应等事项纳入委员会协商讨论,以保留对合作产品的开发、生产环节的监督。 (2)明确许可方的特定义务: 为进一步保障被许可方的权益,除要求作为MAH的许可方在交易文件中作出常规的陈述与保证外,被许可方通常还可要求许可方承担取得并维持药品上市许可及生产许可、持续稳定生产及供应合作产品,以及发生任何上市后变更需事先通知被许可方等义务。此外,上市许可获批进度直接影响着被许可方的商业化权益落地,因此被许可方通常也会从标的产品上市申请获批的时间要求等角度对许可方施加特定义务,并对应相关考核指标的调整及其他补偿机制。此外,被许可方可进一步在交易文件中明确要求获得未来MAH转让的优先受让权,并设置特定触发事件下的强制转让机制。 (3)终止条款的设置: 被许可方可通过终止条款的设置进一步控制合作风险。在题述类型的交易下,被许可方的终止权诉求可兼具 CSO合作与一般授权许可模式的双重特征:一方面,被许可方可主张出现产品重大安全事件、合作方上市许可被撤销/吊销、合作产品出现供应中断等情形时享有单方终止权;另一方面,被许可方也可参照一般许可交易惯例,主张在合作产品核心专利未获授权、未能完成生产技术转移、合作产品未实现开发预期等情形时,享有单方终止权,并会进一步争取任意解除权。而许可方往往倾向于限制被许可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例如约定在某个研发里程碑未实现前不得行使该权利,且许可方已收取的相关款项不予退还等。 6. 该类型交易下,许可方保留MAH的合规风险主要有哪些? (1)MAH的全链条法定责任: 在题述类型交易下,许可方作为MAH在法律层面需承担药品全生命周期的法定责任,但在实际执行层面,由于商业化活动过程产生的市场信息、不良反应信息等均依赖于被许可方的配合,且被许可方在某些交易中还会享有标的产品上市后进一步开发权利,因此双方通常需要通过许可协议及其他配套协议具体约定与市场监管相关的权利义务如何在内部进行分配,以及最终责任分摊机制。 此外,若涉及生产技术转移,许可方作为MAH以及委托生产方,还应与受托方另行签署委托生产协议及质量协议,落实药品生产管理法规及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各项质量责任,确保委托生产行为持续符合药品法律法规规章、技术规范的要求。 (2)医药代表新规进一步强化MAH主体的特定责任: 考虑到MAH与商业化权益相分离,双方的合作模式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许可方作为MAH委托被许可方开展包括学术推广活动在内的商业化活动,在此情形下涉及双方对各自医药代表的协同管理,以及CSO提供学术推广服务的合规边界等问题。相较于常规CSO合作,题述类型交易下被许可方拥有更大的商业化决策权限,而MAH对商业化活动的决策权则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许可方作为MAH依然需要根据适用法律承担穿透式监管责任,使得许可方在题述交易模式下的合规管控压力要高于常规CSO合作模式。 根据医药代表管理相关法规,MAH委托专业组织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的,应当对受托方能力进行评估并与受托方签订医药代表管理协议,与经授权的医药代表签订授权书并在全国统一备案平台完成备案及更新,自行对医药代表的从业资质及执业记录进行筛查,避免聘用或授权有商业贿赂记录的医药代表,MAH不得以委托为由转移自身法定责任。若MAH违反相关规定,除了被限制药品学术推广活动、限制持有人药品进入医疗卫生机构外,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还可对MAH实施穿透式信用评价并可相应采取风险警示及限制挂网等措施。一旦限制挂网,将切断标的产品的主要销售渠道,对合作双方均是巨大的损失。 (3)对财务结算合规性的影响: 针对MAH委托专业组织开展学术推广活动,明确,MAH不得向医药代表分配药品销售任务,包括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医药代表仅可从事药品信息传递、协助使用药品、收集反馈不良反应等信息的学术推广活动。而医药代表不得背负销售任务的规定也会进一步影响CSO与医药代表,以及MAH和CSO之间的费用结算。 常规CSO服务费结算可能适用服务项目制、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或混合模式,其中销售/回款挂钩型结算模式由于和销量考核捆绑,一直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其争议在于,CSO收取服务费仅与医生处方和医院采购的结果挂钩,与其所提供的服务过程关联薄弱,容易被监管机构认定CSO以服务费之名,行商业贿赂之实,而MAH作为最终受益方,也容易被穿透式认定为商业贿赂的责任主体。在新规颁布的背景之下,该结算模式的合规性可能进一步收紧。 不过,题述类型交易与常规CSO结算模式的资金流向相反,通常由提供CSO服务的一方(被许可方)向MAH支付净销售额分成,即CSO服务效果越好,其需向MAH支付的分成越多,该财务结算逻辑从表面看似乎对降低商业贿赂认定风险有一定帮助,具体还需结合个案讨论。 (4)特定交易模式下的协议约定应对: 基于上述固定合规风险,结合该类型交易的特有商业安排,即便题述交易模式并非传统CSO合作模式,考虑到合规监管需求,仍建议双方在交易达成过程中就委托推广服务部分涉及的合规风险达成一揽子安排,包括:交易前许可方基于一般CSO合作的前置要求,对被许可方进行尽职调查,重点关注财务状况、过往CSO模式的合作文件、法律纠纷、历史合规记录等;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除约定服务内容与追责机制外,还需明确被许可方的商业化行为红线,以及保留MAH的监督、审核及要求整改的权利。 这种以医药委托销售的外在形式,开展实质为商业化权利转让的BD交易,体现了当前医药交易根据各方商业诉求不断进行演进的趋势,呈现出复合性、定制化的交易特征。在这一模式下,无论是许可方、被许可方还是其他合作主体,均应结合自身商业诉求、合作产品所处阶段、以及风险控制等角度,在交易文件中清晰、具体地约定各方在不同环节的分工与权责,以及商业化利益的分配方式,避免因合同约定模糊、责任边界不清引发标的产品在商业化落地阶段的潜在纠纷。
前言 评价中国生物医药BD(商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交易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最直观的方式是将其置于近三年的纵向坐标系中审视。根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及公开监管披露信息的统计口径,三条核心指标呈现出近乎陡峭的上升曲线: 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完成94笔,披露总交易金额达519亿美元,首付款累计41亿美元,交易金额在全球创新药BD市场中的占比已升至约28%——这本身已是当时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增幅约26%。 2025年,上述纪录被全面改写。截至当年12月31日,中国创新药BD出海授权全年交易总金额达到1,356.55亿美元,首付款累计70亿美元,交易数量157笔,中国交易金额占全球份额跃升至49%,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当年全球第一大创新药对外授权来源国。从94笔到157笔、从519亿到1,357亿,不仅仅是数量级的跃迁,更标志着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从"跟跑"阶段进入了"并跑乃至局部领跑"的全球分工新格局。 2026年第一季度,热度不仅未退,反而进一步加速。根据医药魔方《2026Q1医药交易趋势报告》,一季度中国医药BD交易共98笔,总金额614亿美元,首付款36亿美元;其中对外授权(License-out)为交易主力,总额约596亿美元,首付款约34亿美元。这一单季成交额不仅大幅超越同期海外市场266亿美元的交易规模,更已超过2024年全年的交易总和(约519亿–590亿美元区间);当期全球医药交易总额为880亿美元,中国占比高达69.7%。业内基于该斜率预测,2026年全年交易总额有望突破1,500亿美元大关。 以上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商务拓展(Business Development, 简称“BD”)交易,已不再仅仅是补充性融资手段,而是跃升为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核心基础设施。行业格局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曾经由跨国药企单向引进中国管线的传统路径,正被双向、多边且结构高度定制化的战略合作所取代。 无论交易最终以许可费、里程碑付款、销售分成、股权投资抑或是合资公司形式落地,其法律本质始终如一——即将高度不确定的技术研发过程,转化为一套可执行、可审计、可救济的精密契约机器。生物医药BD交易不再是可以凭一份标准许可合同模板走天下的简单资产买卖,而是演变为集知识产权许可、跨境监管合规、公司股权结构、反垄断审查与国际争议解决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千亿量级的交易规模,要求律师在架构设计中必须具备更高的精密性与前瞻性。 本文将结合近年来的若干典型交易案例,依据公司官方公告及公开披露文件,从法律实务视角系统梳理交易模式的选型逻辑、对价条款等条款细节,以及律师在谈判中必须锚定的关键风险点。 一、BD交易模式的演进:从单向授权、联合开发、战略联盟到股权合作 (一)传统单向授权(对外授权,License-out):现金流工具与下游控制权的平衡 以恒瑞医药与Elevar Therapeutics(2023年10月)关于“双艾”组合的交易为例。恒瑞医药发布公告,将其自主研发的卡瑞利珠单抗(PD-1抑制剂)联合阿帕替尼(Rivoceranib,亦称“艾坦”)治疗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的海外权益,授权给Elevar Therapeutics。此次授权的区域范围为除大中华区和韩国以外的全球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并未在此次授权中重置新一轮的开发或临床里程碑付款。这是因为该联合疗法的基础临床证据(即CARES-310全球三期临床试验)已在双方既往的合作框架下推进完成,本次授权更侧重于将已接近终点的资产交由具备准入能力的伙伴进行最后的注册冲刺与商业化。因此,协议架构被精简为:Elevar在联合疗法于美国、日本及约定的欧洲国家分别首次获批上市后,依据累计净销售额达标情况,向恒瑞支付累计最高6亿美元的销售里程碑(Sales Milestones);此后,按实际年净销售额(Annual Net Sales)的20.5%支付销售分成(Royalties)。 法律评析: 这一案例确立了“开发里程碑不重复计取”的行业惯例。对于律师而言,当许可标的是已进入后期或已获批、核心开发风险已被部分消化的资产时,起草的重点必须从“如何支付开发里程碑”转移至三个更为关键的维度:第一,净销售额(Net Sales)定义的完备性,必须对可扣除项(如税费、运费、合理折让)进行逐项枚举,杜绝开放式解释;第二,审计权(Audit Rights)与报告标准的确立,否则20.5%的提成比例仅是纸面富贵;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锁定被许可方的商业化勤勉义务(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 / Diligent Efforts)。由于许可方的收款几乎完全依赖对方的销售表现,合同中必须设定最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推广投入义务,并配套违约终止(Termination for Cause)与资产回转(Reversion)机制,防止管线被对方“雪藏”。 (二)联合开发(共同开发,Co-development):从“收租逻辑”升级为“损益共担” 信达生物与武田制药(2025年10月官宣,2025年12月交割)关于IBI363(PD-1/IL-2α偏向型双抗)等项目的合作,是近年来联合开发模式的典范。根据双方披露,信达生物授予武田IBI363在全球范围内(除中国和美国外)的独家开发及商业化权利,同时保留在美国与中国市场的共同开发与共同商业化权益。双方约定,全球开发成本按武田60%、信达40%的比例分摊;在美国市场,双方共同承担损益,即不再采用传统的销售分成模式,而是按同样的60/40比例直接分享利润或分担亏损。此外,信达还授予武田IBI343(CLDN18.2抗体偶联药物)除大中华区外的全球独家许可,以及IBI3001(EGFR/B7H3双抗)的独家选择权。在对价方面,武田支付了12亿美元的首付款(Upfront Payment),其中包含1亿美元的战略股权投资(Strategic Equity Investment),即以每股112.56港元的价格认购信达生物股份;同时,三项资产合计设置了最高约102亿美元的研发及销售里程碑付款,使得该交易的总潜在价值达到约114亿美元。 法律评析: 这一交易在法律结构上最值得研究之处,在于它将“对外授权”与“类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式共治”缝合在同一份主协议体系中。对于IBI363这类共同开发资产,律师的工作重心必须超越简单的金额条款,深入至运营规则的构建:首先是联合指导委员会(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JSC)的决策机制,当科学判断与商业预算发生冲突时,谁拥有最终决定权(Casting Vote);其次是成本分摊政策(Cost Allocation Policy)与损益结算机制(True-up Mechanism),必须明确60/40的比例是名义比例还是基于实际可核验的允许成本(Allowable Costs),并严格界定哪些费用可被计入成本;最后是利润池(Profit Pool)的定义,必须是收入减去经审计的允许成本,而非对方的内部管理会计黑箱。简言之,共同开发模式80%的法律功力体现在附件里的账簿规则与决策程序。 (三)双向授权(相互授权,Co-Co):多管线、双向流动与分阶段切分 恒瑞医药与百时美施贵宝(BMS,2026年5月12日官宣)的合作,则是双向授权模式的集大成者。双方围绕13款涵盖肿瘤学、血液学及免疫学的早期项目达成全球战略合作。这13个项目包括4项恒瑞原研的肿瘤学/血液学项目、4项BMS原研的免疫学项目,以及5项为双方依托恒瑞发现引擎共同研发的项目(含选择权机制)。在区域权益划分上,恒瑞原研资产由BMS获得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外的全球独家权益,而BMS原研的免疫学资产则由恒瑞获得大中华区的独家权益。在研发分工上,双方采取了典型的“分阶段切分”策略:恒瑞全面负责早期临床开发(直至概念验证阶段,Proof of Concept),以加速推进;BMS则负责海外区域的后期关键注册临床及全球商业化。在对价方面,BMS支付了6亿美元的首付款,并设置了两笔有条件的周年付款(Anniversary Payments),分别为2026年的1.75亿美元和2028年的1.75亿美元(视条件达成情况),这部分前端对价总计可达9.5亿美元;若所有选择权全部行使且全部项目达成开发、注册及商业化里程碑,潜在总价值约为152亿美元;此外,恒瑞有权收取除大中华区外净销售额的分梯度销售分成。 法律评析: 这份交易在法律技术上展现了高阶的起草技巧。第一是项目独立性(Program-level Independence)的处理:13个项目置于同一框架下,必须明确单个项目的终止是否会影响其他项目的履约,是否触发交叉违约(Cross-default),通常应设计为按项目独立终止。第二是知识产权改进(Foreground IP / Improvements)的归属:恒瑞主导早期阶段产生的数据、生物标志物、制剂工艺优化归谁?BMS后期开发的伴随诊断(Companion Diagnostics)、新制剂归谁?双方是否需要互相授予回授许可(Grant-back License)?这些条款远比6亿美元的首付款更难事后修正。第三是周年付款机制,这是一种特殊的履约保证,将付款义务与时间节点而非临床节点挂钩,律师需确保其先决条件(Conditions Precedent)设置对称,避免成为单方面的惩罚性条款。 (四)授权+股权合作(Licensing + Equity):资本与管线的双重绑定 在传统许可交易的基础上嵌入股权对价,是近年来日益成熟的交易变体。该模式的核心逻辑是:被许可方(Licensee)不仅支付常规的许可费用(Upfront/Milestones/Royalties),还向许可方(Licensor)进行股权投资,或双方成立合资公司(Joint Venture)共同开发和商业化。这种模式旨在通过“资本+管线”的双重绑定,建立超越合同义务的长期战略利益共同体。 法律评析: 作为许可方,这些企业通常专注于细分领域创新,处于“研发驱动+商业化初期”阶段,市值或营收规模相对较小。它们通过对外授权早期或中期管线,绑定海外合作方,解决研发资金缺口,同时借助海外方的区域资源加速管线落地。 被许可方多为中小型的创新药基金或生物医药投资机构,例如如Hercules、Solstice、R1、MultiValent,通常具备资本与产业的双重属性,在海外市场孵化和临床开发方面具备相应的资源和能力。在交易中以股权支付作为对价之一,实现双方合作的利益交换。 案例1:康诺亚与Belenos(2024年7月) 康诺亚将其自主研发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CM512(针对特应性皮炎等自免疾病)及CM536的全球独家许可(除大中华区外)授予美国生物科技公司Belenos。交易对价包括:(1)首付款及近期付款:1500万美元;(2)股权投资:Belenos以约750万美元认购康诺亚增发股份,占交易完成后Belenos总股本的30.01%;(3)里程碑付款:合计最高可达3.4亿美元的研发及销售里程碑;(4)销售分成:基于净销售额的个位数百分比分成。 法律评析:对于中小型Biotech,750万美元的直接股权投资虽然金额不大,但30.01%的持股比例赋予了其在被许可方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确保了管线在海外的推进能与自身利益保持一致,避免了单纯许可后“失控”的风险。 案例2:和铂医药与Solstice(2023年12月) 和铂医药将其靶向B7H4 x 4-1BB的双特异性抗体HBM7008在除大中华区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外的全球权益授权给美国生物技术公司Solstice。交易结构包含:(1)首付款:1000万美元;(2)股权投资:Solstice以1000万美元认购和铂医药增发股份,占交易完成后Solstice总股本的14.99%;(3)里程碑付款:累计不超过5.6亿美元的研发及销售里程碑;(4)销售分成:基于净销售额的个位数至双位数百分比分成。 法律评析:此类交易中的被许可方(如Solstice)本质上是“资本载体”。律师需重点审查股权对价与许可对价的独立性——如果许可协议因监管原因终止,股权是否需回购?反之亦然。同时,需防范被许可方利用资本优势在合资公司层面挤压许可方的利益。 二、对价条款的法律细节:从里程碑到停止付款 (一)里程碑付款(Milestone Payments):节点必须客观可验证 以默沙东与礼新医药(LaNova)关于LM-299(PD-1/VEGF双抗)的交易为例。默沙东官方披露,该全球独家许可(Global Exclusive License)的首付款为5.88亿美元,礼新医药有资格获得最高约27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且在技术转让(Technology Transfer)完成后即触发了一笔3亿美元的付款。这一结构揭示了两个法律规则:其一,技术转让本身可以作为独立的里程碑事件,因为它对被许可方而言是实质性的交付物;其二,高额首付款往往对应着全球独家权利(Global Exclusive Rights)的全面让渡,许可方在换取现金流的同时,也交出了对分子未来命运的控制权。因此,律师在起草时,应将技术转让节点设计为闭环的验收流程,明确交付物清单、签收主体及争议解决标准。 法律评析: 针对新增适应症(Subsequent Indications),行业惯例与法律逻辑均不支持重复支付全套开发里程碑。鉴于首适应症已承担了高额的沉没成本(大规模患者招募、多中心管理及全生命周期生产工艺投入),新增适应症主要依托已验证的安全性数据进行桥接试验,边际成本极低。因此,实务中新增适应症的开发里程碑通常设定为首适应症的10%至30%,且仅设置注册里程碑(Regulatory Milestone),同时必须设定所有新增适应症累计里程碑的总上限(Total Cap),以防止或有负债无限膨胀。恒瑞与Elevar关于“双艾”组合的交易即遵循了这一逻辑,仅设置销售里程碑,不再重置开发里程碑。 (二)销售分成(Royalties):净销售额定义的攻防战 律师在起草净销售额(Net Sales)条款时,最常见的失误是将其简化为“总销售额减去惯常扣除项”。正确的做法是穷举可扣除项,包括法定税费(Statutory Taxes)、运费及保险(Freight and Insurance)、贸易折扣(Trade Discounts)、返利(Rebates)及退货拨备(Returns and Allowances);同时明确排除一般及行政费用分摊(G&A Expenses)、企业日常开销(Overhead)、研发摊销(R&D Amortization)以及与关联方交易中的非公允利润(Non-arm's Length Profits)。 另一个常被遗漏的经典节点是专利到期后的“尾期库存”(Run-out Inventory)。参考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在相关判例(涉及基因泰克与百健关于Cabilly专利及Tysabri药物的争议)中确立的立场:若协议未明文规定专利到期后库存销售免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法院倾向于通过合同整体目的、谈判历史及外部行为证据,解释为库存若在专利期内合法生产,其售后的分成义务并不因专利届满而自动消灭。 法律评析: 在高标准的协议起草中,律师应明示:特许权使用费的期限(Royalty Term)应持续至专利最后到期日或监管独占期结束日;且对于在该期限届满前生产但尚未售出的库存,应允许在一个短暂的尾期销售期(Run-out Period,通常不超过6至12个月)内继续销售,并在此期间继续支付分成。 (三)停止付款条款(Stop-Payment Triggers):安全阀的双向平衡 停止付款条款是被许可方的风险控制阀,但必须程序化(Proceduralized),防止被滥用。典型的触发情形包括三类:一是权利基础丧失,如许可专利被判无效(Invalidation)、不可执行(Unenforceability)或遭遇政府强制许可(Government Compulsory License);二是技术或注册失败,如关键三期临床试验失败(Phase III Failure)或上市申请被驳回且无可行补救路径;三是许可方违约或破产,如不交付关键技术诀窍(Know-how)、阻挠监管资料转移或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律师在起草时,必须为被许可方设置严格的程序限制:需书面通知并给予许可方合理的补救期(Cure Period);同时明确,即便触发停止付款,对于已产生但尚未支付的里程碑或分成款项(Accrued but Unpaid Obligations),其支付义务不应消灭,且需排除因被许可方自身节省预算导致的“自毁式失败”。 在生物医药BD交易中,合理商业努力条款(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 简称“CRE条款”)是贯穿许可协议全生命周期的“核心义务条款”,其法律实质是:将被许可方推进管线开发的抽象责任,转化为可识别、可评估、可救济的合同义务。 案例:2018年,Alexion以4亿美元首付款 + 最高8亿美元earn-out(里程碑)收购Syntimmune,标的资产为核心管线ALXN1830(SYNT001,抗FcRn单抗,自身免疫方向)。合并协议(Merger Agreement)第3.8(f)条要求Alexion在交割后7年内就ALXN1830履行"商业上的合理努力(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 CRE)"义务以推进开发与商业化,且CRE的定义采用了"外向型/客观标准"(outward-facing / objective standard):即努力程度不以Alexion自身内部战略优先级为准,而以"与Alexion规模和范围相当的生物制药公司通常在类似情况下会投入的努力与资源"为衡量基准,并列举了一组考量因素(安全性、疗效、标签与定价、竞争力、孤儿药地位、专利覆盖、成功概率、监管框架、预期盈利等)。条款同时包含一个但书:"不要求Alexion采取违背审慎商业判断(prudent business judgment)的行为",且"目标最终未实现本身不能当然推出未尽CRE"。2021年7月Alexion被AstraZeneca收购,AZ设定约5亿美元/年协同效应目标,ALXN1830进一步被置于次要位置。2021年末Alexion以"安全性疑虑 + 竞争力不足"为由终止ALXN1830开发——此时8个里程碑仅达成1个,剩余earn-out落空。Syntimmune原股东代表(SRS)起诉主张:Alexion并未基于药物本身的科学/商业证据做决定,而是为了内部KPI与AZ协同目标故意deprioritize并掐掉管线,违反CRE义务。 法院的关键认定逻辑可提炼为三条规则:(1)CRE采"客观/外向标准"时,参照系是"理性同行公司在类似处境下会怎么做",不是"买方/被许可方自己的战略优先级或财务便利。“Alexion不能以"我们要追10-by-23""AZ要求协同"作为降维投入的正当理由——因为这些属于company-specific /idiosyncratic考量,被客观标准的措辞刻意排除。(2)安全性/竞争力不足可以成为终止的理由,但必须有"与客观标准相称"的证据链。法院指出,本案所谓immunogenicity风险更多停留在假设条件层面,缺乏确凿证据;而数据其实仍显示ALXN1830在特定适应症(如某些自身免疫细分)存在差异化空间——一个"理性同类公司"更可能继续投入获取更多信息,而非直接终止。"(3)违背审慎商业判断"的但书,不等于"只要我能讲出一套商业故事就能砍项目"。法院将其理解为:CRE义务一直存续直到继续投入本身变得prudent business judgment不能支持;而不是允许以prudent judgment为名,把CRE变相架空。法院认定Alexion违反CRE义务,损害赔偿裁定(2025.06)合计超过1.8亿美元(外加此前就到期的里程碑相关款项约1.3亿美元级。 法律评析: 被许可方在衡量是否适用CRE条款终止项目研发或合作时,应理性、谨慎、客观的去判断是否适用该条款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结语 从恒瑞医药将“双艾”组合以纯销售里程碑结构授权给Elevar,到信达生物与武田制药搭建损益共担的联合开发体系,再到恒瑞医药与百时美施贵宝构建13个项目的双向战略联盟,这些千亿量级的交易共同印证了一个结论:中国生物医药BD已迈入“架构复杂度超过金额复杂度”的阶段。真正决定交易命运的,不再仅仅是首付款的高低,知识产权归属是否清晰,里程碑表是否客观可验、净销售额定义是否经得起审计,还包括股权对价的退出路径是否通畅,以及公司治理结构能否平衡双方的长短期利益,共同开发治理是否具备可操作性等等,将这些复杂的商业逻辑转化为精密的法律工程图纸,正是外部律师在出海浪潮中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引言 越南传统医学产业正在从经验性、辅助性医疗服务,逐步进入国家健康战略、医保支付体系和医疗服务现代化进程。对中国中医药、康复医疗、天然药物和植物提取企业而言,越南市场的核心机会已不再是单纯出口中成药或销售保健品,而是围绕监管分类、医疗机构合作、临床证据、质量标准和医保支付路径,参与越南传统医学的现代化建设。本文从越南政策信号、法律框架、产业机会、合规风险和进入路径五个维度,分析中国企业在越南传统医学窗口期中的可行策略。 一、核心观点:机会已经从“贸易逻辑”转向“制度准入逻辑” 过去,中国企业观察越南中医药市场,往往首先想到三类模式:把中成药卖到越南、把保健食品放进商超或电商渠道、在胡志明市或河内开设中医理疗门店。这种理解并非完全错误,但已经不足以解释越南传统医学政策正在释放的新信号。越南近期围绕传统医学法治化、医保目录、基层医疗、药材产业和现代医学结合所作出的政策安排,表明传统医学正在从“文化性医疗补充”进入“国家健康治理工具”的范畴。 因此,中国企业在越南的机会,应当从单点产品销售升级为制度性产业参与:一方面,企业需要判断自身产品或服务在越南法律下究竟属于药品、传统药品、药材、食品补充剂、医疗器械、医疗技术还是康复服务;另一方面,还要评估其是否具备进入医院采购、医生使用、医保支付或长期临床合作的条件。换言之,越南市场的竞争门槛不是“有没有需求”,而是“能否被越南监管、医院和支付体系接受”。 二、政策信号:传统医学进入国家健康战略 越南传统医学并非近期才出现的医疗资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正在被重新嵌入现代医疗制度。越南医保支付目录中已经存在传统药物、草药来源药品和传统药材项目;越南政府亦提出研究制定《传统医学法》,以建立更加系统、统一和可执行的制度框架。第25/CT-TTg号指示进一步要求促进越南传统医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内容涵盖法律制度、诊疗指南、药材产业、数字化管理、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等方面。 这一政策组合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第一,传统医学不再只是医疗机构内部的科室设置问题,而是涉及卫生法、药品法、医保支付、医疗广告、医疗服务许可、知识产权和产业政策的交叉监管等问题。第二,传统医学产品和服务将更加强调证据、标准、价格和可追溯性。第三,监管机构未来可能通过目录管理、技术规范和支付规则,将符合条件的传统医学服务纳入更清晰的公立医疗和保险支付体系。 三、越南为什么需要传统医学现代化 越南发展传统医学,并不只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或传统疗法传承,而是具有现实的医疗体系需求。首先,越南正在推进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覆盖。医保覆盖率目标提升后,医保体系不能只处理住院和重大疾病,还要面对基层医疗、预防保健、慢病随访、康复护理和老年健康服务的扩容需求。传统医学若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和可支付化,可以成为基础医疗体系的重要补充。 其次,越南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负担上升,使康复医学、疼痛管理、骨关节疾病治疗、脑卒中后康复、术后功能恢复和长期健康管理的需求持续增长。针灸、推拿、草药、功能训练和康复理疗等传统医学服务,本身具有较强的基层接受度和成本优势,如果与现代康复医学结合,可能形成适合越南医疗资源结构的服务模式。 再次,越南医疗资源在城市与基层之间仍存在差异。传统医学具有可及性强、服务半径灵活、与社区医疗结合度高的特点。对政府而言,将传统医学纳入规范化管理,不仅有助于提高服务供给,也有助于控制未经许可诊疗、夸大疗效宣传和草药质量不稳定等风险。 四、中国企业的主要机会:参与现代化体系建设 (一)康复医疗与慢病管理 越南政策所关注的老年健康、基层医疗、康复治疗和慢病管理,与中国中医药和现代康复产业的优势高度重合。中国企业若具备康复设备、数字化康复平台、针灸推拿标准化方案、中医理疗技术、疼痛管理路径或老年健康管理能力,可以优先选择脑卒中后康复、骨关节疾病、慢性疼痛、颈肩腰腿痛、术后康复和老年功能退化等场景。 该方向的关键不在于开设一家商业化中医馆,而在于能否形成被越南医院、医生和监管部门接受的临床路径。例如,通过与传统医学医院、康复医院或医科大学合作,开展联合门诊、医生培训、临床观察和治疗流程标准化,逐步建立本地证据与本地信任。 (二)天然药物、植物提取与药材标准化 越南拥有丰富药材资源,也存在长期草药使用传统。但药材资源要转化为现代产业,需要解决种植规范、品种鉴定、质量检测、有效成分控制、生产工艺、注册审批、药品警戒和品牌流通等问题。中国企业在GACP种植、GMP生产、植物提取、中药现代化、质量标准和药品注册方面的经验,可以与越南本地药企、药材基地和科研机构形成互补。 不过,企业必须先进行监管分类判断。相同的草本产品,在不同剂型、宣称功能、销售渠道和使用场景下,可能分别落入传统药品、普通药品、食品补充剂、健康食品、化妆品或医疗机构制剂等不同框架。分类不同,注册资料、审批周期、广告边界、医生推广方式和责任风险完全不同。 (三)医院、大学与医教研合作 越南传统医学现代化很可能不是由单个门店完成,而是通过医院体系、医科大学和公共卫生政策推进。中国中医药大学、三甲医院中医科、康复医院、药企和医疗器械企业,可以考虑与越南传统医学医院、康复医院、医科大学和本地药企开展合作,内容包括联合诊疗中心、医生培训、学术交流、适应症研究、临床观察、传统医学课程建设和老年慢病管理项目。 这种路径更符合越南“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的政策语言,也能降低外资企业被视为单纯商业销售方的风险。对医疗健康产业而言,长期合作关系本身就是准入资产。 五、合规风险:窗口期不等于低门槛 第一,不能将“中国中医药”直接等同于“越南传统医学”。越南拥有自身传统医学体系、药材命名、诊疗术语、临床习惯和监管逻辑。中国企业进入越南时,应减少“输出中国中医药”的单向表达,转而强调“参与越南传统医学现代化”“促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共同建设标准化康复与慢病管理方案”。 第二,产品宣传风险较高。很多中药、保健品、理疗仪器和草本产品在营销中容易使用“治疗”“根治”“医生推荐”“医保可报销”等表述。一旦涉及疾病治疗、疗效承诺、医疗机构背书或医保支付暗示,就可能触及越南药品广告、医疗广告、消费者保护和不正当竞争监管。公众号、短视频、电商详情页和线下讲座均应纳入合规审查范围。 第三,医疗服务资质要求不能被商业模式掩盖。针灸、推拿、康复治疗、医师诊疗、处方使用和医疗机构合作,均可能涉及医疗执业许可、人员资质、技术目录、场所许可和责任保险等问题。若以“养生馆”“理疗中心”名义实际开展诊疗活动,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合同无效、患者索赔和品牌风险。 第四,医保支付并非短期红利。医保支付扩大意味着市场空间增加,但也意味着价格、疗效、质量、审查和数据要求提高。企业若只把政策窗口作为营销噱头,反而可能因为证据不足、分类错误或宣传越界而承担更高风险。 中国企业进入越南传统医学和康复医疗市场,宜采取五步策略。第一步是合规定位,先确认产品或服务的法律分类、审批机关、注册路径、进口要求、标签语言、广告限制和责任主体。没有分类,后续所有商业设计都可能偏离监管要求。第二步是选择医疗场景,优先聚焦康复、慢病、老年健康、疼痛管理、脑卒中后康复和骨关节疾病等需求真实且政策支持明确的领域,而不是一开始追求“大而全”的中医药综合中心。第三步是建立本地合作,通过传统医学医院、康复医院、医科大学、本地药企或医药流通企业进入临床和学术体系。第四步是建设证据,包括越南语产品资料、真实世界数据、临床观察、医生培训资料、适应症边界和安全性材料。第五步是研究支付路径,对长期价值较高的产品和服务,提前分析医保目录、医疗技术目录、医院采购规则和价格控制逻辑。 结语 越南传统医学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制度阶段。医保支付基础、传统医学法研究、全民健康覆盖目标、老龄化趋势和健康经济发展,共同构成了行业升级的长期背景。对中国企业而言,越南不只是一个中药出口市场,而是一个正在形成法律规则、质量标准、临床证据和支付体系的新兴传统医学产业市场。 未来真正有机会的企业,不是单纯把中国产品卖过去的企业,而是能够理解越南政策语言、尊重越南传统医学体系、具备注册合规能力、能够与本地医疗机构合作,并愿意长期建设临床证据和支付路径的企业。简言之,越南中医药市场的核心机会,不在于短期销售,而在于围绕康复、慢病、老年健康和医保支付,参与构建一个合规、可持续、可复制的传统医学现代化体系。
引言 近年来,医保基金监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在立法层面,2026年2月12日,国家医保局公布,进一步对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个人等的欺诈骗保情形作出了明确界定。在执法层面,国家医保局多次发文强调对欺诈骗保等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严厉打击。2026年2月2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强调要“巩固基金监管高压态势”,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空刷套刷医保凭证、超量开药等涉药违法违规行为,并新增了眼科、口腔、普通外科、神经内科4个重点整治领域[1]。2026年4月14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持续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的通知,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内分泌、精神医学2个重点整治领域。此外,医保执法也体现了事件驱动的特征。近年来哈尔滨药店假处方事件、某产品医保追溯码重复事件、湖北部分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违规收治患者事件、近期湖南及河南药店串换药品事件等,均引起了舆论关注,并进而引发全国性的调查与整改工作,无不表明医保基金安全已成为舆论与监管的双重焦点,相关领域的全面排查正在加速推进。 就药品而言,涉及骗保风险较高的产品往往是技术较先进、临床价值高、价格昂贵、患者需要长期使用的药品,例如肿瘤靶向药、免疫治疗药品等(以下统称“高值药品”)。此类药品多通过国家医保谈判纳入报销范围,患者需求强烈,但支付压力大,因此成为骗保行为的高发地带。对医药企业而言,尽管医药企业不是医保支付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法律也未规定骗保的单位犯罪或者企业的行政责任,但医药企业一旦卷入骗保案件,仍可能面临严重后果,包括:区域业务团队多人涉案导致业务中断;中层或高层管理者因教唆、授意行为被追究个人刑事责任;负面舆情引发品牌声誉受损;以及产品被医保部门或医疗机构从严审核、甚至医院对该等产品大面积停药等。因此,医药企业有必要建立常态化的医保合规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识别并管控相关风险。 然而,实践中企业识别医保合规风险面临天然障碍:骗保行为多发生于企业监管体系之外,由个别员工私下实施,相关沟通亦不经过公司系统;加之企业并非诊断、处方、取药及医保报销环节的直接参与方,难以及时察觉异常。因此,除了一般的合规政策发布与培训教育,企业更需要从产品特性、医保支付政策、市场策略、合作项目、销售指标设定等前端因素入手,系统性地识别潜在风险点。本文立足于医药企业视角,从医保骗保的底层逻辑出发,构建医保合规风险的全景分析框架。我们将从产品适应症、医保报销政策、企业商业化策略三个维度展开剖析,梳理各环节的风险成因与表现形式,并结合实务经验提出风险排查要点与防控建议,以期为医药企业法务及合规团队开展自查与风险评估提供可落地的参考。 一、风险的“基因”:产品适应症维度的客观基础分析 为了控制医保支出,医保部门会为药品设置限定支付范围。由于高值药品价格昂贵,存在患者有用药需求但无法获得医保报销的情况。不法分子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或者患者为了减轻治疗负担,都可能产生骗保行为。此外,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对于部分药品适应症的解读可能存在模糊地带,进而影响执法口径。因此,无论从风险评估还是潜在抗辩的角度,医药企业都有必要全面搜集产品的境内外说明书、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及细则、相关临床诊疗规范、指南、专家共识、临床试验结果、医学文献以及相应的流行病学统计数据等,对产品适应症进行全面分析。实践中企业可以寻求医学部的支持,或者通过社交媒体、患者群了解患者的真实反馈。下文将梳理从产品适应症切入的主要分析维度。 (一)适应症获批及纳入医保的维度 药品研发周期通常较长且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从非临床研究、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到进入医保目录往往会经历较为漫长的过程,后续扩展适应症也会重复同样的过程。在适应症扩展过程中,首先可能在临床实践中存在小部分的超说明书用药行为,只有经过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安全性有效性之后才可以获得药监局的批准上市,而能否纳入医保目录,则需要进一步考虑其药物经济学价值。因此从产生临床需求到获批上市,再到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存在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可能成为发生骗保的“诱因”,尤其是当流行病学数据显示该部分无法报销的患者数量较大时,企业更需要引起警惕。上述流程如下表所示: 区别 超说明书用药 适应症获批 适应症进医保 决定主体 医疗机构 国家药监局 国家医保局 考虑维度 尚无有效或者更好治疗手段,取得患者明确知情同意,具有循证医学证据的药品用法 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靠性 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参保人承受能力相适应 结合产品的作用机制和研发策略,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时间差产生的深层原因: 跨病种作用机制:在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一个药物靶点可能对应多个病种。例如同一个靶点常见于乳腺癌、肺癌、胃癌等多个癌种;同一机制的药品可以广泛调控同一个疾病通路,可能适用于该通路下多种疾病。在药品研发过程中,企业通常先申报其中的一个发病率高的适应症(获取更大的市场)或者罕见病适应症(享受优先审评审批政策,并且可以在同靶点市场较为饱和时进行差异化竞争),再逐步扩展适应症。 同病种后线到前线: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抗肿瘤药物基于后线研究数据开展前线适应症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中提及,传统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通常遵循从“后线治疗向前线治疗逐步推进”的研发路径。这一模式来源于细胞毒性化疗药物的研发逻辑——在药物安全性与有效性尚未明确时优先纳入既往治疗失败、缺乏有效治疗选择的后线患者,既体现了以患者获益为核心的基本考量,也利于逐步构建药物获益-风险证据链。因此,企业通常选择先在经过多线治疗失败后无药可用的末线患者中证明疗效和安全性,随后逐步向二线、一线、术后辅助、术前新辅助扩展适应症。 同病种扩大人群范围:部分药品在研发过程中,通常会优先选择干扰因素较少、安全性风险更可控、医学背景更单纯的患者人群进行临床验证,在获得充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后,再逐步向更复杂或更特殊的人群拓展适应症。例如,从成人银屑病向儿童银屑病扩展,或从治疗绝经后乳腺癌向治疗绝经前乳腺癌扩展。 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以及医保谈判准入改革的推进,药品获批以及纳入医保的速度越来越快,上述风险也在逐渐减小。据公开数据,在2014-2016年和2017-2021年,与进口药在境外首个获批时间相比,在我国批准的进口新药的中位滞后时间从7.2年缩短到5.0年。[2]2025年以来,部分跨国药企产品实现全球同步开发甚至“中国首发”,新药中外上市“同频”趋势渐显。[3]根据国家医保局2024年7月发布的数据,新药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目录的时间,从原来的5年多缩短到现在的1年多,80%的创新药在上市后两年内进入医保药品目录。[4] (二)适应症认定标准的维度 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复杂性,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适应症仍可能存在认定标准不明确的问题,进而引发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或医保诈骗的潜在风险,这需要监管部门和医学专业人士的进一步解读判断。实践中,部分地区医保部门可能会进行细化规定,但相关规定通常不会公开,且医学文献、指南、专家共识中的标准,不同地区、医院之间的判断标准可能松紧不一、难以统一,已有标准也并不一定完全贴合患者实际用药需求。常见的医保适应症范围的认定难点如: 与疾病程度相关:部分药品限“轻度”“中度”“重度”使用,而临床实践中可能存在不同的认定标准。 与用药时机相关:例如“限出血时使用”,通常被解读为开具药品时患者正在出血,但也可能被解读为允许提前开具药品用于在患者出血时使用。再比如“限择期行手术”,随后患者因故未实施手术,是否还符合该条件,可能存在不同理解。 与检测方法相关:部分药品限定具体的基因突变或者检测结果,但未明确具体的方法,实践中可能存在多种检测方法以及判定检测结果的标准,也可能存在组织、血浆等不同的样本。 与用药线数相关:部分药品限定一线二线用药或者初始治疗,实践中对于因疾病进展换药、因不耐受换药是否认定为线数增加存在不同的观点,这一点已经在不同地区的司法判决中有所体现。 与用法用量相关:例如,用药剂量存在较大的浮动空间(例如根据患者可能出现的血液学毒性等情形,最低给药剂量和最高给药剂量之间存在数倍差异)、说明书中没有明确的用药时长限制(例如“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无法耐受的毒性”)、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及地方医保政策并未对用量作出具体限制(如仅规定年报销上限)等。因此,实际上开药量主要取决于医生处方,也可能为超量购药提供潜在空间。 共病特殊情形:部分疾病存在共病情形,即患者同时患有药品的A适应症(纳入医保)和B适应症(未纳入医保),两个适应症认定标准、用法用量存在差异,此时会存在更加复杂的情形:例如按照A适应症报销,按照B适应症用量,是否属于超量用药?主要患B适应症,是否符合A适应症存在争议,按照A适应症报销是否构成超范围使用? 联合用药情形:联合用药过程中可能存在与说明书或医保支付范围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实际联合用药方案比说明书适应症或医保支付范围中的用药方案多一种药、少一种药或换一种药等情况。 对于医保报销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存在争议的情形,按照一般法理,行政执法及司法裁判时通常应当采用“存疑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不宜简单认定为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或骗保。国家医保局对此采取“充分尊重医生的临床诊疗自主权”的态度。实践中,医保部门在存在争议空间时,会充分听取医疗机构意见,组织专家论证。具体而言,国家医保局于2022年3月发布,于2023年5月发布《医疗保障基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库、规则库框架体系(1.0版)》,明确对于药品合理使用类[5]问题,在智能审核的基础上,医保部门需要充分听取医药机构申诉意见后确定是否支付[6]。其后,国家医保局进一步发布了八批智能监管“两库”的具体规则和知识点,并相应出版了《医疗保障基金智能监管规则库、知识库(2025年版)》,涵盖智能监管规则88类,知识点24.7万条。 2026年4月17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药服务管理司关于医保目录内部分药品支付范围论证结果的函》,进一步强调了对医生临床诊疗自主权的尊重,明确“医保支付范围界定的是医保基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支付,不是限制医师临床用药”,并且,对于地方医保部门及医疗机构反映的对医保目录内部分药品支付限定条件的理解不一致、执行尺度存在差异的问题进行了回应,例如针对特定药品支付范围中“二线治疗”及“中度至重度”如何认定。同时,对于联合用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与说明书或医保支付范围不一致的问题,国家医保局指出,由于临床情况的复杂性,不同药品、不同疾病之间差别很大,无法对所有情况均做出统一规定,后续将针对具体情况组织专家按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形成统一意见后指导各地执行。 二、风险的“空间”:医保报销政策维度的外部环境分析 高值药品的医保报销往往较为复杂,并且有特殊的流程。医保政策可能对医保风险的分布以及主要的行为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代购类和伪造材料类),并且,医保政策的监管薄弱环节可能导致骗保行为有隙可乘。因此,企业在进行某一区域的医保合规风险评估时需要重点关注当地的医保报销政策。由于各地医保政策差异较大,并且更新较为频繁,在实务中通常需要仔细检索当地医保局、医院的官方信息,有时也可以借鉴社交媒体上患者的分享。此外,企业的政府事务等部门也可能会搜集此类信息。 需要提示的是,尽管严格的医保报销流程可以避免造假,但过于严苛的报销流程又有可能导致部分患者的合理需求无法满足。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地探索和优化,大部分的漏洞或不合理的政策都已经得到了修补,故关注医保政策更多是对于既往案件风险的评估。下文将具体介绍医保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以及常见的情形。 (一)门特政策 为便利患者在门诊享受与住院相当的高报销比例,各地普遍将高值药品的门诊报销纳入特殊的目录(简称“门特政策”,各地表述和要求不一,如高值药品认定、特殊药品使用备案、门诊慢特病资格认定、单行支付药品认定),患者需要额外完成申请/备案流程方可报销[7]。一般由医生根据相关材料签字确认、提交申请,并由医保办进行审核,需要提供病情诊断证明书、病史资料、影像报告、病理报告、基因检测报告等完整的医学证明材料。 证明材料的情况可以反映不同的风险类型,例如院内系统出具的证明材料(如影像报告、病理报告等)只有在医生协助下才可能被篡改或冒名使用,例如此前轰动全国的无锡某医院编造影像检查案[8];而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证明材料可能在流转过程中被检测公司、医药企业工作人员或患者篡改。此外,不同类型的医学文书的篡改难度存在差异,复杂的涉及影像的文书伪造难度更大,而内容简单的文书(例如以阴阳性或者数值为结果)的文书则更容易篡改。 (二)双通道政策和“三定/五定政策” 根据2021年5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的,高值药品大部分实行“双通道”供应,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个渠道满足患者需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然而由于各地发展情况差异,谈判药品的采购和使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9]例如,部分地区医院可能因药占比、内部考核、药品品种数量限制以及药事会周期等原因,导致高值药品进院情况存在差异(例如临时采购、正式进院、正式进院但存在限额等)。再如,对于注射类的药品,不同医院的注射要求可能也存在差异(例如要求住院注射或有日间输注中心,是否接受外配药品等差异)。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当地患者的实际诊疗购药路径,从而影响医保风险的分布。 在门特申请/备案过程中,部分地区会限定患者就医报销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定点责任医师等,通常称为“三定/五定政策”,一般指需要固定由某位定点医疗机构责任医师开具药品处方,且在固定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购药报销。一般在一个治疗评估周期内均延续该等要求,一个治疗评估周期届满后由责任医师重新评估是否继续治疗/更换药物(各地对于重新评估周期、变更难度、定点机构数量要求存在差异)。 “三定/五定政策”严格限定了患者购药报销的医疗机构/药店,在保障参保患者用药和医保基金安全的同时,也会导致患者购药流程拉长、购药灵活性降低。[10]实践中,由于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责任医师的数量较为固定和有限,可能会导致患者客观上存在购药困难(如患者因更换住所导致购药不便、县域患者周边医院未被列入定点医院等),患者可能将医保卡交由医药代表保管并开药后邮寄给患者,可能诱发冒名超量购药的情况。 (三)药品外配处方政策 双通道政策下,还会产生外配处方流转、零售药店购药审核等问题。据观察,各地对于处方形式(电子流转、机打纸质、手写纸质)、是否盖章、是否可以扫码验证等要求不一,实践中存在医药代表可以获取空白纸质处方、参与填写纸质处方等情况,可能滋生骗保风险。例如,医药代表可以通过药店/医生/患者的配合,用伪造的虚假处方开具药品,或者利用药品用法用量不固定等因素伪造处方超量购买药品用于转卖。2024年10月,央视报道了哈尔滨市4家药店存在大规模伪造特药处方等情况,涉及上万张手写假处方,总计金额过亿元。其中部分虚假处方为医药代表提供。[11] 2024年10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提及要加大对纸质处方的查处力度,做到“纸质处方使用量大的必查,单个处方开药剂量大的必查”。近年公开的多个药企员工涉案的案件均与伪造处方相关,因此企业有必要了解当地外配处方落地情况。实践中,企业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对开展的创新支付项目材料进行审计来间接判断某区域的处方风险。 (四)长处方政策 2021年,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医保局联合发布《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行)》,明确对于符合条件[12]的慢性病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处方量在4周-12周[13]。长处方政策在方便慢性病患者的同时,也因其“长周期、高金额”的特点,可能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产生超量购药等情形。企业可以了解当地长处方政策执行情况。 (五)医保报销比例差异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医保用量等原因,各地医保报销的起付线、报销上限、报销比例存在差异,同一地区的职工、居民医保报销比例也存在差异,产生了潜在的“套利”空间,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企业可以特别关注报销比例较高或较低的区域。此外异地报销政策、药品代购政策也是常关注的点。 结语 除产品适应症和医保报销政策两个维度外,实践中,企业在商业化执行过程中的管理动作也需要引起关注。这些管理动作通常在商业上是中性的,例如销售指标与奖金设置、市场策略制定、合作项目开展等。但是,在特定语境下,这些行为可能被解读为骗保的教唆授意行为。例如,不合理的销量指标与奖金模式(如设置过高的、难以达成的销量指标,或单纯将绩效奖金与销量挂钩)可能被认定为是医药代表实施骗保行为的诱因。因此,企业在风险评估时,有必要与市场部、销售部、医学部等部门共同审视企业的商业化策略中是否存在可能被误解,或者执行中可能变形的风险点。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对其的监管力度之强、覆盖之广、追责之严,标志着监管工作已进入常态化高压新阶段。对于医药企业而言,医保合规不再是法务或合规部门的“孤岛作业”,而应成为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融合医学、市场、销售、准入等多职能的系统性工程。本文系统梳理了医保合规风险的“全景图”,并提出了相应建议:在源头上,建议企业审视产品特性与医保限定之间的“缝隙”,预判可能的解读偏差;在流程上,建议企业深入理解各地医保政策的执行细节,关注门特、双通道、外配处方等环节的监管薄弱点;在执行中,建议企业审慎制定市场策略与销售指标,确保商业目标与合规边界清晰分离,避免“策略变形”引发法律风险。另外,如有员工涉及到骗保案件中,建议企业及时开展内部风险评估、合规访谈、数据回溯与政府沟通,必要时引入专业法律支持,做到早识别、早处置、早隔离风险。 医保合规,不是限制企业发展的枷锁,而是保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当骗保的“捷径”被一一堵死,唯有真正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企业,才能在合规的窄门中,走出一条长远而宽广的道路。 (实习生向维仪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 2024年4月2日,国家医保局、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财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2024年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包括虚假诊疗、虚假购药、倒卖医保药品等欺诈骗保违法犯罪行为,并将聚焦骨科、血透、心内、检查、检验、康复理疗等重点领域。2025年1月,国家医保局发布,新增了肿瘤、麻醉、重症医学3个重点领域。 [2] Su, L., Liu, S., Li, G. et al.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w Drug Approvals in China, 2011–2021. Ther Innov Regul Sci 57, 343–351 (2023). 转引自DIA资讯公众号:《十年之路—从2011到2021,我国新药审评审批的趋势分析》,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bPuXhumL7w3iTJCiB_69CQ。 [3] 参见《从治疗领域、创新质量、获批时差看2025中美上市新药格局变化》,载医药经济报公众号,2026年3月3日,https://mp.weixin.qq.com/s/YwfJFH5uTQOcKgJ9Hmv2qQ?from=industrynews&color_scheme=light。 [4] 参见《医保目录多久“扩”一次?——医保药品目录“极简史”(三)》, 载国家医保局官方公众号,2024年7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pWYBOtyoZ-ahGh4FZJUv4g。 [5] 指依据疾病诊疗规范等,对医保药品临床使用合理性进行判定。 [6] 参见《<医疗保障基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库、规则库框架体系(1.0版)>政策解读》,载国家医保局官网,2023年5月15日,https://www.nhsa.gov.cn/art/2023/5/15/art_105_10612.html [7] 中国医疗保障:《受益者变为“套利者”,惠民政策不应成为“唐僧肉”》,载中国医疗保障公众号,2025年11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QwIwBBYDJgoaVc7nnF0vTg [8] 参见《关于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飞行检查情况的通报》,载国家医保局官网,2024年10月8日,https://www.nhsa.gov.cn/art/2024/10/8/art_14_14102.html [9] 申远等:《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国家谈判药品采购使用现状:基于13个地区的实证数据分析》,载《中国卫生资源》2022年第3期。 [10]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工作委员会(RDPAC):《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现状和地方实践经验研究报告》,2024年1月,第2页。 [11] 参见《新闻1+1丨欺诈骗保,药店、医药代表动了什么“歪心思”?》,载央视网,2024年10月15日,https://news.cctv.com/2024/10/15/ARTIhnZrPZMu6N5DCxp1XCjW241015.shtml。 [12] 《长期处方管理规范》第二条:“长期处方适用于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依从性良好、病情控制平稳、需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 [13] 《长期处方管理规范》第十一条:“根据患者诊疗需要,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内;根据慢性病特点,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周期, 结合符合国际标准的MRCT数据, 中国原创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上获得了全球监管及跨国药企的高度认可。 在实践规模上, 这一模式已进入爆发期。2025年, 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 占据全球相关交易额的近50%, 授权管线数量超过150项。[2]以科伦博泰、百利天恒、英矽智能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 通过与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等巨头达成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级的合作, 成功实现了从底层算法创新到全球商业价值兑现的闭环。 与此同时, 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与数字化研发转型的双重背景下,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借助AI开展跨国新药研发及多中心临床研究,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法律合规挑战。 第一, 境内监管。中国对于人类遗传资源出境、个人信息跨境流转、以及下算法伦理审查与临床研究备案均设有严苛的监管程序; 第二, 境外审查。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高压下, 对中国背景实体施加了供应链“去风险化”(De-risking)与物理隔离的要求; 与此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AI辅助决策的算法可解释性与潜在偏见提出了更高的审查标准; 第三, 在AI药物研发(AI-Driven Drug Development, AIDD)中, 法律通常滞后于技术的突破, 然而各类新兴风险——包括算法偏见、AI幻觉、伦理问责等——却常常在既有法律规则形成之前便已实质性存在。 第四, 跨境交易。跨国合作中, 围绕算法逻辑等知识产权所有权、数据主权归属问题, 已成为双边博弈的焦点, 进一步加剧了交易结构的法律复杂性。 从以下四个维度, 本系列文章旨在赋予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一双“慧眼”, 识别AI新药研发商业化的市场蓝海中的法律合规风险“暗礁”。 1.地缘政治与准入篇: 重点分析《生物安全法案》对AIDD许可合同条款的改变, 以及“清洁子公司”下的实质性运营合规等问题。 2.数据合规篇: 重点解析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视角下人遗办(HGRAC)审批备案、网信办(CAC)安全评估, 以及联邦学习、隐私求教计算等技术解决方案。 3.算法监管与伦理篇: 深度解读《生物安全法》等对AI算法风险评估报告的具体要求及临床责任划分。 4.核心资产博弈篇: 探讨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中AI模型所有权与数据权等实务操作。 如您希望与作者对本主题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度讨论, 或索要具体落地文件(例如《AIDD合规尽调清单》), 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AI新药出海法律实务 第四篇: 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新重点条款 在传统的新药许可中, 知识产权的核心是化学分子式。然而, 在 AI新药研发许可交易中, 知识产权重点已转移至具体的分子式转为更为抽象的算法。相应地, 合作许可项目的博弈点不仅是“谁拥有这款药”, 而是“谁拥有药物模型和模型的持续改进权”与“谁拥有数据权”。本文以下就Ai新药研发许可交易中的“模型”“数据”相关的新重点条款进行剖析。 一 AI新药研发模型 (一) 背景”“前景”“衍生”三权 在 AI 驱动的新药研发时代, 交易各方所关注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已从“以分子为中心”转变为“以算法智能为核心”的模式。而在交易文件中, 知识产权不再仅仅涉及化学结构, 而是数据输入、计算模型与衍生生物学know how的结合。AI新药研发模型中, 基础、前景与衍生知识产权的界定不仅决定了一款药的归属, 更决定了AI新药研发的未来能力。 背景知识产权(Background IP)在 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中本质上是“生成引擎”与“训练基石”, 涵盖了许可方在合作开始前已存在的专利算法、神经网络架构, 以及用于模型训练的专有生物学数据集。作为许可方的中国企业必须严格界定背景知识产权的边界, 以防止其被纳入前景或衍生知识产权。然而, 实践中的难点在于, AI新药研发场景下的背景知识产权不是静态的, 而是一种“活的”资产。换言之, 背景知识产权(Background IP)已从一种“固态的知识成果”演变为一种“具有自我迭代能力的动态系统”。这种“活”的特性源于AI模型对数据的持续学习以及算法结构的不断优化。作为解决方案, 许可方可采用“交付时的快照(snapshot at delivery)”“版本锁定”(Version Locking)技术, 精确定义哪一次迭代的模型构成背景知识产权。具体而言, “交付时的快照”是应对 AI资产动态演化特性的核心法律工具, 其本质是将“流动”的技术状态在合同生效日进行“瞬间冻结”。在这一机制下, 许可方在交付 AI 算法时, 不仅要交出代码, 更要记录该时刻模型的权重参数、神经网络架构以及性能基准。快照可以为许可方和被许可方划定一条清晰的法律红线: 红线之前的一切属于许可方的背景知识产权, 而红线之后产生的任何进化或变异, 则进入前景知识产权或衍生知识产权的博弈范畴。这种做法有效地解决了 AI 新药研发中常见的“权属模糊”难题, 确保了许可方在未来的其他项目中, 能够通过审计快照来证明其技术的独立性与合法性。 前景知识产权(Foreground IP), 即合作产生的新知识产权。具体而言, 是指合作期间生成的候选新分子(NMCs)及其独特的参数。传统药物研发许可中前景知识产权往往由交易方共有, 但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下交易双方倾向于进行“功能性拆分”: 被许可方(跨国大药厂)通常拥有最终产生的物理分子和临床数据, 而许可方(AI 药企)则保留“模型调整权”——即在寻找该分子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微调(Fine-tuning)和权重优化。这种区分至关重要, 它能防止被许可方主张对AI 预测同类靶点能力的改进拥有所有权, 如果不这样做, 将实质性“冻结”许可方的AI算法, 导致其无法在同一治疗领域与其他伙伴合作。换言之, 通过功能性拆分, 药厂获得了“药”, 而 AI 药企保留了“大脑的进化成果”, 从而实现了双方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平衡。 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终极博弈在衍生知识产权(Derivative IP)的归属, 即双方对“持续进化权”与“跨项目研发”权属的谈判确定。 AI药物研发语境下, 衍生知识产权通常涵盖从合作数据中提炼出的对核心AI算法的改进, 即便这些改进适用于当前项目之外的药物。AI算法从被许可方数据中所获得的“学习成果”究竟属于许可方的技术改进?还是属于被许可方的项目衍生技术?为解决这一冲突, 许可交易文件中可引入“反馈循环”和“无损学习”(Non-invasive Learning)条款, 即允许 AI算法提取“通用逻辑”(归许可方所有), 同时确保“特定洞见”(归被许可方所有)不被泄露。为落实上述条款机制, 许可方必须确保 AI算法更新后的权重不会“记住”被许可方的保密化学空间。此外, 通过设置“排他性禁区”, 确保许可方在保留更聪明模型的同时, 在合同上被禁止在特定治疗领域内将这种新获得的新智能对抗作为数据贡献者的被许可方。 (二) 反向授权 衍生知识产权反向授权(Grant-back) 是指在许可协议中, 被许可方在利用许可方的原始技术进行研发过程中, 如果产生了任何改进、优化或衍生发明, 必须将这些新成果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授权回”给原始许可方。在 AI 驱动研发的背景下, 反向授权通常表现为: 大药厂在使用中国 AI 药企的模型时, 对模型算法的改进或发现的新相关数据, 必须反向授权给中国药企, 以确保其平台能力的持续进化。 为便利作为许可方的中国药企获得反向授权, 中国药企应坚持“平衡互惠”与“范围锁定”原则。在条款起草中, 中国药企可要求被许可方授予中国药企一份全球性的、永久的、免许可费的、非排他性的许可, 允许中国药企将这些衍生改进整合进其核心 AI 算法。这一利益平衡机制, 既不剥夺大药厂对特定候选药物(前景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又可保证中国药企的算法不会因为与该药厂的合作而产生“技术断层”或“法律封锁”。 最为应对, 中国药企应设置精细的“排除清单”和“数据脱敏”机制。一般而言, 反向授权仅限于“平台级改进”(如模型权重的优化、通用的算法提升), 但排除与被许可方特定商业秘密、具体靶点信息或独家化学空间相关的敏感数据。这种“算法归许可方, 数据归被许可方”的切分逻辑, 能够有效缓解大药厂对技术外泄的担忧。此外, 中国药企还应争取“转授权(Sublicensing)”的权利, 确保通过反向授权获得的AI算法能够合法地应用于未来与其他合作伙伴的项目中。通过这种策略, 中国药企不仅保护了现有的知识产权边界, 更通过每一次外部授权实现了 AI 模型的“借力进化”。 (三) 不可分割的改进 确定知识产权归属的前提是可分割性。AI 新药研发中, 对可分割性的界定是区分“算法进化”与“项目成果”的重要因素。不可分割的改进本质上是 AI 算法的自生长, 涉及到底层算法权重的重新配置。对于中国药企而言, 这类改进必须紧握手中, 因为它们构成了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增量。如果允许这类改进被若干被许可方分散拥有, 将对中国药企在未来项目使用AI算法进行研发产生法律障碍。因此, 实务中通常通过“侵权测试”来判定: 即如果一项改进的使用必然会触碰许可方的基础专利, 则其被视为不可分割, 应自动回流至许可方。 相反, 可分割的改进代表了合作的“果实”, 如具体的新分子结构或生物靶点洞见。这些成果是使用 AI 算法后的产出, 而非算法本身的升级。实践中, 将可分割的改进成果划归被许可方是维持合作关系的必然选择, 因为大药厂支付数亿美金正是为了获得这些可独立受专利保护的药物资产。然而, 中国药企应警惕如何防止被许可方将“可分割改进”申请一些宽泛的“应用专利”来反向限制许可方AI算法的自由操作(FTO)。因此, 在许可交易文件中, 中国药企应不仅注重区分两者的权属, 还必须设置“互不干扰”和“反阻碍”条款, 确保AI算法的迭代更新不受被许可方的上述可能的限制。 核心差异对比表 二 除外研究与数据权 如前所述, 在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下, 数据“所有权”是至关重要的动态核心资产。限于篇幅, 本文选取“除外研究”条款论述数据权。 (一) “除外研究”条款 在许可交易文件中, “除外研究”(Excluded Study)条款旨在明确哪些特定的研究活动不属于双方共同管理和资金分担的范围。通常, “除外研究”包括在协议签署前已启动的试验、研究者发起的试验(包括Investigator Sponsored Trial和Investigator Initiated Trial), 或授权方为探索特定适应症或内部专利组合而进行的独立研究。通过剔除这些活动, 双方得以保留独立操作自主权, 确保一方独立的科研探索或先前的法律义务不会不必要地消耗合作预算, 也不会触发联合管理委员会(JSC)复杂的集体决策程序。 (二) 数据污染 实践中, “除外研究”条款实施的难点在于如何管理“数据溢出”及其对核心合作资产的影响。由于 FDA 或 NMPA 等监管机构将药物视为单一的药理实体, 任何从“排除”的研究中出现的安全性信号或疗效失败, 在法律和监管层面都会引起关注。因此, 许可交易文件中应设定安全数据交换(Security Data Exchange)协议和监管引用权(Rights of Reference)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机制确保了虽然研究在资金和操作上保持独立, 但产生的数据可用于注册申报和说明书扩展, 从而避免一方因未参与控制或资助的研究触发临床暂停而陷入被动。 除安全性风险外, 界定不明的排除研究还会导致疗效稀释和监管冲突。如果一方在相关适应症中进行了一项效力不足或设计不当的独立研究, 由此产生的“失败”数据将成为公共记录, 削弱医保支付方、医生和投资者对该药物整体治疗潜力的信心。此外, 如果排除研究的结果与核心合作研究的结果相矛盾(例如在次要终点或生物标志物反应方面出现差异), 可能会迫使最终产品标签中加入“使用限制”条款。这不仅限制了商业推广团队宣传其“同类最佳”(Best-in-class)地位的能力, 还直接缩减了适用意向人群, 从而降低了作为特许权使用费计算基础的净销售额。 此外, “除外研究”范围的约定不明, 将对核心知识产权的完整性构成威胁。若独立研究的边界未能得到严格划定, 合作伙伴极易在平行研究中发现核心管线的新用途或关键生物标志物, 并据此主张对该“新增知识产权”(Arising IP)拥有独立所有权。这种权属争议往往会导致“阻碍专利”(Blocking Patents)的僵局, 使核心合作项目面临两难境地: 若不向合作伙伴支付额外许可费或面临侵权诉讼, 则无法实现商业化产品的优化与迭代。为防止此类数据与权利的“交叉污染”, 中国药企应在许可交易文件中构建“防火墙”机制, 建立强制性的受控数据交换协议以确保信息流动的可追溯性; 实施精确的适应症切分(Indication Carve-outs)以在临床用途上划定物理隔离带; 以及设定对独立研究产出的公开信息披露拥有共同审阅权。 (三) 数据“所有权” AI新药研发许可与商业权益项目中, “除外研究”(Excluded Study)产生的数据“所有权”(Data Ownership), 体现了“投资原则”与“资产保护”之间复杂的博弈。从法律层面看, “出资即拥有”(Funded-by, owned-by)是基本原则, 即发起方(通常是被许可方)因为承担了100%的财务风险, 从而拥有该研究产生的原始数据和临床研究报告的唯一所有权。这种法律上的隔离旨在为发起方提供“资产纯净性”, 确保这些独立研究成果不会受到大合作框架下联合管理或收益分成机制的约束, 这对于发起方未来进行资产剥离或寻求第三方合作至关重要。 然而, 实操中数据的“所有权”往往与“使用权”在功能上是分离的, 以防止发起方利用独立数据绑架核心合作项目。即使数据归发起方独立所有, 非发起方的合作伙伴几乎总会要求获得一项永久、不可撤销且免许可费的“监管引用权”(Right of Reference), 允许合作伙伴将除外研究的数据提交给卫生监管机构, 用于支持核心合作产品的安全性评价或说明书标签扩展。如果没有这种交叉访问权, 核心产品可能会面临“数据断层”而推迟上市, 使得独立研究在无意中变成了共有资产的障碍。 结语 在AI驱动的新药研发浪潮下, 底层资产的逻辑已完成从“化学原子”向“数据比特”的深刻跨越。当“模型进化”与“数据所有权”成为交易的核心要素, 合同条款的颗粒度将直接决定合作的生死。无论是严密的“防火墙”机制, 还是前瞻性的“回授许可”设计, 其核心目的均在于确保创新链条的连续性。未来的成功合作, 将属于那些能够前瞻性地界定算法边界、并能通过精细化条款实现风险对冲与价值共享的先行者。 注释 [1] Pathak A, Theagarajan R, Rizqi MM, et al. AI‑enabled drug and molecular discovery: computational methods, platforms, and translational horizons. Discover Molecules. 2025;2:32. doi:10.1007/s44345-025-00037-5. [2] 季媛媛: “2025中国创新药BD交易‘爆单’ 一年狂揽超1300亿美元”, 证券时报网, 2026年1月5日,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69424.html。
2026年5月1日,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在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2027财年农业、农村发展、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2027拨款法案》”)中提出一项提议, 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的审评过程中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特定国家临床试验中心的数据。 本文将分析该提议对中国创新药企和跨境许可交易的影响并提出应对策略。 一 提案的背景和性质 拨款委员会的提议要求FDA在审评IND及其修正、补充材料时, 不得接受、审评或考虑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等特定国家临床试验中心的数据。目前该提议仅为拨款委员会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2027拨款法案》中的内容, 尚未经美国众议院审议通过, 也未正式落地成为FDA法定监管规则, 暂不具备正式法律条文效力。但是, 由于FDA经费受国会监管, 拨款委员会对FDA提出的明确政策要求仍会形成切实的现实压力, 并可能对FDA未来的指南制定与审评实践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提案意味着FDA可能在中国药物开发最早的入口——IND阶段设置障碍。若该限制最终落地, 任何在中国境内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 即便符合当地监管标准与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要求, 也将无法用于支持美国IND申请。申请人须在FDA可核查的司法管辖区(如美国本土、欧盟成员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重新开展临床试验, 或依赖跨国多中心试验中中国以外的站点数据。 从时间维度看, 该提案设置了过渡期安排: 限制将适用于《2027拨款法案》生效12个月后所提交的IND, 为FDA制定实施指南及受影响申请人调整临床试验策略预留了缓冲期。然而, 对于已在中国开展早期试验并计划向美国递交IND的企业而言, 一年的时间窗口意味着其必须立即启动全球临床布局的调整, 否则将面临数据无法使用的风险。 拨款委员会在《2027拨款法案》中说明了其进行该等限制提议的理由。拨款委员会认为, 位于中国等特定国家的临床试验中心不受FDA直接监管, 患者安全标准和数据独立性难以被充分核实。然而, 美国现行法规21 CFR 314.106明确允许境外临床数据用于支持新药申请, 而且该条款同时设置了严格前提: 数据须适用于美国人群和医疗实践; 研究者须符合GCP资质; 且数据须可通过现场核查(on-site inspection)验证。拨款委员会认为, 在缺乏常态化现场核查机制的情况下, FDA难以确保中国生成数据的完整性与可靠性。笔者认为, 拨款委员会的这一顾虑是没有依据的: 一方面, 向美国FDA提交域外获得的临床数据, 都必须证明其试验是符合美国GCP要求的; 另一方面, 美国FDA缺少现场核查能力的情况, 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 如果仅仅以“缺少现场核查能力”为理由, 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体系将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以下两条。 一是临床试验市场的流失。中国有巨大的受试者群体、高效运行的医疗体系以及卓越的研究人员(PI), 这导致中国开展早期人体药物试验的成本显著低于美国, 且推进速度更快。若FDA继续允许此类数据支持IND申请, 将进一步激励跨国药企将早期试验迁往中国, 导致美国不仅流失临床试验项目, 还可能将剂量探索、患者数据积累、试验执行经验等关键早期研发能力一并转移出去。 再更进一步, 拨款委员会将早期研发能力的外流与更广泛的安全考量相联系。2025年12月, 美国已通过《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 限制联邦政府采购特定生物技术公司的设备或服务, 华大基因、华大智造等企业被列入受限名单; 2025年6月, FDA亦宣布审查涉及将美国公民生物样本送往特定国家实验室进行基因工程处理的临床试验。拨款委员会此次提案, 可能具有进一步在生命健康领域与中国脱钩的意图。 二 对中美生物技术交易格局的深层影响 据笔者观察, 近年来涌现出大量早期创新药的对外许可交易(License-out), 这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创新药企早期研发的能力, 同时也体现了中国早期临床研究的巨大价值。在一些交易中, 外方在获得中国以外的新药开发和商业化权益的同时, 往往喜欢获得在中国境内开展临床试验的权利, 这也证明了中国临床市场的巨大吸引力。 然而, 拨款委员会的提案可能对现在的新药对外许可交易模式做出挑战。 (一) 许可交易模式的结构性挑战 近年来, 通过对外许可交易将自主研发的药物分子授权给跨国药企的模式, 已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的主要路径。2025年, 中国生物医药对外许可交易总额超过1350亿美元, 其中肿瘤学与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交易中, 中国药企在中国境内完成的I/II期临床数据是谈判的核心资产, 直接决定了首付款金额、里程碑付款节点及销售分成比例。而跨国药企之所以愿意支付高额首付款, 原因之一就是基于对中国早期数据的认可及其对后续全球开发的支撑价值。 若拨款委员会提出的法案最终落地, 中国生成的早期临床数据将无法直接用于美国IND申请, 跨国药企等西方合作方在评估中国资产时将不得不重新计算开发成本与时间表, 并且可能要求中国药企在其他司法管辖区重新开展I期或II期试验。这可能直接导致交易谈判中的首付款金额显著缩水, 里程碑付款结构趋于保守。对于资金储备有限的中小型Biotech企业而言, 则将面临重新开展海外临床试验的成本压力, 这可能使其难以维持全球竞争力, 进而导致行业资源向具备国际基础设施的大型企业集中, 加剧产业分化。 (二) NewCo与Co-Co交易模式的合规重构 NewCo模式与Co-Co(“Co-development & Co-commercialization”)模式是近年来中美生物医药跨境交易的重要创新。在NewCo模式下, 交易双方设立独立实体持有全球权益, 通常以中国早期临床数据作为资产估值的基础; 在Co-Co模式下, 双方共同推进药物的开发进程、联合开展商业化布局, 并共享跨司法管辖区的数据包。笔者曾经助力中国第一家NewCo模式下的海外授权, 也参与多项Co-Co模式的谈判, 很明显可以看出, NewCo和Co-Co模式的一个动因就是, 持续利用中国创新药企的研发能力和中国临床市场的巨大容量。 若中国临床数据被排除在美国审评体系之外, NewCo模式和Co-Co将面临根本性质疑: 不仅其前提假设——中国早期数据可直接支撑全球开发——将不复存在; 其核心动因——以中国为主力临床市场的持续合作开发, 也难以为继。NewCo实体将不得不在中国以外重新开展早期试验, 大幅增加现金消耗, 西方合作方将不得不独立承担美国及全球其他地区的临床试验责任, 原有的"共同开发"平衡将被打破, 合作可能异化为单向的技术引进或服务外包关系。中国药企的议价能力与参与度大幅下降的同时, 西方合作方也将承受巨大的临床压力, 拖慢药品研发的进程。显然, 这一局面对于中美双方生物医药企业而言, 无疑是一种双输的结局。 三 中国创新药企的应对策略 面对潜在的监管壁垒, 中国创新药企需要从临床试验布局、交易结构设计和战略资源配置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调整, 将合规压力转化为国际化能力建设的动力。 (一) 双区域或多区域并行试验设计 企业应在药物开发的早期阶段即规划双区域或多区域临床试验, 在中国境内开展试验以在满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的注册要求的同时, 在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日本或东欧等FDA认可的司法管辖区同步或衔接开展I期试验。其中, 澳大利亚的临床试验通知(Clinical Trial Notification, CTN)为备案制, 无需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管理局对试验数据进行技术审评, 该模式下I期临床试验最快在方案提交后5-6周即可启动, 在速度上具有显著优势, 且其监管标准与FDA高度互认; 新加坡、韩国等地则具备成熟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与英语工作环境, 便于与国际CRO协作。通过并行设计, 企业可在不牺牲国内开发速度的前提下, 提前积累可供FDA审评的"清洁数据", 避免在后期阶段因数据来源问题而被迫中断或重做试验, 从而保护研发投资的连续性。 (二) 全球CRO合作与数据治理体系 与国际知名医药合同研发机构(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是提升数据可信度与可核查性的重要路径。国际CRO在受FDA检查的试验站点(“FDA inspected sites”)的运营经验、标准操作规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的合规性以及稽查准备等方面, 均具有成熟的体系与丰富的经验。中国药企可通过委托国际CRO管理非中国试验站点, 或在试验设计阶段引入符合ICH-GCP标准的独立数据监查委员会, 增强数据的国际认可度。此外, 企业应建立严格的数据本地化与隔离策略: 将中国生成数据专用于NMPA申报, 同时建立独立、完整、可追溯的全球数据集, 用于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等机构的申报, 避免数据交叉污染或来源混淆。在电子数据采集系统(Electronic Data Capture, EDC)的选择上, 应确保其符合FDA 21 CFR Part 11关于电子记录与电子签名的要求, 以通过潜在的数据完整性核查。 (三) 国际知识产权布局 鉴于企业可能需要早期在中国以外的多个区域开展临床试验, 以使早期开发数据能够被美国FDA所接受, 企业也需要在药品开发早期做好海外专利布局。通常而言, 中国创新药企可以通过PCT途径申请衍生注册。需注意的是, 虽然PCT申请能够为中国创新药企维持较早的优先权日, 但随着临床试验陆续在境外各国开展, 企业仍需尽早考虑在对应国家的专利进入与延伸申请, 提前应对各国专利法实施中存在的政策与实务不确定性。 (四) 交易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在对外许可谈判中, 中国药企应主动调整交易架构, 以应对数据监管的不确定性。一种可行的模式是: 在协议中明确区分中国权益与全球权益, 约定由西方合作方主导非中国地区的临床试验, 中国药企保留中国境内的开发主导权及商业化权益。这种"分区主导"模式虽可能稀释中国药企的全球收益分成, 但可降低合作方对数据合规性的顾虑, 维持交易的吸引力。另一种模式是在估值谈判中引入"监管风险折扣"机制, 以较低的首付款(upfront payment)换取更高的销售分成比例(royalty)或更宽松的里程碑节点(milestone), 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具备更强国际临床执行能力的合作方。对于NewCo模式, 可考虑将知识产权与早期数据持有主体设立于中立司法管辖区(如新加坡、瑞士或开曼群岛), 由中国子公司负责国内试验, 全球实体负责国际试验, 以优化治理结构与税务安排, 同时降低单一国家政策变化的系统性风险。 (五) 早期监管沟通与标准对齐 中国药企应充分利用FDA的Pre-IND会议机制, 在试验设计阶段即与FDA就人群选择、终点设计、对照组设置及数据核查计划进行充分沟通, 获取书面反馈。对于计划在非中国地区开展的试验, 应在方案设计时即纳入美国患者人群的代表性亚组, 确保数据外推的合理性。同时, 企业应密切关注FDA指南的更新动态, 特别是涉及境外数据接受条件、现场核查程序及电子数据完整性要求的最新规定, 确保试验执行与文档管理符合最高标准。在沟通策略上, 企业应准备充分的科学依据, 论证其试验方案与美国医疗实践的关联性, 并提前规划现场核查的接待与文档准备工作。 (六) 区域创新枢纽的设立与人才布局 具备资源实力的中国药企可考虑在新加坡等中立司法管辖区设立区域研发中心或临床试验协调枢纽。这些枢纽可承担全球试验的中央管理职能, 包括方案设计、数据管理、统计分析、监管申报及知识产权管理。将核心知识产权与全球临床数据集持有于政治与监管环境相对稳定的中立地区, 可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单一国家政策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增强全球合作伙伴与投资者的信心。同时, 企业应加强国际化人才储备, 引进具有FDA沟通经验、国际多中心试验管理背景及跨文化谈判能力的专业人才, 为全球化运营提供组织保障。
在药品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谱系中, 存在四项具有特殊性的安排: Bolar豁免、专利链接、专利期延长以及数据保护。Bolar豁免为仿制药企在专利到期前开展必要的试验研究提供了法律空间; 专利链接制度在仿制药上市审批环节前置专利纠纷解决程序; 专利期延长则针对药品审评审批所耗费的时间对专利权期限予以合理补偿。上述三项制度在我国均已先后落地——Bolar豁免写入2008年(现行), 专利链接制度与专利期延长均随2021年第四次修改正式确立。 然而, 数据保护虽然早在2002年即被写入, 却长期处于"纸面存在、无法落地"的尴尬境地, 历经二十余年的制度空转与多次立法尝试的折戟, 直至2026年5月15日(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正式施行, 方才真正从法律文本走向监管实践。这一制度的姗姗来迟, 既折射出药品监管领域利益博弈的复杂性, 也体现了我国在平衡创新激励与药品可及性之间审慎的制度演进逻辑。 一、新药数据保护制度在中国的立法沿革 我国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立法史, 是一部从原则宣示到规则细化的漫长演进史, 其间经历了概念初设、再次尝试、推倒重启与正式落地四个阶段。 概念初设阶段可追溯至2002年。是年, 首次引入数据保护概念, 规定对含有新型化学成份的药品试验数据给予6年保护期, 但保护范围仅限于含有"新型化学成份"的药品, 且对"自行取得"与"未披露"等核心概念未作界定, 亦未规定申请程序、审查标准或公示机制。2007年虽重申了数据保护原则, 但同样停留在原则层面。在此后的十余年间, 因实施细则缺位,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从未实际受理过数据保护申请, 制度处于事实上的空转状态。 2017年, 数据保护制度演进迎来再次尝试的契机。2017年10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明确提出"完善和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2018年4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暂行)(征求意见稿)》, 首次提出系统化的保护框架: 创新药给予6年数据保护期, 创新治疗用生物制品给予12年, 罕见病用药和儿童专用药给予6年。然而, 该征求意见稿因概念界定不清、保护范围过宽等原因, 更由于业界创新药和仿制药产业之间的利益博弈, 引发激烈争议, 最终未能正式出台。 2020年, 数据保护制度演进进入推倒重启阶段。2020年1月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定要求双方对药品相关知识产权——包括为满足上市审批条件而提交的未经披露的试验数据——提供有效保护和执法。然而, 2020年7月施行的删除了原2007年版第二十条关于数据保护的条款。这一"删除"并非制度倒退, 而是清理实践中从未落地的条款, 等待修订后进行系统性重构。此后, 制度重构进入上位法酝酿期。2022年, 中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系统性规定数据保护。2025年1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办发〔2024〕53号), 明确区分"数据保护期"与"市场独占期"两个概念, 并将符合条件的罕见病用药品、儿童用药品、首个化学仿制药、独家中药品种等纳入市场独占期保护范围。 正式落地阶段始于2026年。2026年1月16日, 国务院令第828号公布修订后的, 其第二十二条正式确立数据保护制度, 明确规定"国家对含有新型化学成份的药品以及符合条件的其他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实施保护, 任何人不得对该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不正当的商业利用。前款规定的数据的保护期限自药品注册之日起不超过6年。在保护期限内, 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 使用前款规定的数据申请药品注册的, 不予许可; 但是, 其他申请人提交自行取得数据的除外"。这一行政法规层面的授权, 为部门规章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上位法依据。 2026年5月15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实施办法》,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同日,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工作程序》(以下简称“《工作程序》”), 明确申请时点、审查流程与公示机制。至此, 我国新药数据保护制度完成了从原则到规则、从文本到实践的完整闭环。 二、新药数据保护与药品专利保护的区别和联系 新药数据保护与药品专利保护虽同为创新药的排他性保护工具, 但二者在制度逻辑、权利属性和保护机制上存在本质分野, 同时又形成功能互补的叠加效应。 从保护对象来看, 专利保护的是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技术方案, 包括化合物、制备方法、药物用途、制剂配方等, 其本质是对技术创新的财产权确认; 而数据保护的对象则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证明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所提交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 其核心特征在于"自行取得且未披露", 其价值不在于技术方案本身, 而在于作为监管决策依据的信息资产。 从权利属性来看, 专利权是一种绝对排他权, 专利权人有权禁止任何第三方未经许可实施其专利技术, 无论该第三方是独立研发还是反向工程获得, 只要落入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即构成侵权。而数据保护则是一种相对排他权, 更类似于对原先合法的“搭便车”行为——即依赖他人现有申报数据的限制, 其排他效力以"数据依赖"为前提。《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 "其他申请人自行取得并未依赖他人受保护数据的除外", 这意味着仿制药企完全可以通过自行开展临床试验、提交自有数据的方式获得上市批准, 数据保护并不阻止独立研发行为。 从保护方式来看, 专利保护依托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机制, 专利权人可以通过提起侵权诉讼主张停止侵权及损害赔偿, 或向行政部门投诉请求责令停止侵权行为, 其保护具有事后救济与主动维权的双重特征。而数据保护则是一种嵌入行政程序的前置性保护, 其运作逻辑是: 药监部门在审评仿制药上市申请时, 同步审查该申请是否依赖了受保护数据; 若存在依赖且未获权利人同意, 则直接作出"不予许可"的行政决定。正如《工作程序》第二条第三款所规定的, "数据保护期内, 在受理依赖其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受保护数据的上市注册申请或者补充申请时, 同步审查被依赖受保护数据的相关信息。完成技术审评后, 如被依赖的受保护数据仍在保护期内且申请人未获得持有人同意的, 中止审评"。换而言之, 这种数据保护无需权利人提起诉讼或投诉, 完全由监管机构在审评流程中依职权自动执行。 尽管存在上述分野, 两种制度在功能上却具有显著的互补性。专利保护可能因专利被无效、权利要求解释过窄或规避设计而失效, 数据保护则提供了不依赖于专利有效性的替代保护。反之, 数据保护期届满后, 若相关专利仍在有效期内, 仿制药虽可获得上市批准, 但仍可能因专利侵权被司法禁止销售。在实践中, 一个创新药往往同时享有专利保护期和数据保护期, 二者的叠加使创新药企获得更为充分的市场独占期间。 三、我国新药数据保护制度设计 2026年5月15日施行的《实施办法》及其配套文件, 构建了涵盖保护范围、申请程序、保护期限和例外情形的完整制度框架。 (一) 保护范围 《实施办法》第三条将保护对象界定为"申请人提交的自行取得且未披露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具体而言: 对于创新药和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原研药品, 《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 数据保护范围为"药品上市许可申报资料中用于证明药品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全部试验数据"。 对于改良型药品, 《实施办法》第六条将保护范围限定为"证明其与已知活性成份药品(已上市生物制品)相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新的临床试验数据", 同时明确排除了"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以及疫苗的免疫原性数据"。 对于首家获批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原研药品的仿制药或者生物制品, 《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保护范围为"支持批准的、必要的临床试验数据", 同样排除了生物利用度、生物等效性以及疫苗的免疫原性数据。 在适应症层面, 《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七条建立了分层保护机制: 对于创新药先后获得批准的多个适应症, 若为同一个批准文号, 每个适应症按照注册类别分别给予数据保护; 对于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原研药品的境内外均未获批的新适应症也给予数据保护。 (二) 申请和确认程序 《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 "申请人拟申请数据保护的, 应当在提交药品上市许可申请时同时提出数据保护申请"。《工作程序》第三条进一步明确, 申请人应当在提交上市注册申请的同时提出数据保护申请, 在申请表中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明确数据保护的期限。 在审查环节, 《实施办法》第十条确立了"同步审评、同步确认"的机制: "药审中心在开展药品注册申请技术审评时, 根据本办法的规定, 确认给予数据保护的范围和期限。"《工作程序》第四条进一步要求在受理上市许可申请时同步审查数据保护申请, 并在受理后对该品种进行标记。 在授予与公示环节, 《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了两重公示机制: 一是"国家药监局在药品批准证明文件中标注该药品的数据保护信息"; 二是"药审中心在其网站建立数据保护专栏, 公布药品数据保护的相关信息"。 对于依赖受保护数据的后续申请, 《工作程序》第二条建立了"同步审查、自动中止"机制, 数据保护的执行无需权利人主动维权, 完全嵌入审评流程自动运行。此外, 《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药品获得数据保护后, 其他申请人在数据保护期届满前1年内可以提交依赖该受保护数据的药品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 药审中心完成技术审评后中止审评计时, 数据保护期届满后批准相关药品上市"。 (三) 保护期限 《实施办法》第三条确立了数据保护期最长不超过6年的一般原则。在此基础上, 各种类型新药的保护期限如下表所列: 数据保护期自该药品注册申请在境内获得批准之日起计算。 (四) 不保护情形 以下三种情况, 数据保护将不适用。 一种是“自行取得数据”。数据保护限制的是依赖他人数据的申请, 而非独自取得的数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了自行取得数据例外: "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 依赖前款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或者补充申请的, 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 其他申请人自行取得并未依赖他人受保护数据的除外。"同时第三款进一步明确: "其他申请人提交自行取得数据申报药品注册申请的, 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批准, 但是不给予数据保护期, 同时该数据不得被后续其他申请人依赖。" 第二种是“公共利益”例外。《实施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在国家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或者因公共利益需要, 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种类似Bolar豁免, 允许仿制药企业先行依赖他人数据提出注册申请, 待数据保护期限届满后再行注册。《实施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其他申请人在数据保护期届满前1年内可以提交依赖该受保护数据的药品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 药审中心完成技术审评后中止审评计时, 数据保护期届满后批准相关药品上市” 四、对药企的启示 新药数据保护制度的正式落地, 对我国制药行业的创新生态和竞争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不同类型的药企应当据此调整其知识产权战略和产品开发策略。 (一) 对各类药企的意义 对于首仿药企业而言, 数据保护制度的影响体现在挑战与机遇两个层面。挑战在于, 原研药的数据保护期构成仿制药进入市场的时间壁垒, 使仿制药企在保护期内无法"搭乘"原研药申报数据的便车提交上市申请。机遇则在于《实施办法》第八条赋予首家获批仿制药3年数据保护期, 率先抢占首仿资格的企业可在3年内阻止其他仿制药企依赖其数据申请上市。尤其, 对于境外已上市但境内尚未上市的药品, 若其未在中国申请专利保护(比如未在中国延伸专利申请), 或者专利保护期已经届满, 仿制药企原本可以不受专利壁垒阻挡而直接开展仿制。然而, 《实施办法》第五条明确规定, 此类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药品在首次获批进入中国市场时, 可获得6年的数据保护期。这意味着, 即便不存在专利障碍, 仍然必须等待数据保护期届满, 或者自行完成完整的临床试验。这一制度设计实质上为药企在中国市场的独占地位提供了独立于专利的"第二道防线"。因此, 首仿药企业应当建立双重监测机制: 一方面密切跟踪原研药在中国的数据保护期限, 在届满前1年内提前布局申报; 另一方面关注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的专利状态与数据保护状态的组合, 识别那些"无专利但有数据保护"的品种, 评估自行开展临床试验的成本与率先上市后的3年数据保护收益之间的商业可行性, 抢占首仿先机。 对于致力于对现有原料药进行深度开发的企业, 数据保护制度提供了超越专利保护的新工具。在实践中, 已知活性成份的新适应症、新晶型、新盐型、新给药途径等改良型创新, 虽然可以通过适应症专利、晶型专利、盐型专利获得保护, 但这些专利的保护范围在实践中往往容易被仿制药企通过规避设计绕过, 专利维权亦面临权利要求解释的不确定性。而数据保护制度直接保护支持改良型药品获批的临床试验数据, 只要仿制药企无法自行完成证明临床优势的临床试验, 就无法获得上市批准。这种以数据为壁垒的保护方式, 在防御效果上可能比专利更为坚实。因此, 药企应当重视对现有药物的二次开发, 通过高质量的临床试验生成具有保护价值的数据资产。 对于创新药企业, 数据保护制度提供了专利体系之外的独占保护。创新药的专利保护可能因专利被无效、权利要求撰写瑕疵或仿制药企的规避设计而失效, 数据保护则不依赖于专利的有效性, 只要药品获批上市, 即自动获得最长6年的数据保护期。这种保护为创新药企回收研发投入提供了底线保障。创新药企应当将数据保护纳入其知识产权组合管理的整体框架, 在药品研发早期即规划数据生成策略, 确保临床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以便在上市申请时顺利获得数据保护。 (二) 保密要求 数据保护制度的有效运行, 不仅依赖于监管层面的制度设计, 更取决于药企自身对试验数据的商业秘密管理。试验数据在提交药监部门之前, 其本质属于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 一旦在申报前泄露并进入公知领域, 数据保护所要求的"未披露"状态即告丧失, 制度赋予的排他效力也将随之瓦解。即便在提交监管机构之后, 虽然部分摘要信息可能因审评公开而进入公共领域, 但完整的临床研究报告、原始数据集、统计分析计划、受试者个体数据等底层信息仍应受到严格保护。因此, 药企应当将试验数据视为与专利同等重要的战略资产, 纳入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全流程管控。 因此, 药企应当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对实验数据保密。在技术层面, 药企应当对临床试验数据实施全生命周期的加密存储与传输, 建立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制, 确保仅有授权人员能够接触敏感数据, 并通过审计追踪系统记录所有数据访问与操作行为, 实现泄露事件的可追溯。在管理层面, 企业应当建立数据分级分类制度, 按照数据的敏感程度与商业价值划定保密等级, 配套差异化的访问权限与保密协议管理。对于参与临床试验的医疗机构、合同研究组织及内部员工, 应当在合作协议与劳动合同中明确数据保密义务与违约责任; 同时建立离职人员的数据交接与脱密期管理制度, 防止核心数据随人员流动而外泄。此外, 企业还应关注数据保护期届满后的制度衔接——当行政层面的数据保护终止时, 若试验数据仍保持未公开状态, 企业仍可依托商业秘密制度对后续试图不当获取或使用该数据的竞争者主张权利, 从而在市场竞争中维持持续的防御能力。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周期, 结合符合国际标准的MRCT数据, 中国原创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上获得了全球监管及跨国药企的高度认可。 在实践规模上, 这一模式已进入爆发期。2025年, 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 占据全球相关交易额的近50%, 授权管线数量超过150项。[2]以科伦博泰、百利天恒、英矽智能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 通过与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等巨头达成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级的合作, 成功实现了从底层算法创新到全球商业价值兑现的闭环。 与此同时, 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与数字化研发转型的双重背景下,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借助AI开展跨国新药研发及多中心临床研究,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法律合规挑战。 第一, 境内监管。中国对于人类遗传资源出境、个人信息跨境流转、以及下算法伦理审查与临床研究备案均设有严苛的监管程序; 第二, 境外审查。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高压下, 对中国背景实体施加了供应链“去风险化”(De-risking)与物理隔离的要求; 与此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AI辅助决策的算法可解释性与潜在偏见提出了更高的审查标准; 第三, 在AI药物研发(AI-Driven Drug Development, AIDD)中, 法律通常滞后于技术的突破, 然而各类新兴风险——包括算法偏见、AI幻觉、伦理问责等——却常常在既有法律规则形成之前便已实质性存在。 第四, 跨境交易。跨国合作中, 围绕算法逻辑等知识产权所有权、数据主权归属问题, 已成为双边博弈的焦点, 进一步加剧了交易结构的法律复杂性。 从以下四个维度, 本系列文章旨在赋予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一双“慧眼”, 识别AI新药研发商业化的市场蓝海中的法律合规风险“暗礁”。 1. 地缘政治与准入篇: 重点分析《生物安全法案》对AIDD许可合同条款的改变, 以及“清洁子公司”下的实质性运营合规等问题。 2. 数据合规篇: 重点解析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视角下人遗办(HGRAC)审批备案、网信办(CAC)安全评估, 以及联邦学习、隐私求教计算等技术解决方案。 3. 算法监管与伦理篇: 深度解读《生物安全法》等对AI算法风险评估报告的具体要求及临床责任划分。 4. 核心资产博弈篇: 探讨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中AI模型所有权与数据权等实务操作。 如您希望与作者对本主题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度讨论, 或索要具体落地文件(例如《AIDD合规尽调清单》), 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AI新药出海法律实务 第三篇: AIDD算法伦理与参与方责任 随着 AI的应用场景 从“研发辅助”延伸至临床“辅助决策”, 对AIDD的监管重点已从数据合规上升至算法安全与医疗伦理。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法下 AI 算法的可解释性合规要求、知情同意的重构, 以及当 AI 决策导致临床不良事件时, 药企、AI 服务商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法律责任划分。 一 伦理规制 (一) 框架制度 《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以及四部法规从数据源头、技术属性、临床转化到价值导向, 对AI算法模型实施了全维度的伦理规制。 《数据安全法》与《生物安全法》构筑了算法伦理的底层安全基石。前者强调算法在处理大规模生物数据时必须遵循“合法、正当”的原则, 严禁利用算法漏洞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的数据处理活动; 后者则将算法伦理提升至国家生物安全高度, 特别是在处理人类遗传资源(HGR)信息时, 算法被要求具备高度的可控性与溯源性。换言之, 任何涉及中国人群基因特征的算法模型, 在进行跨境披露或授权时, 其伦理评估必须重点关注是否会损害中国国家生物主权, 算法的逻辑输出是否危害生物物种安全或公众健康。对于AI生物医药公司而言, 如果其算法模型是基于大规模中国人群的基因组或临床数据训练而成的, 那么该模型的权重、参数等核心逻辑极可能被界定为“利用人类遗传资源产生的数据信息”。将此类算法逻辑披露给境外药厂, 已不再属于单纯的商业行为, 而构成受监管的数据出境行为。此类行为不仅需要通过国家网信办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还可能根据技术的敏感程度, 触发《出口管制法》下的技术出口许可。为合规之目的, 企业必须遵循“审批早于披露”的原则, 确保再技术交付期已对算法的生物安全影响完成评估并取得相应许可。 明确规定, AI辅助的生物医学技术在进入临床转化阶段前, 必须接受严格的风险评估。对于涉及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等高风险领域的算法应用, 监管要求其必须具备极高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 以防止因算法预测偏差引发不可逆的临床损害。在此情形下, 算法伦理的核心原则可概括为“医学获益大于风险”, 这要求中国药企在与境外药厂合作时, 必须证明其算法建议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已通过国家级行政许可及专家论证, 而非仅仅依赖机器预测结果作为临床决策依据。 正式将算法纳入科技伦理审查范畴, 要求从事相关研发活动的企业必须设立科技伦理委员会, 对算法进行前置审查。在跨境授权场景下, 该办法要求企业对算法可能产生的偏见、歧视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影响进行专项评估, 特别是针对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存在的样本偏差问题。根据该办法的要求, 药企在披露算法时, 不仅要交付代码本身, 还须提交一份涵盖算法逻辑、数据来源及社会影响评估的《科技伦理审查报告》, 以确保技术出境符合“尊重生命、公平公正、风险控制”的公认的伦理规则。 (二) 风险分级 最终未采纳其征求意见稿中“风险分级”规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部门对算法伦理的规制有所放宽。相反, 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对前沿技术的监管逻辑已从“静态的条文罗列”转向了“动态的清单管理”。究其原因, AI与生物医药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立法周期, 难以在行政法规层面预先设定固定的风险等级。因此, 相关监管机制应通过跨部门的统筹机制, 将风险分级管理的实质要求嵌入到更为具体的专项规章之中。 已体现这一监管思路。该办法的规制体系采取了以“特征判定”取代“条文目录”的策略: 凡是涉及对人类生命健康、生物安全具有潜在重大影响, 或处理大规模敏感个人信息的AI算法活动, 因其技术特征而被自动纳入“科技伦理高风险清单”, 接受严苛监管。在此框架下, AI制药公司必须从被动等待官方定级转向主动的合规治理, 建立完善的内部科技伦理委员会, 并根据算法的应用场景、数据敏感度及决策影响力, 自主建立一套科学的伦理风险自评价体系。 AI辅助药物设计, 尤其是在涉及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时, 往往被列入“科技伦理高风险清单”。这要求中国药企必须建立内部科技伦理委员会, 开展严谨的模型风险评估。评估重点包括算法的透明度、数据偏见、以及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在与国际药企合作时, 提供一份《科技伦理审查报告》已与提供专利证明具有同等重要性, 它证明了AI生成的先导化合物在研发阶段未违背生命伦理基本原则, 从而降低了境外合作伙伴在国际市场面临的监管合规风险。 二 临床研究责任的划分 (一) AIDD下临床研究责任 临床研究事故的责任分配通常遵循“申办方最终负责、临床专家把关、技术方过错追偿”的原则。根据中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中国药企作为申办方, 是对受试者安全与试验质量承担第一责任的法定主体。即便事故是由AI算法的“幻觉”或错误用药建议引发, 申办方也必须首先完成对受试者的赔偿。与此同时, 医院作为研究机构负有“临床最终决策”层面的注意义务。由于医生拥有对用药指令的终审权, 如果AI给出的建议明显违背医学常识(如剂量严重超标)而医生未能纠正并予以实施, 医院需承担相应的医疗过错责任。相比之下, AI模型供应商的责任通常界定为过错责任: 若其已通过科技伦理审查并履行了合理的风险提示义务, 算法偶发的随机“幻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往往被视为研发过程的固有风险, 而非必然导致技术方的侵权责任。 在跨境许可场景下, 作为许可方的中国药企与作为被许可方的境外药厂之间的责任划分更加复杂。通常, AI公司负责算法研发阶段的“技术真实性”与“伦理合规性”, 而临床试验的最终法律责任则随着权益转让转移至医疗机构和全球合作伙伴。然而, 若算法存在“隐性缺陷”并引发非预期的临床毒性, 可能导致巨额的违约责任或侵权指控。因此, 授权协议中必须嵌入细化的赔偿条款: 中国药企通常承担境内的合规义务(如人类遗传资源备案、国内伦理审批), 而境外合作伙伴则承担在海外临床应用这些AI工具的“操作性风险”。 (二) 合同约定与救济 对于中国药企而言, 临床事故引发的研究停滞或数据失效, 往往会导致对境外药厂(被许可方)的里程碑交付出现延误。在跨境授权协议(Out-licensing)中, 此类延迟原则上不能作为免责事由。研发过程中的技术故障、AI错误或临床意外, 在法律上通常被归类为“商业风险”而非“不可抗力”。除非事故触发了政府监管部门(如国家药监局)下令整体关停研发项目的行政指令, 且该指令超出了药企的合理预见与控制范围, 否则药企很难主张“监管不可抗力”以豁免对境外合作方的违约责任。因此, 在合同谈判中, 中国药企应积极争取设置“补救期”条款, 或在风险披露中预先列明AI技术的不确定性, 以减轻交付延迟带来的赔偿压力。 当中国药企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后, 其向内部合作伙伴追偿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同具体约定。在向AI供应商追偿时, 药企常面临供应商设置的“责任限额条款”(如赔偿额上限为服务费总额)的阻碍。要突破此类限制, 药企必须证明供应商存在重大过失, 例如模型未按约定进行算法备案、存在已知未披露的缺陷, 或违反了中的合规义务。而针对医院的追偿, 关键在于证明研究者违反了试验方案或未尽到专业核查义务。为了降低求偿难度, 药企在签署三方协议时, 应明确将“算法验证”设为医生的强制性操作节点, 并引入专门的临床试验保险来覆盖因“算法错误”引发的第三方损害赔偿。 三 应对要点 (一) AI 算法合规 中国药企在临床试验启动前, 必须完成专项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必须证明算法已通过多样化族裔测试。对于中美多中心研究, 这意味着必须证明 AI 在亚洲人群和欧美人群中能表现出一致的预测效能, 从而防止产生“人口统计学偏见”。此外, 报告还必须明确定义“人工覆盖协议”, 界定 AI 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停止自主运行, 并移交医生进行最终确认或否决。 细节往往决定成败。AIDD下部分传统的合规做法已难以满足监管要求, 中国药企应充分注意这些细节。例如, 传统药物研发的知情同意(ICF)应提升至受试者“决策同意”高度, 即受试者必须被明确告知 AI 参与了其治疗方案的选择, 并拥有要求研究者提供“人类可理解的解释”的权利;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和, 受试者应有权选择退出 AI 筛选, 并要求临床团队进行人工手动复核, 且不应因此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 (二) 合同条款设计 中国药企宜在专业律师的支持下, 通过合同条款将AI算法应用于临床研究所产生的不确定责任在相关方之间进行最大限度的合理分配; 否则, 相关责任将依法由药企独自承担。为此, 我们建议中国药企在合同中考虑纳入如下保护机制条款: 1. 明确AI的“辅助工具”定位与技术免责 在合同的“技术描述”或“陈述与保证”章节中, 明确写明“该AI算法系基于概率学和统计学模型构建, 双方承认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发生‘算法幻觉’及固有偏差的科学可能性”。这一条款旨在防止境外药厂在后期以“交付的技术存在欺诈或根本缺陷”为由, 要求退还已收取的首付款。 2. 设置“勤勉尽责”标准, 而非“结果保证” 针对带有AI辅助的临床里程碑, 中国药企应坚持适用“商业上的合理努力(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标准, 而非绝对的“结果保证”。根据这一条款, 只要中国药企能证明其在算法训练、数据清洗、日常维护中已尽到了行业公认的审慎义务, 即使最终因算法偏差导致数据未达预期或出现轻微延误, 也不构成根本性违约。 3. 里程碑日期的“弹性延展期” 为每个AI参与的临床里程碑设置 60 天以上的补救期(Cure Period)或宽限期(Grace Period)。一旦AI出现偏差导致数据需要重新跑批、清洗或小规模追加临床病例, 中国药企应享有合法的缓冲时间去修正算法, 而不直接触发违约赔偿或合同终止。 4. 责任上限与间接损失免责 对因AI错误所导致的损失赔偿总额予以严格限制, 其上限不超过中国药企在该阶段已收取的累计款项(或双方约定的一定比例)。同时, 必须明确排除“间接损失、预期利润损失以及因丧失后续商业机会”所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 5. 数据污染与输入责任切分 如果AI模型的训练或运行需要依赖境外药厂提供的患者数据、靶点参数或历史临床指标, 应设定数据污染免责条款, 以避免境外药厂在提供低质量数据(即“垃圾输入, 垃圾输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后, 向中国药企索赔。 注释 [1] Pathak A, Theagarajan R, Rizqi MM, et al. AI‑enabled drug and molecular discovery: computational methods, platforms, and translational horizons. Discover Molecules. 2025;2:32. doi:10.1007/s44345-025-00037-5. [2] 季媛媛: “2025中国创新药BD交易‘爆单’ 一年狂揽超1300亿美元”, 证券时报网, 2026年1月5日,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69424.html。
近年来,伴随食品药品行业的持续发展,食药领域违法经营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无资质经营药品、违规销售药品等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个别经营者对应当取得药品销售资质的情形认识模糊,因违法经营被判令承担相应责任。近日,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此类药品违法经营案件。 一、案情简介 万某在某烟酒行购买了标注国药准字的某品牌壮骨药酒。经市场监督管理局查明,该壮骨药酒经核准为药品范畴,某烟酒行虽未将其作为主营商品,但其销售涉案药品未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违反药品经营监管的强制性规定,属违法经营药品行为。万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依法确认合同无效并支持万某返还全部价款的诉讼请求。 二、以案说法 依据的规定,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本条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依法认定为无效。药品系特殊商品,我国实行严格经营许可制度,国药准字是药品法定批准文号。涉案壮骨药酒标注国药准字批准文号,明确属于依法管理并核准上市的药品。无论药品销售是否为主营范围,经营者只要实施了面向消费者的药品销售行为,即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药品”,事先必须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本案中,某烟酒行销售涉案壮骨药酒未依法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涉案买卖合同应属无效,某烟酒行应予退货退款。 三、以案讲理 药品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特殊商品。我国法律对药品经营实行严格的行政许可制度。该制度既是规范药品经营秩序的重要举措,更是保障公众生命健康权益的坚实底线。 守法乃经营之本。药品监管并非只针对主营药品的专业机构,而是对所有药品经营行为实行统一标准、严格监管。药品经营者应当树牢依法依规经营意识,无论经营规模大小、主营范围差异,只要从事药品销售活动,均需严格恪守药品管理法律法规,依法取得相应经营许可。本案中,某烟酒行以涉案药品非其主营商品为由,规避药品经营许可的法定要求,其行为本质上是对药品管理相关法律规定的漠视,亦忽视了药品经营违法行为所蕴含的公共安全风险。 在此亦提醒广大公众,在购买药品时应审慎核查药品国药准字批准文号及经营者的合法资质,强化自我权益保护意识。若发现违法经营药品行为,应依法通过正当途径维权,共同构建全方位的食药安全防护体系。 四、法条链接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从事药品批发活动,应当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零售活动,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周期, 结合符合国际标准的MRCT数据, 中国原创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上获得了全球监管及跨国药企的高度认可。 在实践规模上, 这一模式已进入爆发期。2025年, 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 占据全球相关交易额的近50%, 授权管线数量超过150项。[2]以科伦博泰、百利天恒、英矽智能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 通过与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等巨头达成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级的合作, 成功实现了从底层算法创新到全球商业价值兑现的闭环。 与此同时, 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与数字化研发转型的双重背景下,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借助AI开展跨国新药研发及多中心临床研究,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法律合规挑战。 第一, 境内监管。中国对于人类遗传资源出境、个人信息跨境流转、以及下算法伦理审查与临床研究备案均设有严苛的监管程序; 第二, 境外审查。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高压下, 对中国背景实体施加了供应链“去风险化”(De-risking)与物理隔离的要求; 与此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AI辅助决策的算法可解释性与潜在偏见提出了更高的审查标准; 第三, 在AI药物研发(AI-Driven Drug Development, AIDD)中, 法律通常滞后于技术的突破, 然而各类新兴风险——包括算法偏见、AI幻觉、伦理问责等——却常常在既有法律规则形成之前便已实质性存在。 第四, 跨境交易。跨国合作中, 围绕算法逻辑等知识产权所有权、数据主权归属问题, 已成为双边博弈的焦点, 进一步加剧了交易结构的法律复杂性。 从以下四个维度, 本系列文章旨在赋予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一双“慧眼”, 识别AI新药研发商业化的市场蓝海中的法律合规风险“暗礁”。 1.地缘政治与准入篇: 重点分析《生物安全法案》对AIDD许可合同条款的改变, 以及“清洁子公司”下的实质性运营合规等问题。 2.数据合规篇: 重点解析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视角下人遗办(HGRAC)审批备案、网信办(CAC)安全评估, 以及联邦学习、隐私求教计算等技术解决方案。 3.算法监管与伦理篇: 深度解读《生物安全法》等对AI算法风险评估报告的具体要求及临床责任划分。 4.核心资产博弈篇: 探讨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中AI模型所有权与数据权等实务操作。 如您希望与作者对本主题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度讨论, 或索要具体落地文件(例如《AIDD合规尽调清单》), 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AI新药出海法律实务 第二篇: AIDD场景下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 在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今天, 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中国对人类遗传资源(HGR)及敏感个人信息的监管已进入“精细化治理”时代。对于中国 AI 药企而言, 如何在严守“数据安全”红线的前提下, 实现算法模型的全球化迭代?本文将深入拆解“人遗办”审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以及隐私计算技术在跨境研发中的合规应用。 一、特殊类型数据监管 (一) 人类遗传资源 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简称“人遗办”)最早成立于1998年, 由科技部与原卫生部联合设立, 设在科技部。起初, 其监管依据是, 旨在应对当时国际科研合作中出现的中国遗传资源流失风险。2019年, 国务院正式施行, 标志着监管进入法治化轨道。2023年机构改革后, 相关职能由科技部划转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进一步强化了人遗资源在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维度的战略地位。 针对药物研发中的人类遗传资源的跨境行为, 中国确立了严密的审批与备案制度: (1)外国组织、个人及其实际控制的机构(外方单位)在中国境内采集、保藏或利用人遗资源, 必须与中方单位进行国际合作开发; (2)若合作是以上市为目的临床试验、不涉及材料类人遗资源出境且不产生知识产权分享, 通常履行备案手续即可; (3)若合作涉及信息类人遗资源的出境或向境外机构开放使用, 应进行事先报告并提交信息备份; (4)若涉及大规模采集、保藏或将人遗资源材料出境, 则必须经过严格的行政审批。 中国AI药企在开展AI训练中涉及的基因序列、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及ctDNA等核酸类生物标志物等数据信息属于受监管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如中国药企在训练模型使用了第三方数据库或医院合作数据中的人遗资源信息, 需核查原始采集是否(需)经过人遗办审批; 如向外方单位提供、开放使用或转让人遗信息(如处理后的基因序列、突变位点等)的, 须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报告并将信息备份; 若提供的信息达到特定规模(如涉及500人以上的全基因组测序等), 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必须通过专门的安全审查。 实践中, 中国药企可能忽略“隐形”风险。例如, 在AI研发中使用境外公有云(如AWS、Azure)处理中国人遗数据, 或外方单位通过API接口调用中方服务器上的人遗信息进行模型调优, 即便数据不实际发生跨境, 也可能构成“对外提供使用”, 需履行报备手续。再如, 虽然人遗办尚未明确AI训练模型使用的参数本身是否属于人遗信息, 但若模型中包含可还原的敏感基因特征, 可能被视同为人遗信息出境, 因而需履行事先报告及安全审查。 (二) 个人信息 在靶点发现和临床研究等阶段, 除基因信息外, AI模型处理的数据广泛涉及多组学数据(如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临床记录(病史、诊断记录、用药史、生化检测结果)、医学影像资料(CT/MRI); 以及人口统计学信息(年龄、性别、种族、地理位置, 其中地理位置常作为群体遗传学的特征变量)。 中国药企必须识别上述数据中的个人信息, 特别是生物识别数据等敏感个人信息。针对敏感个人信息, 中国药企必须更新知情同意书(ICF), 明确告知受试者其数据不仅用于临床研究, 还将在经过技术处理后用于“全球 AI 模型的联合训练”; 不仅要告知受试者数据的采集范围, 还要以显著方式告知AI算法可能对数据进行的自动化处理逻辑及其对个人后续的所有AI模型训练……。 实践中, 中国药企往往通过加密、伪掩码等手段, 使数据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 即实现个人信息的去标识化。尽管如此, 去标识化后的数据仍属于受法律监管的个人信息, 作为处理者的企业仍需履行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合规义务。更进一步, 有企业采取匿名化手段, 使得数据无法被还原且无法关联至特定个人, 依法完成匿名化的数据不再属于个人信息, 可免于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义务。需要提醒的是, 信息类人类遗传资源(如基因数据)作为特殊类型的敏感个人信息, 由于其具有唯一性和不可逆识别性, 即使是匿名化后, 其仍可能构成个人信息; 并且, 基因信息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 处理者还需依法履行前文所述的审批、备案等手续, 不会因匿名化为由豁免。 中国药企应理解, 个人信息合规不是企业“不得已而为”, 而是构建合法、稳固的算法模型资产的法律基础。如果个人信息处理不合规(例如“非法收集”), 可能影响整个项目下的算法模型的知识产权在合法性上产生瑕疵, 进而影响其确权和商业化利用。作为个人信息合规的抓手, 企业自开展模型训练或向第三方授权使用数据前, 必须开展并留存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记录, 重点评估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及风险、数据接收方(被许可方, 如大药厂)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二、算法出境、可解释性 中国药企开展AIDD并开展跨境授权(Out-licensing)的业务场景中, 涉及算法披露与数据流转的合规性主要受以及《出口管制法》等多重法律框架约束。因此, 中国药企应从业务属性、数据敏感度及技术管制目录三个维度综合研判算法备案、安全评估问题。 在算法备案方面, 目前的合规要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根据, 只有具备“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才强制要求在官方系统进行备案。医药研发领域的靶点筛选算法或临床分析模型, 本质上属于辅助科学研究的工具, 若仅用于内部研发或特定B2B商业合作, 通常不属于强制备案的范畴。然而, 如果该AI平台具有生成式AI功能(如自动生成医疗建议)或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服务, 则可能触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要求。 相较于算法备案,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则是此类交易中不可回避的核心环节。由于药物研发涉及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 这些数据往往包含特定量级受试者的个人健康信息, 极易触及“敏感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的法律底线。根据国家网信办的相关规定, 若中国药企处理的个人信息达到法定阈值(如累计向境外提供超过100万人的个人信息或10万人的敏感个人信息), 或者所提供的算法模型参数与训练数据被认定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数据, 则必须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除了前述的国家层面的监管要求, 中国近年来在自贸区开展的制度创新, 特别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实施的“数据跨境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为医药企业的国际化协作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替代选择。对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或自贸区)内的生物医药企业而言, 如果其数据出境行为落入区域性的“一般数据清单”(即“白名单”)范畴, 则有望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乃至豁免前述繁琐的国家级安全评估程序。 临港新片区针对生物医药领域发布的《场景化一般数据清单》, 将药物研发、临床试验、药物警戒及商业合作伙伴管理等核心场景下的特定数据字段定性为“一般数据”。在该框架下, 中国药企在与大药厂进行在研药物商业化权益许可(Out-licensing)时, 所涉及的试验方案、研究者信息、安全性报告以及非敏感的合规管理数据, 只要在清单界定的范围内, 企业仅需向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履行简单的登记备案手续, 即可自由开展跨境传输。这一制度显著降低了初创型AI制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合规门槛, 避免了长达数月的国家级安全评估周期。 然而, 企业在享受自贸区政策红利时, 仍需划清“一般数据”与“红线数据”的边界。尽管自贸区简化了流程, 但若算法模型涉及人类遗传资源(如基因组数据)的深度处理, 或临床数据规模达到 “重要数据”的界定标准, 则依然必须回归到及国家网信办的严苛审批程序中。此外, 即便在自贸区内, 算法作为核心知识产权的“技术转移”属性并未改变。如果相关AI算法被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公司仍须严格履行商务主管部门的技术出口许可手续, 确保技术资产的披露符合国家出口管制政策。 简言之, 中国药企在谋求海外商业化合作时, 应采取“国家级合规为底线、地方性政策为支撑”的双轨策略。若企业具备入驻临港等特定自贸区的条件, 优先利用“一般数据清单”完成临床数据的跨境合规, 同时针对核心算法进行专项的技术出口合规审查, 将是目前最为高效且稳妥的商业路径。 此外, 考虑到算法本身可能构成国家出口管制目录下的“禁止/限制出口技术”, 公司在披露核心源代码或关键逻辑前, 还需核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并在必要时申领《技术出口许可证》。 三、技术合规 数据不仅事关个人信息主体权益, 更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在跨国AIDD业务模式中, 中国药企常因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主权博弈而陷入两难合规困境。例如, 在许可合同中, 中国药企经常遭遇审计权的“双向夹击”: 一方面, 大药厂根据《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的要求, 主张对中国药企实验室进行穿透式审计, 包括调取原始服务器日志、查看研究员身份信息及算力资源分配记录; 另一方面, 中国《数据安全法》及严禁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 向外国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境内存储的数据, 且审计活动不得涉及国家秘密或重要数据。这要求中国药企在合同谈判中审慎设计审计条款, 在满足境外合规审查需求与坚守境内数据安全底线之间寻求平衡。 徒法不足以自行, 技术手段日益成为法律合规的重要延伸。以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标准合同备案为例, 中国药企可考虑采用联邦学习技术, 通过“数据不动模型动”的架构而实现境内外联合研发。在此情形下, 即便原始数据未离开中国服务器, 传输的“梯度(Gradients)”(即经过差分隐私加密后的参数)不构成个人信息, 但企业需要在《算法风险评估报告》中进行充分论证。在多中心研究中, 中国企业可利用隐私求交计算技术(PSI) 对比中美受试者的入组特征, 可在不泄露各自原始名单的前提下完成相关性分析, 这可有效规避跨国数据共享合规风险。 结语 AIDD业务模式中, 中国药企应充分认识数据合规的重要性: 数据合规不仅是保护私益需要, 并且是国家数据主权框架下的法定监管底线。中国药企应将数据全生命周期保护融入新药研发的“底层设计”, 实现合规与研发的一体化融合。 具体而言, 在事前审批方面, 宁可推迟研发进度, 也绝不触碰人遗出境的底线; 从技术兜底角度, 优先采用联邦学习等去中心化技术, 从源头上减少原始数据的跨境流转需求; 在交易合同中: 应在跨境合作协议中明确数据主权属于中国, 合作方(大药厂)仅享有模型输出结果的使用权, 而不对底层原始数据主张任何权利。 注释 [1] Pathak A, Theagarajan R, Rizqi MM, et al. AI‑enabled drug and molecular discovery: computational methods, platforms, and translational horizons. Discover Molecules. 2025;2:32. doi:10.1007/s44345-025-00037-5. [2] 季媛媛: “2025中国创新药BD交易‘爆单’ 一年狂揽超1300亿美元”, 证券时报网, 2026年1月5日,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69424.html。
引言 2026年5月7日晚,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七部门联合出台的( “《管理办法》”或“新规”),瞬间打破医药圈五一假期后的宁静。作为继 2023 年医药行业反腐风暴后的又一标志性监管文件,新规将于 2026 年 8 月 1 日正式施行,同时废止 2020 年,以全链条闭环管理重塑医药代表执业生态,为医药行业合规发展划定新标尺。 自 2023 年反腐风暴席卷医药行业以来,医药代表合规管理始终是企业合规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我们团队近三年承办合规项目中高频爆发的风险点。犹记 2023 年行业整治最严厉之时,“医药代表” 一度成为敏感词汇 —— 医院门禁收紧、医生避之不及,甚至出现 “谈代表色变” 的行业困境。彼时与 RDPAC 合规同行交流时我们便忧心:医药代表作为药品学术信息传递的关键纽带,其核心价值本应是搭建药企与医疗机构的专业沟通桥梁 —— 向临床医生精准传递新药学术成果,助力临床合理用药;收集真实世界临床反馈,赋能药企产品迭代;为医务人员提供前沿诊疗信息支持,提升诊疗水平。这种专业价值的缺失,不仅阻碍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更会影响患者对优质医疗资源的可及性。 2024 年底的出台,让行业看到了规范曙光,但也引发了新的合规焦虑。2025 年初为某头部药企提供营销合规培训时,企业合规部与市场运营部负责人直言:“根据征求意见稿,我们的营销模式、代表管理、CSO 合作体系都要彻底调整,但正式文件未落地前,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如今新规正式落地,历经三年合规洗礼的医药行业,终于迎来明确的转型方向 —— 医药代表将回归学术本位,药企将重塑合规营销体系,医药行业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与大家分享我们对新规的解读: 一、新规核心要点解读:四大维度构建合规新框架 (一)医药代表:职业重构+9条红线,回归学术本位 《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医药代表的核心定位:“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聘用或者授权,从事药品学术推广活动的从业人员”,彻底割裂其与 “药品销售人员” 的绑定关系,回归学术推广本源。围绕这一定位,新规构建了 “准入 - 备案 - 推广 - 禁入” 全流程闭环管理: ✓ 准入环节:设置学历门槛,要求医药代表具备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 ✓ 备案环节:优化备案管理,新增“负责推广的区域”及“合规承诺书”作为备案必备内容,备案后生成唯一备案号,实现“一人一码、全程可溯”; ✓ 推广环节:明确九项禁止性行为[1],包括不得以附加销售条件进行变相利益输送、不得向特定关系人输送利益、不得非法收集使用信息、不得超授权范围开展推广活动等; ✓ 禁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根据劳动合同或委托合同约定,依法追究医药代表和专业组织责任直至解除合同。 (二)药企(MAH、持有人):主体责任穿透,全链条管理无死角 新规新增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管理” 专章,将持有人责任从单纯的备案义务,扩展至医药代表聘用、授权、培训、考核、监督的全链条,强化 “谁聘用、谁负责” 的监管逻辑: ✓ 第三方管理强化:委托 CSO 开展学术推广的,必须签订管理协议并履行评估义务,杜绝 “委托即免责” 的甩锅行为; ✓ 培训考试制度化:建立医药代表培训考核制度,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开展推广活动,倒逼药企提升医药代表专业素养; ✓ 禁止性清单扩容:明确禁止向医药代表分配销售任务或要求其实施收款、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禁止指使、纵容医药代表从事违法行为,不得聘用存在商业贿赂记录的医药代表等,同时对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的专业组织亦作出了此类禁止性规定。[2] (三)医疗机构:从被动配合到主动管理,院内推广规范化 新增“医药代表药品学术推广管理”专章,将医疗机构的管理角色从被动禁止升级为主动管理。构建 “主动登记 - 核验 - 举报” 的全链条管理机制: ✓ 登记备案双验证:代表首次推广前需在医疗机构办理登记,医疗机构需通过国家备案平台核对身份信息,信息不符者一律不予接待; ✓ 台账管理强制化:要求指定内设部门负责推广活动登记,建立完整活动台账,实现 “谁接待、谁负责”; ✓ 举报义务明确化:发现违规行为需通过备案平台举报,平台将按性质移交相关部门,形成 “院内监管 + 行政监管” 的联动机制; ✓ 禁止性要求细化:严禁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允许未经备案或登记的人员开展推广活动、不得收取不正当利益、不得参与或协助统计医生处方数量、不得违规接受捐赠或赞助等[3]。 (四)监管机制:七部门联合惩戒,一处违规全域受限 ✓ 七部门协同监管、联动工作机制:新规明确七部门(药品监督管理、卫生健康、中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公安、市场监督管理、医疗保障)的管理职责,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件通报及行刑衔接机制。 ✓ 惩戒措施多元化:对违法企业采取重点监管、限制药采、医保定点受限等措施;对违规代表实施行业禁入、失信公示、终身禁业等惩戒;对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 社会监督常态化:鼓励行业协会制定自律规范,支持社会公众举报,构建 “政府监管 + 行业自律 + 社会共治” 的三维监管网络。 二、对医药行业的整体影响:重构生态,重塑规则 (一)对医药代表 ✓ 准入门槛提高,人员大洗牌:要求应具备医药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无专业背景、只会送礼公关的人员将被大量清退,行业人数缩减。 ✓ 职业定位回归学术:严禁承担销售、统方、收款,只能做药品信息传递、学术交流、不良反应收集、临床反馈,从销售员转为医学学术专员。 ✓ 违规惩戒严厉:商业贿赂等行为可行业通报、终身禁入、移送司法,职业风险显著提高。 (二)对药企(MAH、持有人) ✓ 营销模式彻底转型:禁止向医药代表下达销量任务、以销量定薪酬,带金销售模式被法律切断,从 “关系营销、回扣营销” 转向学术推广、价值营销。 ✓ 主体责任压实,合规成本上升:药企对医药代表行为承担全部连带责任,不能甩锅第三方 CSO;必须建立招聘、备案、培训、台账、合规考核体系,医学部、合规部地位大幅提升。 ✓ 行业加速洗牌,集中度提高:中小仿制药企、依赖带金销售的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创新药企、合规头部企业抢占市场,资源从销售费用向研发投入倾斜。 ✓ CSO 行业大清洗:挂靠走票、带金推广类 CSO 将被淘汰;具备学术策划、合规管控能力的专业 CSO 迎来发展空间。 (三)对医疗机构 ✓ 院内推广规范化:医院统一预约、登记、台账管理,只接待已备案药代,私下利益输送空间被压缩。 ✓ 净化行风,减少不合理用药:斩断药企 —医药代表— 医生利益链,降低过度用药、超适应症用药,减轻医保基金浪费。 ✓ 医生合规压力提升:禁止收受礼品回扣、配合统方,违规将面临职称、处方权处罚,回归单纯诊疗本职。 (四)对行业生态 ✓ 竞争逻辑改变:从拼渠道、拼回扣,转为拼药品质量、临床价值、学术服务、研发创新,行业内卷缓解。 ✓ 监管全面升级:药监、医保、卫健、公安、市监多部门联动、行刑衔接、联合惩戒,一处违规、全域受限,灰色空间大幅缩小。 ✓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倒逼企业加大创新药、改良药研发,淘汰低水平仿制药内卷,医药产业从营销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 利好患者与医保:挤压药品灰色成本,间接降低药价,保障用药安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 三、对药企营销合规工作的建议 1. 合规管理从“选择项”到“硬约束” 在当前医药企业合规立法及监管环境下,药企合规体系建设,特别是营销合规体系建设已不再是“加分项”而是“生存项”。对于尚未建立营销合规管控体系的企业,应借新规落地之际,依据有关适用法律法规、市监总局《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参考行业协会、标准委等发布的指南,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从制度体系、组织体系、运行体系、保障体系等方面建立健全营销合规管理体系。 2. 结合新规对现有药企营销合规管理体系进行完善、更新 对于已全面或部分建立营销合规管理体系的药企,需针对新规要求进行靶向升级,具体可从医药代表人员准入与档案合规化、备案管理系统化、学术推广全流程合规管控、第三方(CSO / 经销商)穿透管理、合规培训与考核常态化等方面,进行更新和升级。对原有管理体系所涉管理制度、合规指引、合规负面清单等进行完善、更新、升级。 结语:合规转型不是终点,而是高质量发展的起点 从 2020 年试行办法的 “备案试水”,到 2023 年反腐风暴的 “重拳整治”,再到 2026 年新规的“体系化落地”,医药行业的合规之路已从 “被动应对” 走向 “主动构建”。《管理办法》的出台,绝非简单的监管加码,而是推动行业回归本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 医药代表将以 “医学学术专员” 的新身份,重拾职业尊严;药企将以 “合规创新” 为双轮驱动,重塑核心竞争力;医疗机构将以 “纯净诊疗” 为目标,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 营销合规是医药企业的生命线,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产。在七部门联合监管、全链条责任穿透的新格局下,任何侥幸心理、短期行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对于医药企业而言,新规给予的 3 个月过渡期,既是合规整改的 “缓冲期”,更是战略转型的 “窗口期”。 我们期待与医药企业携手,在合规转型的浪潮中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共同推动医药行业向 “创新驱动、价值导向、合规经营” 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迈进。 注释 [1] 规定,医药代表应当按照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授权的药品类别、治疗领域和区域范围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未经备案、登记从事药品学术推广活动;(二)未经医疗卫生机构同意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三)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实施收款和处理购销票据等销售行为;(四)参与统计或者委托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等统计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五)以附加销售药品金额、数量等条件向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捐赠、资助、赞助,或者以捐赠、资助、赞助名义变相输送利益,或者给予礼品、礼金、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六)以任何名义、形式向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给予回扣,提供捐赠、资助、赞助,或者给予礼品、礼金、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七)误导医生使用药品,夸大或者误导疗效,隐匿药品已知的不良反应信息或者隐瞒医生反馈的不良反应等信息,以及干预或者影响临床合理使用药品的其他行为;(八)非法收集、使用和传播患者信息以及医疗卫生机构内部信息;(九)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授权之外药品的学术推广活动。 [2] 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的专业组织不得有下列行为:(一)聘用不符合条件的、存在商业贿赂记录的医药代表;(二)指使、纵容医药代表进行商业贿赂、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三)指使、纵容医药代表违规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四)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3] 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与未经备案、登记的医药代表开展药品学术推广活动;(二)违反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或者医疗卫生机构的规定,统计药品的使用量;(三)医疗卫生机构接受以附加销售药品金额、数量等条件向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捐赠、资助、赞助,或者以捐赠、资助、赞助名义提供的变相利益,或者礼品、礼金、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四)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以任何名义、形式接受医药代表给予的回扣及捐赠、资助、赞助,或者礼品、礼金、消费卡(券)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参加医药代表安排或支付费用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五)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