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赔偿司法解释(二)法条分析|第五条 工程专项作业车事故责任承担问题研究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五条起重、升降等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机动车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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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五条起重、升降等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机动车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
(林子晴、任婷洁、边浩然、曾清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高科技成果跨境转化已成为推动各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虽然科技成果的跨境转化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不是新型的法律问题,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在科技创新的领域技术需求和转化方式迭代升级,中国市场也拓展到除美国技术外的更多国际的技术市场,特别是在生物科技、高端制造、人工智能领域[1]寻求合作与投资机会。
目录 ●科技前沿最新资讯——刘蓬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陆曜松 ●科技成果转化动态——黄敏 ●AI模型保护之战:浅析全国首例涉AI模型结构与参数诉讼案件——郭婉祺 罗上云 黄雅萍 ●人类生物样本库、健康医疗数据库设立及应用监管法律体系及核心法律问题研究——左玉杰 ●面面俱到:深度解析与实践指南——王一楠 贾伟杰 ●及指引的重点解读——张韬
目录 ●科技前沿最新资讯——刘蓬 ●德恒科技法律服务最新成果介绍——陆曜松 ●科技成果转化动态——黄敏 ●AI模型保护之战:浅析全国首例涉AI模型结构与参数诉讼案件——郭婉祺 罗上云 黄雅萍 ●人类生物样本库、健康医疗数据库设立及应用监管法律体系及核心法律问题研究——左玉杰 ●面面俱到:深度解析与实践指南——王一楠 贾伟杰 ●及指引的重点解读——张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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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确立、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专利链接制度建立、医保准入机制优化以及“三医(医保、医疗、医药)联动”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同时以港交所18A、科创板、北交所为代表的创新融资渠道的通畅,中国创新药产业在过去十年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国内市场竞争到面向全球市场竞争的巨大跨越,产业总体实力显著提升,最终获批成药的药品数量大幅增加且药效良好,在研药物的研发质量与商业前景大幅

法条原文 [以下简称为《解释》(二)] 第五条起重、升降等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的机动车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主张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照的规定,比照适用该条例予以支持。 被侵权人按照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保险合同约定请求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赔偿后仍然不足的,被侵权人依据损害赔偿法律规定请求侵权人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条文解析 本条规范内核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通行中致害,交强险应当赔付;作业中致害,交强险不予赔付;道路外通行致害,比照适用交强险。 本条旨在确立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致害时交强险、特种车商业险及侵权人兜底赔偿的三层规则体系,其核心要旨在于:以交通事故或通行状态作为交强险赔付的判断基准,将工程专项作业车在静态作业时非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排除在交强险赔付范围之外,同时明确道路以外通行时比照适用交强险,并尊重特种车商业险的合同约定效力。 根据,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据此,起重、升降、混凝土泵车等工程专项作业车属于法定机动车范畴依法应当投保交强险。然而,此类车辆的核心功能并非道路通行,而是工程作业,其大部分时间处于工地、厂区等封闭区域内进行静态作业(如起重吊装、混凝土浇筑等),真正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相对有限。因而车辆性质如何认定对事故的处理至关重要,在《解释(二)》出台之前,各地法院对此问题态度不一,甚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亦出现截然相反的裁判。 一种观点认为,交强险的立法目的在于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保险公司承保特种车辆时应当预见到该类车辆的大部分事故发生在作业过程中,因此即便事故发生于非通行状态下,交强险亦应赔付。例如,在蒋某诉浙江天台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认为:“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由保险人来承担、分摊社会风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此类车辆主要用途即专项作业而非道路通行,作业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如果将在工作场所因特种机动车专项作业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致使受害人难以及时得到赔偿,明显不符合交强险设立之目的。”(参见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还援引了原保监会办公厅《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中“用于起重的特种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交通事故,根据现行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三条的立法精神,可以比照使用交强险条例”的意见,认定交强险应予以赔付。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交强险的保障范围严格限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作业时非因通行造成的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不应由交强险赔付。该观点坚持对的严格文义解释,认为交强险的制度设计以通行风险为保险标的,静态作业风险不属于交强险的覆盖范围。 上述分歧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困境,亟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裁判尺度。 而在本司法解释出台前,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典型案例中已透露出裁判倾向。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四“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裁判要旨明确指出:“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虽然不属于交通事故,但交强险依法也应赔付。”该典型案例强调的恰恰是通行时而非作业时,为《解释(二)》第五条的规范逻辑埋下了伏笔。 《解释(二)》第五条正是在总结上述实践经验与理论争议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以是否构成交通事故或处于通行状态作为交强险赔付的核心判断标准,也即通行中发生事故的,交强险应当赔付;静态作业中非因交通事故致害的,交强险不予赔付;道路以外通行时,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 2 相关类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之四: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交强险应予赔付——蔡某某与程某、某保险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程某驾驶混凝土搅拌车,在施工现场倒车时,不慎将施工员蔡某某碾压。经鉴定,蔡某某构成六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载明,事故发生在封闭的工地内部,事故属于工地安全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该混凝土搅拌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蔡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程某、某保险公司等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某保险公司辩称,该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故交强险不应赔付。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该条例。本案事故虽然发生在道路以外的施工区域,但系工程专项作业机动车在该区域通行时发生,应比照适用交强险条例。对于蔡某某的合理损失,应由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付。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蔡某某18万余元。 蒋某、浙江某公司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法院认为,保监会2008年12月5日在《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回复的精神,认定保险车辆在特殊作业过程中导致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属于交强险赔偿的范围。本院认为,设立交强险的立法本意是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由保险人来承担、分摊社会风险,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本案事故车辆为混凝土泵车,行驶证注明的车辆类型为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系特种机动车。此类车辆主要用途即专项作业而非道路通行,作业时间明显多于通行时间,即其在道路上处于通行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是非常态现象,而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则是一种常态现象,故不能将用于专项作业的特种机动车等同于普通机动车。根据人保财险台州公司提交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单,恒基公司投保时登记的机动车类别为混凝土泵车,即人保财险台州公司对于投保车辆的种类和用途是明知的,也应当预见到此类车辆在作业状态下发生责任事故是大概率事件。何况,如果将在工作场所因特种机动车专项作业而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排除在赔偿范围之外,致使受害人难以及时得到赔偿,明显不符合交强险设立之目的。 3 相关法律规范 (2021年修正) 第一百一十九条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二)“车辆”,是指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三)“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四)“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 (五)“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关于交强险条例适用问题的复函》(保监厅函〔2008〕345号) 江苏省徐州市九里区人民法院: 你院2008年11月18日公函收悉。经研究,现就来函所咨询问题函复如下:根据的立法精神,用于起重的特种机动车辆在进行作业时发生的责任事故,可以比照使用该条例。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周期, 结合符合国际标准的MRCT数据, 中国原创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上获得了全球监管及跨国药企的高度认可。 在实践规模上, 这一模式已进入爆发期。2025年, 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 占据全球相关交易额的近50%, 授权管线数量超过150项。[2]以科伦博泰、百利天恒、英矽智能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 通过与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等巨头达成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级的合作, 成功实现了从底层算法创新到全球商业价值兑现的闭环。 与此同时, 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与数字化研发转型的双重背景下,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借助AI开展跨国新药研发及多中心临床研究,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法律合规挑战。 第一, 境内监管。中国对于人类遗传资源出境、个人信息跨境流转、以及下算法伦理审查与临床研究备案均设有严苛的监管程序; 第二, 境外审查。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高压下, 对中国背景实体施加了供应链“去风险化”(De-risking)与物理隔离的要求; 与此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AI辅助决策的算法可解释性与潜在偏见提出了更高的审查标准; 第三, 在AI药物研发(AI-Driven Drug Development, AIDD)中, 法律通常滞后于技术的突破, 然而各类新兴风险——包括算法偏见、AI幻觉、伦理问责等——却常常在既有法律规则形成之前便已实质性存在。 第四, 跨境交易。跨国合作中, 围绕算法逻辑等知识产权所有权、数据主权归属问题, 已成为双边博弈的焦点, 进一步加剧了交易结构的法律复杂性。 从以下四个维度, 本系列文章旨在赋予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一双“慧眼”, 识别AI新药研发商业化的市场蓝海中的法律合规风险“暗礁”。 1.地缘政治与准入篇: 重点分析《生物安全法案》对AIDD许可合同条款的改变, 以及“清洁子公司”下的实质性运营合规等问题。 2.数据合规篇: 重点解析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视角下人遗办(HGRAC)审批备案、网信办(CAC)安全评估, 以及联邦学习、隐私求教计算等技术解决方案。 3.算法监管与伦理篇: 深度解读《生物安全法》等对AI算法风险评估报告的具体要求及临床责任划分。 4.核心资产博弈篇: 探讨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中AI模型所有权与数据权等实务操作。 如您希望与作者对本主题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度讨论, 或索要具体落地文件(例如《AIDD合规尽调清单》), 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AI新药出海法律实务 第四篇: 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新重点条款 在传统的新药许可中, 知识产权的核心是化学分子式。然而, 在 AI新药研发许可交易中, 知识产权重点已转移至具体的分子式转为更为抽象的算法。相应地, 合作许可项目的博弈点不仅是“谁拥有这款药”, 而是“谁拥有药物模型和模型的持续改进权”与“谁拥有数据权”。本文以下就Ai新药研发许可交易中的“模型”“数据”相关的新重点条款进行剖析。 一 AI新药研发模型 (一) 背景”“前景”“衍生”三权 在 AI 驱动的新药研发时代, 交易各方所关注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已从“以分子为中心”转变为“以算法智能为核心”的模式。而在交易文件中, 知识产权不再仅仅涉及化学结构, 而是数据输入、计算模型与衍生生物学know how的结合。AI新药研发模型中, 基础、前景与衍生知识产权的界定不仅决定了一款药的归属, 更决定了AI新药研发的未来能力。 背景知识产权(Background IP)在 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中本质上是“生成引擎”与“训练基石”, 涵盖了许可方在合作开始前已存在的专利算法、神经网络架构, 以及用于模型训练的专有生物学数据集。作为许可方的中国企业必须严格界定背景知识产权的边界, 以防止其被纳入前景或衍生知识产权。然而, 实践中的难点在于, AI新药研发场景下的背景知识产权不是静态的, 而是一种“活的”资产。换言之, 背景知识产权(Background IP)已从一种“固态的知识成果”演变为一种“具有自我迭代能力的动态系统”。这种“活”的特性源于AI模型对数据的持续学习以及算法结构的不断优化。作为解决方案, 许可方可采用“交付时的快照(snapshot at delivery)”“版本锁定”(Version Locking)技术, 精确定义哪一次迭代的模型构成背景知识产权。具体而言, “交付时的快照”是应对 AI资产动态演化特性的核心法律工具, 其本质是将“流动”的技术状态在合同生效日进行“瞬间冻结”。在这一机制下, 许可方在交付 AI 算法时, 不仅要交出代码, 更要记录该时刻模型的权重参数、神经网络架构以及性能基准。快照可以为许可方和被许可方划定一条清晰的法律红线: 红线之前的一切属于许可方的背景知识产权, 而红线之后产生的任何进化或变异, 则进入前景知识产权或衍生知识产权的博弈范畴。这种做法有效地解决了 AI 新药研发中常见的“权属模糊”难题, 确保了许可方在未来的其他项目中, 能够通过审计快照来证明其技术的独立性与合法性。 前景知识产权(Foreground IP), 即合作产生的新知识产权。具体而言, 是指合作期间生成的候选新分子(NMCs)及其独特的参数。传统药物研发许可中前景知识产权往往由交易方共有, 但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下交易双方倾向于进行“功能性拆分”: 被许可方(跨国大药厂)通常拥有最终产生的物理分子和临床数据, 而许可方(AI 药企)则保留“模型调整权”——即在寻找该分子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微调(Fine-tuning)和权重优化。这种区分至关重要, 它能防止被许可方主张对AI 预测同类靶点能力的改进拥有所有权, 如果不这样做, 将实质性“冻结”许可方的AI算法, 导致其无法在同一治疗领域与其他伙伴合作。换言之, 通过功能性拆分, 药厂获得了“药”, 而 AI 药企保留了“大脑的进化成果”, 从而实现了双方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平衡。 许可方和被许可方的终极博弈在衍生知识产权(Derivative IP)的归属, 即双方对“持续进化权”与“跨项目研发”权属的谈判确定。 AI药物研发语境下, 衍生知识产权通常涵盖从合作数据中提炼出的对核心AI算法的改进, 即便这些改进适用于当前项目之外的药物。AI算法从被许可方数据中所获得的“学习成果”究竟属于许可方的技术改进?还是属于被许可方的项目衍生技术?为解决这一冲突, 许可交易文件中可引入“反馈循环”和“无损学习”(Non-invasive Learning)条款, 即允许 AI算法提取“通用逻辑”(归许可方所有), 同时确保“特定洞见”(归被许可方所有)不被泄露。为落实上述条款机制, 许可方必须确保 AI算法更新后的权重不会“记住”被许可方的保密化学空间。此外, 通过设置“排他性禁区”, 确保许可方在保留更聪明模型的同时, 在合同上被禁止在特定治疗领域内将这种新获得的新智能对抗作为数据贡献者的被许可方。 (二) 反向授权 衍生知识产权反向授权(Grant-back) 是指在许可协议中, 被许可方在利用许可方的原始技术进行研发过程中, 如果产生了任何改进、优化或衍生发明, 必须将这些新成果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授权回”给原始许可方。在 AI 驱动研发的背景下, 反向授权通常表现为: 大药厂在使用中国 AI 药企的模型时, 对模型算法的改进或发现的新相关数据, 必须反向授权给中国药企, 以确保其平台能力的持续进化。 为便利作为许可方的中国药企获得反向授权, 中国药企应坚持“平衡互惠”与“范围锁定”原则。在条款起草中, 中国药企可要求被许可方授予中国药企一份全球性的、永久的、免许可费的、非排他性的许可, 允许中国药企将这些衍生改进整合进其核心 AI 算法。这一利益平衡机制, 既不剥夺大药厂对特定候选药物(前景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又可保证中国药企的算法不会因为与该药厂的合作而产生“技术断层”或“法律封锁”。 最为应对, 中国药企应设置精细的“排除清单”和“数据脱敏”机制。一般而言, 反向授权仅限于“平台级改进”(如模型权重的优化、通用的算法提升), 但排除与被许可方特定商业秘密、具体靶点信息或独家化学空间相关的敏感数据。这种“算法归许可方, 数据归被许可方”的切分逻辑, 能够有效缓解大药厂对技术外泄的担忧。此外, 中国药企还应争取“转授权(Sublicensing)”的权利, 确保通过反向授权获得的AI算法能够合法地应用于未来与其他合作伙伴的项目中。通过这种策略, 中国药企不仅保护了现有的知识产权边界, 更通过每一次外部授权实现了 AI 模型的“借力进化”。 (三) 不可分割的改进 确定知识产权归属的前提是可分割性。AI 新药研发中, 对可分割性的界定是区分“算法进化”与“项目成果”的重要因素。不可分割的改进本质上是 AI 算法的自生长, 涉及到底层算法权重的重新配置。对于中国药企而言, 这类改进必须紧握手中, 因为它们构成了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增量。如果允许这类改进被若干被许可方分散拥有, 将对中国药企在未来项目使用AI算法进行研发产生法律障碍。因此, 实务中通常通过“侵权测试”来判定: 即如果一项改进的使用必然会触碰许可方的基础专利, 则其被视为不可分割, 应自动回流至许可方。 相反, 可分割的改进代表了合作的“果实”, 如具体的新分子结构或生物靶点洞见。这些成果是使用 AI 算法后的产出, 而非算法本身的升级。实践中, 将可分割的改进成果划归被许可方是维持合作关系的必然选择, 因为大药厂支付数亿美金正是为了获得这些可独立受专利保护的药物资产。然而, 中国药企应警惕如何防止被许可方将“可分割改进”申请一些宽泛的“应用专利”来反向限制许可方AI算法的自由操作(FTO)。因此, 在许可交易文件中, 中国药企应不仅注重区分两者的权属, 还必须设置“互不干扰”和“反阻碍”条款, 确保AI算法的迭代更新不受被许可方的上述可能的限制。 核心差异对比表 二 除外研究与数据权 如前所述, 在AI新药研发许可场景下, 数据“所有权”是至关重要的动态核心资产。限于篇幅, 本文选取“除外研究”条款论述数据权。 (一) “除外研究”条款 在许可交易文件中, “除外研究”(Excluded Study)条款旨在明确哪些特定的研究活动不属于双方共同管理和资金分担的范围。通常, “除外研究”包括在协议签署前已启动的试验、研究者发起的试验(包括Investigator Sponsored Trial和Investigator Initiated Trial), 或授权方为探索特定适应症或内部专利组合而进行的独立研究。通过剔除这些活动, 双方得以保留独立操作自主权, 确保一方独立的科研探索或先前的法律义务不会不必要地消耗合作预算, 也不会触发联合管理委员会(JSC)复杂的集体决策程序。 (二) 数据污染 实践中, “除外研究”条款实施的难点在于如何管理“数据溢出”及其对核心合作资产的影响。由于 FDA 或 NMPA 等监管机构将药物视为单一的药理实体, 任何从“排除”的研究中出现的安全性信号或疗效失败, 在法律和监管层面都会引起关注。因此, 许可交易文件中应设定安全数据交换(Security Data Exchange)协议和监管引用权(Rights of Reference)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机制确保了虽然研究在资金和操作上保持独立, 但产生的数据可用于注册申报和说明书扩展, 从而避免一方因未参与控制或资助的研究触发临床暂停而陷入被动。 除安全性风险外, 界定不明的排除研究还会导致疗效稀释和监管冲突。如果一方在相关适应症中进行了一项效力不足或设计不当的独立研究, 由此产生的“失败”数据将成为公共记录, 削弱医保支付方、医生和投资者对该药物整体治疗潜力的信心。此外, 如果排除研究的结果与核心合作研究的结果相矛盾(例如在次要终点或生物标志物反应方面出现差异), 可能会迫使最终产品标签中加入“使用限制”条款。这不仅限制了商业推广团队宣传其“同类最佳”(Best-in-class)地位的能力, 还直接缩减了适用意向人群, 从而降低了作为特许权使用费计算基础的净销售额。 此外, “除外研究”范围的约定不明, 将对核心知识产权的完整性构成威胁。若独立研究的边界未能得到严格划定, 合作伙伴极易在平行研究中发现核心管线的新用途或关键生物标志物, 并据此主张对该“新增知识产权”(Arising IP)拥有独立所有权。这种权属争议往往会导致“阻碍专利”(Blocking Patents)的僵局, 使核心合作项目面临两难境地: 若不向合作伙伴支付额外许可费或面临侵权诉讼, 则无法实现商业化产品的优化与迭代。为防止此类数据与权利的“交叉污染”, 中国药企应在许可交易文件中构建“防火墙”机制, 建立强制性的受控数据交换协议以确保信息流动的可追溯性; 实施精确的适应症切分(Indication Carve-outs)以在临床用途上划定物理隔离带; 以及设定对独立研究产出的公开信息披露拥有共同审阅权。 (三) 数据“所有权” AI新药研发许可与商业权益项目中, “除外研究”(Excluded Study)产生的数据“所有权”(Data Ownership), 体现了“投资原则”与“资产保护”之间复杂的博弈。从法律层面看, “出资即拥有”(Funded-by, owned-by)是基本原则, 即发起方(通常是被许可方)因为承担了100%的财务风险, 从而拥有该研究产生的原始数据和临床研究报告的唯一所有权。这种法律上的隔离旨在为发起方提供“资产纯净性”, 确保这些独立研究成果不会受到大合作框架下联合管理或收益分成机制的约束, 这对于发起方未来进行资产剥离或寻求第三方合作至关重要。 然而, 实操中数据的“所有权”往往与“使用权”在功能上是分离的, 以防止发起方利用独立数据绑架核心合作项目。即使数据归发起方独立所有, 非发起方的合作伙伴几乎总会要求获得一项永久、不可撤销且免许可费的“监管引用权”(Right of Reference), 允许合作伙伴将除外研究的数据提交给卫生监管机构, 用于支持核心合作产品的安全性评价或说明书标签扩展。如果没有这种交叉访问权, 核心产品可能会面临“数据断层”而推迟上市, 使得独立研究在无意中变成了共有资产的障碍。 结语 在AI驱动的新药研发浪潮下, 底层资产的逻辑已完成从“化学原子”向“数据比特”的深刻跨越。当“模型进化”与“数据所有权”成为交易的核心要素, 合同条款的颗粒度将直接决定合作的生死。无论是严密的“防火墙”机制, 还是前瞻性的“回授许可”设计, 其核心目的均在于确保创新链条的连续性。未来的成功合作, 将属于那些能够前瞻性地界定算法边界、并能通过精细化条款实现风险对冲与价值共享的先行者。 注释 [1] Pathak A, Theagarajan R, Rizqi MM, et al. AI‑enabled drug and molecular discovery: computational methods, platforms, and translational horizons. Discover Molecules. 2025;2:32. doi:10.1007/s44345-025-00037-5. [2] 季媛媛: “2025中国创新药BD交易‘爆单’ 一年狂揽超1300亿美元”, 证券时报网, 2026年1月5日,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69424.html。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周期, 结合符合国际标准的MRCT数据, 中国原创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上获得了全球监管及跨国药企的高度认可。 在实践规模上, 这一模式已进入爆发期。2025年, 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 占据全球相关交易额的近50%, 授权管线数量超过150项。[2]以科伦博泰、百利天恒、英矽智能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 通过与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等巨头达成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级的合作, 成功实现了从底层算法创新到全球商业价值兑现的闭环。 与此同时, 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与数字化研发转型的双重背景下,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借助AI开展跨国新药研发及多中心临床研究,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法律合规挑战。 第一, 境内监管。中国对于人类遗传资源出境、个人信息跨境流转、以及下算法伦理审查与临床研究备案均设有严苛的监管程序; 第二, 境外审查。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高压下, 对中国背景实体施加了供应链“去风险化”(De-risking)与物理隔离的要求; 与此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AI辅助决策的算法可解释性与潜在偏见提出了更高的审查标准; 第三, 在AI药物研发(AI-Driven Drug Development, AIDD)中, 法律通常滞后于技术的突破, 然而各类新兴风险——包括算法偏见、AI幻觉、伦理问责等——却常常在既有法律规则形成之前便已实质性存在。 第四, 跨境交易。跨国合作中, 围绕算法逻辑等知识产权所有权、数据主权归属问题, 已成为双边博弈的焦点, 进一步加剧了交易结构的法律复杂性。 从以下四个维度, 本系列文章旨在赋予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一双“慧眼”, 识别AI新药研发商业化的市场蓝海中的法律合规风险“暗礁”。 1. 地缘政治与准入篇: 重点分析《生物安全法案》对AIDD许可合同条款的改变, 以及“清洁子公司”下的实质性运营合规等问题。 2. 数据合规篇: 重点解析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视角下人遗办(HGRAC)审批备案、网信办(CAC)安全评估, 以及联邦学习、隐私求教计算等技术解决方案。 3. 算法监管与伦理篇: 深度解读《生物安全法》等对AI算法风险评估报告的具体要求及临床责任划分。 4. 核心资产博弈篇: 探讨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中AI模型所有权与数据权等实务操作。 如您希望与作者对本主题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度讨论, 或索要具体落地文件(例如《AIDD合规尽调清单》), 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AI新药出海法律实务 第三篇: AIDD算法伦理与参与方责任 随着 AI的应用场景 从“研发辅助”延伸至临床“辅助决策”, 对AIDD的监管重点已从数据合规上升至算法安全与医疗伦理。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法下 AI 算法的可解释性合规要求、知情同意的重构, 以及当 AI 决策导致临床不良事件时, 药企、AI 服务商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法律责任划分。 一 伦理规制 (一) 框架制度 《数据安全法》《生物安全法》以及四部法规从数据源头、技术属性、临床转化到价值导向, 对AI算法模型实施了全维度的伦理规制。 《数据安全法》与《生物安全法》构筑了算法伦理的底层安全基石。前者强调算法在处理大规模生物数据时必须遵循“合法、正当”的原则, 严禁利用算法漏洞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的数据处理活动; 后者则将算法伦理提升至国家生物安全高度, 特别是在处理人类遗传资源(HGR)信息时, 算法被要求具备高度的可控性与溯源性。换言之, 任何涉及中国人群基因特征的算法模型, 在进行跨境披露或授权时, 其伦理评估必须重点关注是否会损害中国国家生物主权, 算法的逻辑输出是否危害生物物种安全或公众健康。对于AI生物医药公司而言, 如果其算法模型是基于大规模中国人群的基因组或临床数据训练而成的, 那么该模型的权重、参数等核心逻辑极可能被界定为“利用人类遗传资源产生的数据信息”。将此类算法逻辑披露给境外药厂, 已不再属于单纯的商业行为, 而构成受监管的数据出境行为。此类行为不仅需要通过国家网信办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还可能根据技术的敏感程度, 触发《出口管制法》下的技术出口许可。为合规之目的, 企业必须遵循“审批早于披露”的原则, 确保再技术交付期已对算法的生物安全影响完成评估并取得相应许可。 明确规定, AI辅助的生物医学技术在进入临床转化阶段前, 必须接受严格的风险评估。对于涉及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等高风险领域的算法应用, 监管要求其必须具备极高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 以防止因算法预测偏差引发不可逆的临床损害。在此情形下, 算法伦理的核心原则可概括为“医学获益大于风险”, 这要求中国药企在与境外药厂合作时, 必须证明其算法建议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已通过国家级行政许可及专家论证, 而非仅仅依赖机器预测结果作为临床决策依据。 正式将算法纳入科技伦理审查范畴, 要求从事相关研发活动的企业必须设立科技伦理委员会, 对算法进行前置审查。在跨境授权场景下, 该办法要求企业对算法可能产生的偏见、歧视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影响进行专项评估, 特别是针对生物医药领域可能存在的样本偏差问题。根据该办法的要求, 药企在披露算法时, 不仅要交付代码本身, 还须提交一份涵盖算法逻辑、数据来源及社会影响评估的《科技伦理审查报告》, 以确保技术出境符合“尊重生命、公平公正、风险控制”的公认的伦理规则。 (二) 风险分级 最终未采纳其征求意见稿中“风险分级”规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监管部门对算法伦理的规制有所放宽。相反, 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对前沿技术的监管逻辑已从“静态的条文罗列”转向了“动态的清单管理”。究其原因, AI与生物医药技术的迭代速度远超立法周期, 难以在行政法规层面预先设定固定的风险等级。因此, 相关监管机制应通过跨部门的统筹机制, 将风险分级管理的实质要求嵌入到更为具体的专项规章之中。 已体现这一监管思路。该办法的规制体系采取了以“特征判定”取代“条文目录”的策略: 凡是涉及对人类生命健康、生物安全具有潜在重大影响, 或处理大规模敏感个人信息的AI算法活动, 因其技术特征而被自动纳入“科技伦理高风险清单”, 接受严苛监管。在此框架下, AI制药公司必须从被动等待官方定级转向主动的合规治理, 建立完善的内部科技伦理委员会, 并根据算法的应用场景、数据敏感度及决策影响力, 自主建立一套科学的伦理风险自评价体系。 AI辅助药物设计, 尤其是在涉及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时, 往往被列入“科技伦理高风险清单”。这要求中国药企必须建立内部科技伦理委员会, 开展严谨的模型风险评估。评估重点包括算法的透明度、数据偏见、以及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在与国际药企合作时, 提供一份《科技伦理审查报告》已与提供专利证明具有同等重要性, 它证明了AI生成的先导化合物在研发阶段未违背生命伦理基本原则, 从而降低了境外合作伙伴在国际市场面临的监管合规风险。 二 临床研究责任的划分 (一) AIDD下临床研究责任 临床研究事故的责任分配通常遵循“申办方最终负责、临床专家把关、技术方过错追偿”的原则。根据中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 中国药企作为申办方, 是对受试者安全与试验质量承担第一责任的法定主体。即便事故是由AI算法的“幻觉”或错误用药建议引发, 申办方也必须首先完成对受试者的赔偿。与此同时, 医院作为研究机构负有“临床最终决策”层面的注意义务。由于医生拥有对用药指令的终审权, 如果AI给出的建议明显违背医学常识(如剂量严重超标)而医生未能纠正并予以实施, 医院需承担相应的医疗过错责任。相比之下, AI模型供应商的责任通常界定为过错责任: 若其已通过科技伦理审查并履行了合理的风险提示义务, 算法偶发的随机“幻觉”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往往被视为研发过程的固有风险, 而非必然导致技术方的侵权责任。 在跨境许可场景下, 作为许可方的中国药企与作为被许可方的境外药厂之间的责任划分更加复杂。通常, AI公司负责算法研发阶段的“技术真实性”与“伦理合规性”, 而临床试验的最终法律责任则随着权益转让转移至医疗机构和全球合作伙伴。然而, 若算法存在“隐性缺陷”并引发非预期的临床毒性, 可能导致巨额的违约责任或侵权指控。因此, 授权协议中必须嵌入细化的赔偿条款: 中国药企通常承担境内的合规义务(如人类遗传资源备案、国内伦理审批), 而境外合作伙伴则承担在海外临床应用这些AI工具的“操作性风险”。 (二) 合同约定与救济 对于中国药企而言, 临床事故引发的研究停滞或数据失效, 往往会导致对境外药厂(被许可方)的里程碑交付出现延误。在跨境授权协议(Out-licensing)中, 此类延迟原则上不能作为免责事由。研发过程中的技术故障、AI错误或临床意外, 在法律上通常被归类为“商业风险”而非“不可抗力”。除非事故触发了政府监管部门(如国家药监局)下令整体关停研发项目的行政指令, 且该指令超出了药企的合理预见与控制范围, 否则药企很难主张“监管不可抗力”以豁免对境外合作方的违约责任。因此, 在合同谈判中, 中国药企应积极争取设置“补救期”条款, 或在风险披露中预先列明AI技术的不确定性, 以减轻交付延迟带来的赔偿压力。 当中国药企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后, 其向内部合作伙伴追偿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同具体约定。在向AI供应商追偿时, 药企常面临供应商设置的“责任限额条款”(如赔偿额上限为服务费总额)的阻碍。要突破此类限制, 药企必须证明供应商存在重大过失, 例如模型未按约定进行算法备案、存在已知未披露的缺陷, 或违反了中的合规义务。而针对医院的追偿, 关键在于证明研究者违反了试验方案或未尽到专业核查义务。为了降低求偿难度, 药企在签署三方协议时, 应明确将“算法验证”设为医生的强制性操作节点, 并引入专门的临床试验保险来覆盖因“算法错误”引发的第三方损害赔偿。 三 应对要点 (一) AI 算法合规 中国药企在临床试验启动前, 必须完成专项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必须证明算法已通过多样化族裔测试。对于中美多中心研究, 这意味着必须证明 AI 在亚洲人群和欧美人群中能表现出一致的预测效能, 从而防止产生“人口统计学偏见”。此外, 报告还必须明确定义“人工覆盖协议”, 界定 AI 在何种情况下必须停止自主运行, 并移交医生进行最终确认或否决。 细节往往决定成败。AIDD下部分传统的合规做法已难以满足监管要求, 中国药企应充分注意这些细节。例如, 传统药物研发的知情同意(ICF)应提升至受试者“决策同意”高度, 即受试者必须被明确告知 AI 参与了其治疗方案的选择, 并拥有要求研究者提供“人类可理解的解释”的权利;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和, 受试者应有权选择退出 AI 筛选, 并要求临床团队进行人工手动复核, 且不应因此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 (二) 合同条款设计 中国药企宜在专业律师的支持下, 通过合同条款将AI算法应用于临床研究所产生的不确定责任在相关方之间进行最大限度的合理分配; 否则, 相关责任将依法由药企独自承担。为此, 我们建议中国药企在合同中考虑纳入如下保护机制条款: 1. 明确AI的“辅助工具”定位与技术免责 在合同的“技术描述”或“陈述与保证”章节中, 明确写明“该AI算法系基于概率学和统计学模型构建, 双方承认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发生‘算法幻觉’及固有偏差的科学可能性”。这一条款旨在防止境外药厂在后期以“交付的技术存在欺诈或根本缺陷”为由, 要求退还已收取的首付款。 2. 设置“勤勉尽责”标准, 而非“结果保证” 针对带有AI辅助的临床里程碑, 中国药企应坚持适用“商业上的合理努力(Commercially Reasonable Efforts)”标准, 而非绝对的“结果保证”。根据这一条款, 只要中国药企能证明其在算法训练、数据清洗、日常维护中已尽到了行业公认的审慎义务, 即使最终因算法偏差导致数据未达预期或出现轻微延误, 也不构成根本性违约。 3. 里程碑日期的“弹性延展期” 为每个AI参与的临床里程碑设置 60 天以上的补救期(Cure Period)或宽限期(Grace Period)。一旦AI出现偏差导致数据需要重新跑批、清洗或小规模追加临床病例, 中国药企应享有合法的缓冲时间去修正算法, 而不直接触发违约赔偿或合同终止。 4. 责任上限与间接损失免责 对因AI错误所导致的损失赔偿总额予以严格限制, 其上限不超过中国药企在该阶段已收取的累计款项(或双方约定的一定比例)。同时, 必须明确排除“间接损失、预期利润损失以及因丧失后续商业机会”所产生的损失赔偿责任。 5. 数据污染与输入责任切分 如果AI模型的训练或运行需要依赖境外药厂提供的患者数据、靶点参数或历史临床指标, 应设定数据污染免责条款, 以避免境外药厂在提供低质量数据(即“垃圾输入, 垃圾输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后, 向中国药企索赔。 注释 [1] Pathak A, Theagarajan R, Rizqi MM, et al. AI‑enabled drug and molecular discovery: computational methods, platforms, and translational horizons. Discover Molecules. 2025;2:32. doi:10.1007/s44345-025-00037-5. [2] 季媛媛: “2025中国创新药BD交易‘爆单’ 一年狂揽超1300亿美元”, 证券时报网, 2026年1月5日,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69424.html。
人工智能(AI)通过降本增效、提高成功率和拓展创新空间,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生物新药研发。例如, 传统研发一款新药通常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以上的投入, 其中仅早起研发就需要4-5年, AI 的介入能将这一时间缩短至18个月左右。[1] 近年来, 中国药企形成了“AI赋能研发+国际多中心临床(MRCT)验证+跨境授权(License-out)”的创新出海新范式。通过AI大幅缩短靶点发现与分子优化周期, 结合符合国际标准的MRCT数据, 中国原创药在安全性与有效性上获得了全球监管及跨国药企的高度认可。 在实践规模上, 这一模式已进入爆发期。2025年, 中国药企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300亿美元, 占据全球相关交易额的近50%, 授权管线数量超过150项。[2]以科伦博泰、百利天恒、英矽智能等为代表的领军企业, 通过与默沙东、BMS、阿斯利康等巨头达成数十亿乃至百亿美元级的合作, 成功实现了从底层算法创新到全球商业价值兑现的闭环。 与此同时, 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与数字化研发转型的双重背景下, 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借助AI开展跨国新药研发及多中心临床研究,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法律合规挑战。 第一, 境内监管。中国对于人类遗传资源出境、个人信息跨境流转、以及下算法伦理审查与临床研究备案均设有严苛的监管程序; 第二, 境外审查。美国《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高压下, 对中国背景实体施加了供应链“去风险化”(De-risking)与物理隔离的要求; 与此同时,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AI辅助决策的算法可解释性与潜在偏见提出了更高的审查标准; 第三, 在AI药物研发(AI-Driven Drug Development, AIDD)中, 法律通常滞后于技术的突破, 然而各类新兴风险——包括算法偏见、AI幻觉、伦理问责等——却常常在既有法律规则形成之前便已实质性存在。 第四, 跨境交易。跨国合作中, 围绕算法逻辑等知识产权所有权、数据主权归属问题, 已成为双边博弈的焦点, 进一步加剧了交易结构的法律复杂性。 从以下四个维度, 本系列文章旨在赋予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一双“慧眼”, 识别AI新药研发商业化的市场蓝海中的法律合规风险“暗礁”。 1.地缘政治与准入篇: 重点分析《生物安全法案》对AIDD许可合同条款的改变, 以及“清洁子公司”下的实质性运营合规等问题。 2.数据合规篇: 重点解析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视角下人遗办(HGRAC)审批备案、网信办(CAC)安全评估, 以及联邦学习、隐私求教计算等技术解决方案。 3.算法监管与伦理篇: 深度解读《生物安全法》等对AI算法风险评估报告的具体要求及临床责任划分。 4.核心资产博弈篇: 探讨许可与商业权益合同中AI模型所有权与数据权等实务操作。 如您希望与作者对本主题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度讨论, 或索要具体落地文件(例如《AIDD合规尽调清单》), 请与本文作者联系。 AI新药出海法律实务 第二篇: AIDD场景下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安全 在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今天, 数据已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中国对人类遗传资源(HGR)及敏感个人信息的监管已进入“精细化治理”时代。对于中国 AI 药企而言, 如何在严守“数据安全”红线的前提下, 实现算法模型的全球化迭代?本文将深入拆解“人遗办”审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以及隐私计算技术在跨境研发中的合规应用。 一、特殊类型数据监管 (一) 人类遗传资源 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简称“人遗办”)最早成立于1998年, 由科技部与原卫生部联合设立, 设在科技部。起初, 其监管依据是, 旨在应对当时国际科研合作中出现的中国遗传资源流失风险。2019年, 国务院正式施行, 标志着监管进入法治化轨道。2023年机构改革后, 相关职能由科技部划转至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进一步强化了人遗资源在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维度的战略地位。 针对药物研发中的人类遗传资源的跨境行为, 中国确立了严密的审批与备案制度: (1)外国组织、个人及其实际控制的机构(外方单位)在中国境内采集、保藏或利用人遗资源, 必须与中方单位进行国际合作开发; (2)若合作是以上市为目的临床试验、不涉及材料类人遗资源出境且不产生知识产权分享, 通常履行备案手续即可; (3)若合作涉及信息类人遗资源的出境或向境外机构开放使用, 应进行事先报告并提交信息备份; (4)若涉及大规模采集、保藏或将人遗资源材料出境, 则必须经过严格的行政审批。 中国AI药企在开展AI训练中涉及的基因序列、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及ctDNA等核酸类生物标志物等数据信息属于受监管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如中国药企在训练模型使用了第三方数据库或医院合作数据中的人遗资源信息, 需核查原始采集是否(需)经过人遗办审批; 如向外方单位提供、开放使用或转让人遗信息(如处理后的基因序列、突变位点等)的, 须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报告并将信息备份; 若提供的信息达到特定规模(如涉及500人以上的全基因组测序等), 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 必须通过专门的安全审查。 实践中, 中国药企可能忽略“隐形”风险。例如, 在AI研发中使用境外公有云(如AWS、Azure)处理中国人遗数据, 或外方单位通过API接口调用中方服务器上的人遗信息进行模型调优, 即便数据不实际发生跨境, 也可能构成“对外提供使用”, 需履行报备手续。再如, 虽然人遗办尚未明确AI训练模型使用的参数本身是否属于人遗信息, 但若模型中包含可还原的敏感基因特征, 可能被视同为人遗信息出境, 因而需履行事先报告及安全审查。 (二) 个人信息 在靶点发现和临床研究等阶段, 除基因信息外, AI模型处理的数据广泛涉及多组学数据(如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转录组学)、临床记录(病史、诊断记录、用药史、生化检测结果)、医学影像资料(CT/MRI); 以及人口统计学信息(年龄、性别、种族、地理位置, 其中地理位置常作为群体遗传学的特征变量)。 中国药企必须识别上述数据中的个人信息, 特别是生物识别数据等敏感个人信息。针对敏感个人信息, 中国药企必须更新知情同意书(ICF), 明确告知受试者其数据不仅用于临床研究, 还将在经过技术处理后用于“全球 AI 模型的联合训练”; 不仅要告知受试者数据的采集范围, 还要以显著方式告知AI算法可能对数据进行的自动化处理逻辑及其对个人后续的所有AI模型训练……。 实践中, 中国药企往往通过加密、伪掩码等手段, 使数据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 即实现个人信息的去标识化。尽管如此, 去标识化后的数据仍属于受法律监管的个人信息, 作为处理者的企业仍需履行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合规义务。更进一步, 有企业采取匿名化手段, 使得数据无法被还原且无法关联至特定个人, 依法完成匿名化的数据不再属于个人信息, 可免于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义务。需要提醒的是, 信息类人类遗传资源(如基因数据)作为特殊类型的敏感个人信息, 由于其具有唯一性和不可逆识别性, 即使是匿名化后, 其仍可能构成个人信息; 并且, 基因信息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 处理者还需依法履行前文所述的审批、备案等手续, 不会因匿名化为由豁免。 中国药企应理解, 个人信息合规不是企业“不得已而为”, 而是构建合法、稳固的算法模型资产的法律基础。如果个人信息处理不合规(例如“非法收集”), 可能影响整个项目下的算法模型的知识产权在合法性上产生瑕疵, 进而影响其确权和商业化利用。作为个人信息合规的抓手, 企业自开展模型训练或向第三方授权使用数据前, 必须开展并留存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记录, 重点评估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必要性、对个人权益的影响及风险、数据接收方(被许可方, 如大药厂)的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二、算法出境、可解释性 中国药企开展AIDD并开展跨境授权(Out-licensing)的业务场景中, 涉及算法披露与数据流转的合规性主要受以及《出口管制法》等多重法律框架约束。因此, 中国药企应从业务属性、数据敏感度及技术管制目录三个维度综合研判算法备案、安全评估问题。 在算法备案方面, 目前的合规要求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根据, 只有具备“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才强制要求在官方系统进行备案。医药研发领域的靶点筛选算法或临床分析模型, 本质上属于辅助科学研究的工具, 若仅用于内部研发或特定B2B商业合作, 通常不属于强制备案的范畴。然而, 如果该AI平台具有生成式AI功能(如自动生成医疗建议)或向不特定公众提供服务, 则可能触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备案的要求。 相较于算法备案,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则是此类交易中不可回避的核心环节。由于药物研发涉及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 这些数据往往包含特定量级受试者的个人健康信息, 极易触及“敏感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的法律底线。根据国家网信办的相关规定, 若中国药企处理的个人信息达到法定阈值(如累计向境外提供超过100万人的个人信息或10万人的敏感个人信息), 或者所提供的算法模型参数与训练数据被认定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数据, 则必须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除了前述的国家层面的监管要求, 中国近年来在自贸区开展的制度创新, 特别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实施的“数据跨境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为医药企业的国际化协作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替代选择。对于注册在临港新片区(或自贸区)内的生物医药企业而言, 如果其数据出境行为落入区域性的“一般数据清单”(即“白名单”)范畴, 则有望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乃至豁免前述繁琐的国家级安全评估程序。 临港新片区针对生物医药领域发布的《场景化一般数据清单》, 将药物研发、临床试验、药物警戒及商业合作伙伴管理等核心场景下的特定数据字段定性为“一般数据”。在该框架下, 中国药企在与大药厂进行在研药物商业化权益许可(Out-licensing)时, 所涉及的试验方案、研究者信息、安全性报告以及非敏感的合规管理数据, 只要在清单界定的范围内, 企业仅需向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履行简单的登记备案手续, 即可自由开展跨境传输。这一制度显著降低了初创型AI制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合规门槛, 避免了长达数月的国家级安全评估周期。 然而, 企业在享受自贸区政策红利时, 仍需划清“一般数据”与“红线数据”的边界。尽管自贸区简化了流程, 但若算法模型涉及人类遗传资源(如基因组数据)的深度处理, 或临床数据规模达到 “重要数据”的界定标准, 则依然必须回归到及国家网信办的严苛审批程序中。此外, 即便在自贸区内, 算法作为核心知识产权的“技术转移”属性并未改变。如果相关AI算法被列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公司仍须严格履行商务主管部门的技术出口许可手续, 确保技术资产的披露符合国家出口管制政策。 简言之, 中国药企在谋求海外商业化合作时, 应采取“国家级合规为底线、地方性政策为支撑”的双轨策略。若企业具备入驻临港等特定自贸区的条件, 优先利用“一般数据清单”完成临床数据的跨境合规, 同时针对核心算法进行专项的技术出口合规审查, 将是目前最为高效且稳妥的商业路径。 此外, 考虑到算法本身可能构成国家出口管制目录下的“禁止/限制出口技术”, 公司在披露核心源代码或关键逻辑前, 还需核查《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并在必要时申领《技术出口许可证》。 三、技术合规 数据不仅事关个人信息主体权益, 更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在跨国AIDD业务模式中, 中国药企常因不同国家之间的数据主权博弈而陷入两难合规困境。例如, 在许可合同中, 中国药企经常遭遇审计权的“双向夹击”: 一方面, 大药厂根据《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的要求, 主张对中国药企实验室进行穿透式审计, 包括调取原始服务器日志、查看研究员身份信息及算力资源分配记录; 另一方面, 中国《数据安全法》及严禁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 向外国司法或执法机构提供境内存储的数据, 且审计活动不得涉及国家秘密或重要数据。这要求中国药企在合同谈判中审慎设计审计条款, 在满足境外合规审查需求与坚守境内数据安全底线之间寻求平衡。 徒法不足以自行, 技术手段日益成为法律合规的重要延伸。以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标准合同备案为例, 中国药企可考虑采用联邦学习技术, 通过“数据不动模型动”的架构而实现境内外联合研发。在此情形下, 即便原始数据未离开中国服务器, 传输的“梯度(Gradients)”(即经过差分隐私加密后的参数)不构成个人信息, 但企业需要在《算法风险评估报告》中进行充分论证。在多中心研究中, 中国企业可利用隐私求交计算技术(PSI) 对比中美受试者的入组特征, 可在不泄露各自原始名单的前提下完成相关性分析, 这可有效规避跨国数据共享合规风险。 结语 AIDD业务模式中, 中国药企应充分认识数据合规的重要性: 数据合规不仅是保护私益需要, 并且是国家数据主权框架下的法定监管底线。中国药企应将数据全生命周期保护融入新药研发的“底层设计”, 实现合规与研发的一体化融合。 具体而言, 在事前审批方面, 宁可推迟研发进度, 也绝不触碰人遗出境的底线; 从技术兜底角度, 优先采用联邦学习等去中心化技术, 从源头上减少原始数据的跨境流转需求; 在交易合同中: 应在跨境合作协议中明确数据主权属于中国, 合作方(大药厂)仅享有模型输出结果的使用权, 而不对底层原始数据主张任何权利。 注释 [1] Pathak A, Theagarajan R, Rizqi MM, et al. AI‑enabled drug and molecular discovery: computational methods, platforms, and translational horizons. Discover Molecules. 2025;2:32. doi:10.1007/s44345-025-00037-5. [2] 季媛媛: “2025中国创新药BD交易‘爆单’ 一年狂揽超1300亿美元”, 证券时报网, 2026年1月5日,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569424.html。
(林子晴、任婷洁、边浩然、曾清瑶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高科技成果跨境转化已成为推动各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虽然科技成果的跨境转化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并不是新型的法律问题,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升,在科技创新的领域技术需求和转化方式迭代升级,中国市场也拓展到除美国技术外的更多国际的技术市场,特别是在生物科技、高端制造、人工智能领域[1]寻求合作与投资机会。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国际科技成果的跨境转化,以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根据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从科技领域的外商投资角度来看,外商对华投资重点正逐步转向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资在华布局正持续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型环节集中。这一趋势既反映出跨国公司通过对高技术领域进行战略性投资来提升其发展质量,也凸显出中国在高端制造、科技创新与研发服务等业态所具备的强劲外资集聚能力。[3] 本篇文章是“科技成果转化与投融资”系列研究的第四篇。为便于深入讨论,全文将分上、下两篇,主要对科技成果在我国入境与出境转化领域的模式以及以科技成果跨境转化为基础的跨境股权投资中的法律问题进行介绍,为相关实践提供参考: 常见科技成果跨境转化的模式,包括入境转化和出境转化模式; 常见和主要法律问题探讨和提示:就上述跨境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模式,不论具体转化的模式如何不同,首先需要关注的法律问题便是科技成果的权属确定的问题,其次便是科技成果的跨境转让和技术许可/技术转让的核心法律要点,再次,涉及境外科技成果在境内转化落地和资本化相关的法律问题。 本上篇立足全球科技一体化与中国高端产业外资集聚的趋势,拟深入分析科技成果入境转化相关的核心概念界定,明晰不同转化模式的本质逻辑、核心特征及适用场景;此外,将详尽讨论在入境转化模式多元化的背景下,以技术落地为核心的权属确认、跨境交易合规、资本化运作等重点法律问题与合规要点,为境外科技成果境内合规转化提供基础指引。 一、科技成果入境转化的常见模式和法律问题 (一)科技成果入境转化模式 1. 技术转移型模式 技术转移通常可分为技术转让与技术许可/授权两种基本形式。技术转让(所有权转移)与技术许可(使用权授权)的核心差异在于权利归属变动:技术转让中专利权、专利申请权等权利主体发生变更,由境外主体转移到境内主体,在相应的跨境投资中常见于企业新设投资、企业并购、技术买断等场景;而技术许可仅转移特定范围内的实施权,且需明确许可期限、地域范围、使用领域等限定条件。对于技术跨境转移的两方主体而言,上述方式之间的优劣势并不是新型的法律问题,为此我们在本文章中不作赘述。 在我国,就跨境的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在技术进出口相关法律中一并予以规定。(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第2条明确规定:“技术进出口,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前款规定的行为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技术服务和其他方式的技术转移。”这类跨国技术交易行为,通常以双方签订技术合同为法律表现形式,确立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此外,(2009年修订)(以下简称“”)第2条进一步明确列举了技术进出口合同的类型,包括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技术秘密许可合同、技术服务合同以及其他包含技术进出口内容的合同。 在技术许可模式下,科技成果的所有人(许可人)与被许可人签订技术许可合同,授权后者按照协议约定的范围和条件实施该项技术,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常见的许可方式包括普通许可、排他许可、独占许可和交叉许可等。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许可人能够通过收取许可费持续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保持对技术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操作流程相对简便,交易成本较低。技术许可模式尤其适用于技术体系复杂、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市场成熟度较高,且主要面向外部客户市场的科技成果转化场景。该方式在实现技术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为许可人提供了灵活的商业策略选择空间。该模式被应用于多种领域,例如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业等。然而,也存在一定法律风险,例如许可边界争议风险、技术迭代风险、以及可能面临的知识产权被侵权或滥用的风险。 对境外技术的入境跨境转移,除单纯的专利许可等知识产权授权方式允许中国企业直接使用其技术外,实务中通常也伴随在华投资设立企业或代表处以促进实现技术许可,借此推动先进技术向中方的转移。具体案例方面,德国瓦克化学(Wacker)作为全球高纯多晶硅的重要供应商,自1993年在华设立代表处起至2024年,持续在华进行战略投资,累计达到约11.5亿欧元,不仅在江苏建立了多个合资及独资的生产基地,还在上海布局了大中华区总部与技术研发中心;2023年5月,瓦克中国技术团队还自主研发了南京工厂新醋酸乙烯废水处置装置,用以替代工厂原有的废水再聚合处理工艺。[4]同样,2019年6月27日,瑞士欧瑞康(Oerlikon)也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了独资企业,在原有的高品质金属粉末研发与销售的基础上,欧瑞康增材制造中国可以为国内本地市场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整体打印解决方案,从粉末材料到打印设计再到批量生产及后处理加工,技术咨询等增值服务。[5] 在技术转让模式下,科技成果的所有人(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将该项技术的专利所有权或专利申请权等核心权益转移给受让人。与许可模式不同,该模式下科技成果的专利所有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常见的转让方式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以及技术秘密转让等。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转让人能够通过一次性或分期支付获得一笔可观的转让对价,快速实现技术变现并转移后续的开发风险和投入;对于受让人而言,其获得了技术的完整所有权,可以自由地对技术进行再开发、再许可或整合入自身战略布局。技术转让模式尤其适用于科研机构或初创公司等缺乏产业化资源和意愿、希望快速回笼资金以投入新研发,且技术本身相对独立、成熟度较高的科技成果转化场景。该方式能够帮助转让人迅速剥离非核心资产,同时也使受让人能够快速获得关键技术的完整控制权。该模式同样被应用于多种领域,例如高校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或企业为构建完整产业链而收购关键技术等。 然而,技术转让也存在一定法律风险,例如,对转让人而言可能存在技术对价支付条款设计不当导致价值被低估的风险、后续利益分享机制缺失的风险;对受让人而言,则面临技术消化吸收失败的责任归属风险、技术存在权利瑕疵的担保风险,以及承担技术后续升级与维护成本等不确定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跨境的技术转移不仅涉及专利转让和许可、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问题,还包括技术适配性测试、本地化改造以及技术培训等多方面内容。技术转移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在新市场的竞争力和成本控制。能够有效管理技术转移过程的企业通常建立了高效的技术转移机制,包括组建专业的技术转移团队,与当地科研机构和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利用数字化工具加速知识共享等。 2. 联合研发型模式 跨国企业或研究机构与中国团队开展联合研发,是一种以协作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转化模式。在该模式下,双方基于互补的技术与市场优势,共同投入研发资源,合作完成科技成果的进一步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研发资源一般包括资金投入(如按股权比例或协议约定分摊研发经费)、设备与场地支持(如跨国企业提供专用实验设备,中国团队提供本地化测试场地)、技术人员配置(如外方派遣核心研发工程师,中方配备熟悉本地市场需求的技术人员)。研发成果一般由双方共享,或在协议中约定优先在接受方所在国进行转化。 科技成果的所有方以特定技术成果作为合作条件,通过多样化的协作机制——例如共建实验室、联合项目组或创新实体等——与其他合作方共同推进技术迭代与落地。不同协作机制的适用场景存在差异:共建实验室适用于长期、系统性的技术研发(如新材料领域的基础研究),联合项目组更适合短期、针对性的技术攻关(如特定产品的性能优化项目),创新实体(如合资研发公司)则便于整合产业链资源以实现产业化落地。合作各方需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并在协议中清晰约定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和技术秘密)的归属原则、使用权限及利益分配机制,例如,可约定“基础专利归双方共有,基于基础专利衍生的应用专利归研发主导方所有”,或“专利许可收益按双方研发投入比例分成”,同时明确技术秘密的保密期限与泄密责任,以避免后续争议。 该模式尤其适用于技术含量高、创新性强,但尚未完全成熟或市场适应性尚未验证的科技成果,通过中外双方的协同开发,以期降低产业化过程中的技术与市场不确定性,加速创新成果的商业化进程。 这种协作模式已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例如,全图通与COMmeto公司于2020年11月21日签约,协定在比利时共建联合实验室,在非暴露空间的导航定位以及物流网相关领域进行深度合作[6];通过紧密的研发协作,双方在合作期间共形成专利9项和软件著作权3项,体现了联合研发推动技术突破与知识产权共创的有效性。[7]此外,华海基业自2015年起,逐步与德国赛福泵业、OHE机械制造公司联合成立两家研发中心,聚焦大流量柱塞泵与卸载阀等液压关键技术;这一合作不仅实现了核心部件的技术突破,还累计获得发明专利2项和实用新型专利7项,展现出联合研发在解决具体工程技术难题和形成专利成果方面的价值。[8]又如,以西门子与沈阳机床的协同创新为例,双方在2010年3月28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9]合作内容不局限于简单技术引进,而是以技术转让、人才培训和联合研发为三大支柱,深度共建中德智能制造创新中心。[10] 3. 投资并购型模式 通过境外投资与股权、资产收购方式获取海外先进技术,是企业实现技术跃升和市场拓展的重要路径。该模式通常以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控股或全资收购境外的目标公司为基础,直接获取其核心技术、专利团队及研发体系,并借助本地化生产推动技术消化、吸收与再创新,最终服务于本国乃至全球市场。 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且存在较强垄断性的产业领域,是企业快速突破技术封锁、抢占战略制高点的有效手段。例如半导体制造设备、航空发动机零部件、高端医疗设备等领域,这些领域通常需10年以上研发周期,且核心技术被少数国际企业垄断,通过自主研发突破难度大、耗时久。该模式与其他技术转移模式的差异在于:相较于技术许可,投资并购可获得完整技术所有权而非仅使用权;相较于联合研发,投资并购能直接获取成熟技术,无需承担研发失败风险,但前期资金投入更高。这一模式已在多个重要行业中得到成功验证。2023年,戴西软件以全资方式收购了美国ETA公司旗下核心业务PreSys通用有限元前后处理软件与VPG汽车碰撞安全仿真软件的全部知识产权、研发团队及全球市场与客户资源。[11]此外, 2024年诚志股份旗下诚志永华对日本DIC株式会社1183项液晶材料专利的收购也具有战略意义。[12] 当然,这种模式也涉及中国法律下的境外投资流程要求,目标国的并购审批、安全审查、技术出口管制等,以及反垄断申报等;此外,如果境外投资和并购潜在涉及美国的标的企业或者标的资产、技术等,还涉及CFIUS投资审查的法律问题。 4. 作价投资/技术引进入股型模式 作价投资模式(又称技术引进入股)是指一国的科技成果所有人将其持有的专利、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经专业评估后折算为特定价值,作为资本投入另一国企业的一种技术转移与产业化合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技术输出方成为被入股企业的股东,共享经营收益、共担市场风险,而入股企业则获得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负责开展后续转化与产业化应用。 首先需要明确,作价投资(技术入股)模式与上述附带技术转移的合资模式,在技术的法律属性与交易对价形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作价投资模式中,技术本身经评估后直接作为资本出资,境外技术方以此换取境内合资公司的股权,其身份为合资公司股东,该过程不涉及境外技术提供方的股东对合资公司支付现金出资,属权益性交易,双方利益实现深度绑定与风险共担。反之,在附带技术转移的合资模式中,合资公司的设立与技术转移是两个独立的交易环节:合资公司成立后,再以关联交易方式向境外股东支付现金(如许可费)以获取技术,境外技术方兼具“股东”与“供应商”双重身份。此种模式下,技术是作为被采购的商品或服务,而非资本,其现金回报与合资公司的经营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相隔离。因此,前者代表了更为紧密的战略整合,而后者则体现了更为清晰的风险隔离与灵活的收益结构。 该模式按照目标公司类型划分主要包括两种实施路径:一是以技术成果作为出资,与合作伙伴共同新设企业(其他合作方通常以现金出资);二是以技术估值参股已存续的企业,成为其新股东。常见操作方式包括以专利权、软件著作权等技术资产作价入股,或通过技术资本化方式组建新的市场主体。企业采取此种模式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技术成果替代货币履行出资义务。 根据“技术提供”与“出资缴纳”在实质内容与发生时序上的对应关系,可将其实现路径归纳为以下二种。第一类为技术转让与出资行为同步实现的路径,系狭义且典型意义上的“技术出资”。第二类为先行签署技术服务或转让合同并完成技术交付,继而通过相应合同款项中的支付债务以债转股形式实现入股的路径。这两类路径都涉及技术转移合同的签署以及对技术的评估,且涉及公司股东出资领域的具体的法律问题。 5. 平台推广型模式 平台推广型模式是指由政府、园区或专业机构搭建的跨境技术转移公共平台,通过汇聚全球技术供需信息、举办高水平对接活动,系统性地促成海外科技成果在目标国的落地转化。相较于前述“技术引进入股”等单一交易路径,平台推广型表现形式更为多元:既可依托国合基地、海外孵化创新中心等载体,常态化开展项目路演、产业论坛和资本对接;也可通过举办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提前深度接触并筛选全球高科技成果,实现“赛事发现—平台孵化—产业落地”的一站式转化闭环。例如,2023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林煊豪团队就凭借“固废无渣精炼技术”与沈阳当地企业开展了深入的产学研合作及产业落地合作对接,就中试设备、添加剂生产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确认,利用城市垃圾焚烧飞灰提取重金属并转化为化工原料,项目投产有望形成千万元级产值。[13]上海InnoMatch平台以数字化、智能化、国际化为引擎,已与新加坡IPI、韩国KIC、以色列Trendlines等36国机构互联互通,累计发布技术需求6500余条、征集科技成果4190项,促成跨境技术贸易签约3亿元[14];其新加坡品牌馆一次性上线106项优质成果,助力上海益佳达医疗引进女性尿失禁便携治疗产品并实现产业化[15]。北京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综合服务平台上线首日,便汇聚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以色列等20国近百家技术转移机构,3000余项成果、200余项需求同步挂牌,支持中英双语检索、多币种结算,为企业提供7×24小时全球技术“云超市”[16]。 平台推广模式虽旨在高效对接供需,但也存在其特有的法律风险,例如对平台运营方而言,主要面临因疏于对发布信息及参与方资质,知识产权的初步权属归属等进行必要审核而承担的连带责任风险。而对于转化双方来说,取决于是否在平台成交,也可能面临相应的成果转化交易相关的法律问题。 6. 中介服务型模式 相较于平台推广型“多元主体、资源共享”的开放逻辑,中介服务型跨境技术转移呈现“聚焦单一资源、机构主导”的闭合特征。中介机构通常围绕专利交易、技术需求或融资对接等特定场景,侧重“服务深度穿透”(如为单一技术项目提供全流程定制化方案),集中整合并深度控制核心信息,通过专业评估、对象遴选及谈判协调,为供需双方提供定向撮合服务,流程更为精简,决策链条亦相对集中。在中介服务型的实践中,不同机构正沿着各自擅长的“窄而深”路线,把跨境技术转移做得既专又稳。德国史太白中心[17]、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CATTC)[18]、中国—匈牙利技术转移中心(重庆)[19]是近年来的典型的中介型的跨境科技成果转化案例。此外,我们也关注到专业的中介服务型机构,从精度和深度来说,能够更有效的将境外的Startup和科研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到中国的模式。例如,2025年12月16日落地上海浦东的 “中瑞国际概念验证中心” 。该中心作为中瑞共建的国际化创新平台,旨在系统性地引入瑞士成熟的概念验证与成果转化模式,为早期科研成果提供技术验证和商业资源对接[20]。 对中介机构而言,核心风险在于其专业意见瑕疵所引发的违约责任,以及因未充分披露多边委托中的利益冲突而构成的忠实义务违反。对委托方而言,则需防范中介越权代理的风险、服务合同中核心商业条款模糊引发的争议,以及因中介过失所致商业秘密泄露的风险。 (二)科技成果入境转化中的常见和重点法律问题 1. 境外科技成果境内转化的知识产权确权的法律问题 在科技成果跨境转化的法律实践中,境外技术在境内实施前的IP确权与清晰化是首要且基础的法律步骤,其核心工作与法律依据如下:首先,根据,“技术进口合同的让与人应当保证自己是所提供技术的合法拥有者或者有权转让、许可者”,即要求境外方必须进行权利披露与担保,包括核查境外IP的原始权利人,并查明是否存在共有、质押或在先许可等权利负担。同时,需审查权利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包括确认相关专利是否已获得授权、是否按时缴纳年费以维持有效,以及评估其被宣告无效的潜在风险。这一审查是防范后续法律纠纷与技术价值落空的关键。此外,必须关注权利的地域性与跨境保护。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属地性,一项技术在境外享有的权利并不自动延及中国境内。因此,该技术必须及时在中国境内单独提交申请并获得授权,否则将无法在中国法域内获得保护并行使排他性权利。实务中,我们建议境内技术引进方,可以在转化之前完成知识产权的法律尽调以及开展FTO(Freedom to Operate)审查,特别是对于权属以及知识产权的侵权风险进行排查。 2. 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下的法律问题 从技术合同角度,就境外科技成果在境内进行转化的,首先需要确认欲转化的境外技术不受其出口国(如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的出口管制法规限制,并且依据中国,进口方需确认欲转化技术未被列入商务部《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若属限制进口类,须事先申请许可证。同时确保交易不涉及任何受国际或中国制裁的国家、实体与个人。其次,在引进境外技术前,应在目标市场开展FTO分析,评估是否存在侵权风险。此外,根据对“技术进出口合同”进行的明确列举,即“技术进出口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技术秘密许可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和含有技术进出口的其他合同”技术进口合同的权利让与人应当保证自己是所提供技术的合法拥有者并完成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确保程序合规。同时,该法第6条规定,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办理合同登记手续,支付方式为提成的合同除外。第7条规定,支付方式为提成的合同,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应在首次提成基准金额形成后60天内,履行合同登记手续,并在以后每次提成基准金额形成后,办理合同变更手续。 3. 科技成果资本化-跨境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法律问题提示 我们建议境外企业若想以专利技术作价入股至公司,应确保该专利在境外所属国已获授权且权属无争议,该情况通过律师在尽职调查报告中进行披露。例如,就其权利状态的审查需要审查年费缴纳的情况,由于各个国家规定不一,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判断(例如欧洲专利自申请日第3年起需缴纳年费,如通过巴黎公约途径,是以欧洲申请日计算;PCT途径以PCT国际专利申请日计算;缴纳年费的到期日为申请日所在月份的最后一天,美国发明专利需要分3次缴纳,分别是自发明专利授权公告日起3-3.5年内、7-7.5年内、11-11.5年内缴纳。如年费逾期未缴纳,可在宽限期6个月内补交,但需缴纳对应滞纳金)。[21]此外,还包括其他重点问题的调查评估,例如全球范围内同族专利情况、分案申请情况、优先权情况,以及评估是否具有扩展专利布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否未违反保密审查相关规定等。 其次,根据的相关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低估。(财企〔2009〕46号)也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一)投资人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因此,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具有法律强制性,是必须履行的流程,评估后再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备案。双方可协商决定由哪一方委托评估机构来评估。尽管如此,由于知识产权价值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其涉及了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权属形式、经济寿命、市场转化水平、市场预期等诸多因素,即使是经验较为丰富的评估机构也很难达成非常相近的评估结论。虽然知识产权评估的结果很难做到高度精准,但是评估机构在评估知识产权价值过程中的相关评估程序必须履行到位,否则会出现出资人的知识产权出资被认定为虚假不实的风险。[22] 我国确立了评估自愿委托的原则[23],且现行法规没有明文禁止外商进行非货币出资时使用外国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然而,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的具体行政程序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为审验出资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通常倾向于要求评估报告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境内的评估机构出具。另外,即使不同机构评估水平相当、采用的评估方法相同,但由于评估对象所在的国家(地区)不同,不同国家评估准则因受法律框架、市场环境的差异化影响,可能导致境内外不同评估机构对同一资产给出不同的估值。 因此,在实务中,即使交易双方参考了境外评估意见,也仍需建议委托符合中国监管要求的境内评估机构或者广受认可的国际评估机构(例如“四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以顺利完成工商登记。当然,这仅是倾向性的建议,实践中因各地公司登记部门的实操要求不同,也存在相应工商部门能接受境外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提供合法有效的中文翻译版本)的实操先例。 在接受股东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情况下,最好是委托进行过相应备案且具备相关知识产权出资评估经验的境内评估机构,可参照使用上市公司以知识产权出资时聘请的评估公司,因为具备证券服务经验的评估机构对评估流程的把控会相对严格,如果评估存在瑕疵,上市公司可能会聘请其他评估公司进行复核评估。[24]在确定完知识产权的具体价值后,出资人(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其他股东签订出资协议,明确出资方式、比例及期限等。知识产权持有人应当与其他出资人或目标公司就出资的知识产权细节达成一致,尤其是在以技术成果入股时,务必确认用于出资的技术成果的名称、内容以及其他尽可能详尽的技术细节,否则可能出现重大误解等情况,造成出资不被承认的后果。 以上为本文上篇内容,我们将在下篇继续讨论科技成果出境转化的常见模式和法律问题。 注释: [1] 《科技创新力量崛起市场动能持续改善外资聚焦中国市场结构性机遇》,来源:新华网,https://www.xinhuanet.com/20250625/a777fb4af4fe4d74902945a61c399514/c.html [2] 202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仍达1162.4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占总额的34.6%。在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领域吸引外资分别增长21.1%和93.7%,增速尤为突出。 [3] 《双向投资量稳质升,为全球经济发展赋能》,来源:光明日报。http://views.ce.cn/view/ent/202509/t20250916_2476729.shtml。 [4] 《瓦克化学:在华发展迎来新篇章》,来源:中化新网,http://meihua365.ccin.com.cn/detail/acba523265539b5122bd83444a1f261c [5] 《聚焦增材,制造未来!欧瑞康增材制造上海技术中心正式成立》,来源:凤凰新闻,https://ishare.ifeng.com/c/s/7nwNVbXnpXq [6] 《第二届中比科技交流研讨会成功举办|探寻“后疫情时代”合作机遇》,来源:CBTC中比科技园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IiF38fBP16ixdnglVnnhzA [7] 《学案例促改革⑤|提升科技创新治理能力,这些经验值得学》来源:创新创业中关村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PjxNp-bp7WUI8HrNpH06_Q [8]《推进离岸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来源:北京经济开发区,https://kfqgw.beijing.gov.cn/zwgkkfq/ztzl/lqztkfq/cxal/jkq/202304/t20230412_3025698.html。 [9] 《新技术新工艺》,来源:百度学术,baihttps://xueshu.baidu.com/ndscholar/browse/detail?paperid=1p0e0a30sc6200v0ky5n04u05r642567 [10]《技术跨境流动密码_国际技术转移典型案例深度解码》,来源:学术会议云,https://www.allconfs.org/list_info_view_xueshu.asp?id=1A7EB6BB0FF81652E8B9A747392112B3。 [11]《探索智造时代下的国产工业软件:戴西软件的挑战、机遇与突破》,来源:中国日报,https://tech.chinadaily.com.cn/a/202412/12/WS675aa9aaa310b59111da8822.html。 [12]《收购千余项专利,诚志永华为中国液晶产业再添动力》,来源:新浪财经,https://finance.sina.cn/2025-04-23/detail-ineucinc4632644.d.html。 [13]《27个项目签订意向落地协议!2023中国沈阳海智创新创业大赛圆满收官!》,沈阳发布,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069849。 [14]《“丝路电商”创新案例四InnoMatch深化跨境技术贸易创新合作》,来源:上海虹桥,https://www.shhqcbd.gov.cn/ywdt/mtjj/668703648702533.html。 [15]同上。 [16]《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交易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来源:北京日报, https://m.tech.china.com/tech/article/20200819/20200819582709.html。 [17]《重磅!德国史太白技术管理中国总部正式落户北京,启用全新中文名斯泰恩拜斯》,来源:中经总网,https://cctvjingji.com/part-69/11176.html [18]《百佳技术转移案例丨最佳跨境创新技术产业化平台案例: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来源: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https://www.ciste.org.cn/gjjsmy/gjjsjylm/art/2023/art_6d66bc8290924fbca9b0f44af4837a75.html。 [19]《百佳技术转移案例丨最佳跨境创新技术产业化平台案例:中国-匈牙利技术转移中心》,来源: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https://www.ciste.org.cn/gjjsmy/gjjsjylm/art/2023/art_a6bf780f28b044dd973f88e156e40c9b.html。 [20] 《中瑞国际概念验证中心落地浦东》,来源: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200148 [21]《一些热门国家国际专利年费缴纳小知识》,来源:信创知识产权,https://mp.weixin.qq.com/s/to7-reYXjglJlynz_GkoCg。 [22]《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法律实操要点与风险全解(下)》,来源:天同诉讼圈,https://mp.weixin.qq.com/s/pqxXr1-kDvpW_3aNocu3Jw。 [23] 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可以自愿委托评估机构评估。涉及国有资产或者公共利益等事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评估的(以下称法定评估),应当依法委托评估机构评估。” [24]同上。
得益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确立、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专利链接制度建立、医保准入机制优化以及“三医(医保、医疗、医药)联动”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同时以港交所18A、科创板、北交所为代表的创新融资渠道的通畅,中国创新药产业在过去十年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国内市场竞争到面向全球市场竞争的巨大跨越,产业总体实力显著提升,最终获批成药的药品数量大幅增加且药效良好,在研药物的研发质量与商业前景大幅提高,已经成为全球药物研发的主力军之一: 在研新药管线数量全球领先:截至2024年8月,中国研新药管线数量达5,380项,占全球36%,仅次于美国(5,397项)[i]。2024年全球研发管线规模TOP25企业中,中国占据4席,恒瑞医药以147个管线药物跻身全球第八[ii]。 首创新药(FIC)突破:中国FIC新药管线数量达1,762项,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iii]。2024年相比于2021年,中国FIC药物数量从418项增至836项,实现翻倍增长[iv]。 License-out交易激增:2024年,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总额达519亿美元,企业收到的首付款达41亿美元[v];2025年第一季度对外许可交易的总金额达369.29亿美元,接近2023年全年水平[vi]。 中国创新药企业正在以各种方式参与药物研发全球化浪潮、对全球实现研发产能输出,包括:CXO业务、跨境并购及合资(包括NewCo模式及JV模式)、MRCT、跨境License-out项目后续的临床研究、跨境新药上市申请、药物警戒、上市后销售等各类业务场景,其中不少场景内均有境内实施的药物临床试验数据需要进行跨境传输。为此,本文重点分析境内获得的临床试验数据如何向境外进行传输的合规路径。 一、脱敏临床试验数据无法自由传输,仍然需要遵循知情同意原则 由于许可交易的流行,中国药企往往需要将在国内实施的I期、II期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有关数据移交境外MNC,供其在后续开展的临床试验与商业化活动中参考。在传输这些数据时,有企业认为把这些数据的部分信息字段进行一定程度的脱敏处理(例如使用患者代码并隐去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后就可以得到可自由跨境传输的数据。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混淆了“匿名化”与“去标识化”的区别。《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保法”)对匿名化数据要求较高,要求其具备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可复原的特性;而个保法对于去标识化处理后的数据要求较低,该数据仍能保留与个体数据的关联性。 在临床试验场景中,一般的脱敏数据仍保留与患者身份的映射关系,以方便“揭盲”的实现,不属于匿名化数据。根据个保法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向中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向个人告知境外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个人向境外接收方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事项,并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因此,临床试验数据的传输(无论是传输脱敏数据还是传输非脱敏数据),均需要遵守个保法对于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要求。常见的要求包括: 受试者首先应当签署一份涉及个人信息出境的知情同意书; 在上述知情同意书之外,受试着还要签署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该文件是受试者自愿参加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法定文件证明,其核心在于确保受试者在充分理解试验性质、风险与获益后自主做出决定。 为糅合两份同意书的内容,在临床试验阶段,可以尝试更新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模板,在与新受试者签署的新版知情同意书中补充告知境外接收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以及个人向境外接收方行使本法规定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等事项,并通过单列事项、单独勾选等方式取得受试者的单独同意。 如果涉及一般临床试验以外的临床试验数据跨境传输场景,需对已经签署的临床试验知情同意书或者关于个人信息跨境传输的知情同意书中的境外接收方信息进行变更,则须通过重新签署知情同意书或签署知情同意书补充协议等方式另外取得受试者的单独同意。 二、各地自贸区对于医药企业数据出境的特别规定 、《数据安全法》与个保法一道构成了中国数据治理的“三驾马车”,明确了数据分类分级、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等基本原则。则进一步细化了数据出境规则,豁免部分场景(如不含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的国际贸易、跨境运输等),并设立自贸区负面清单制度。 各地蓬勃建设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负责各地放松政府管制措施的先行先试的举措,其中针对医药行业数据出境的管制一般都会适度宽松,包括提高了部分个人信息出境启动备案程序的数据量阈值,简化了有关备案流程等等。 考虑到目前自贸区建设有市区化、多中心化的趋势,不少生物医药产业园也升级为自贸区的组成之一。自贸区内的落户企业一定要查询当地自贸区是否有特殊的便利化规则。 目前大量自贸区出具了各自的数据负面清单管理办法以及负面清单,例如北京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浙江自贸区、天津自贸区、海南自贸区等。不同自贸区根据本区特色选取了不同的行业,细化了该不同行业的细分场景、调整了触发不同监管路径的数据量阈值。例如浙江自贸区负面清单涵盖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行业、清结算行业,天津自贸区负面清单涵盖战略物资、自然资源和环境、工业、金融、统计、通信传播、住房建设、交通运输、公共卫生、公共安全、互联网服务和电子商务、科学技术等行业。北京自贸区及上海自贸区(包括临港新片区)的负面清单或配套操作指引涵盖了医药行业。 北京自贸区医药行业数据出境特殊规则 监管框架 负面清单较为详细地列明医药行业的需要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或要通过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出境的数据清单。 细分场景 在医疗行业细分了临床试验、药物研发、诊疗服务、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管理、药物警戒、产品投诉、医学问询、商业合作伙伴管理、不良反应报告等场景。 阈值调整 就医疗行业,需要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个人信息累计数值,有所提高(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5万人以上的受试者个人基本资料、诊疗和健康生理信息的,需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需要通过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出境的个人信息累计数值,与保持一致,未做突破。 上海自贸区及临港片区医药行业数据出境特殊规则 监管框架 构建“负面清单+操作指引”[ⅶ]相结合的数据跨境流动新机制。操作指引会规定特定重点行业数据出境的操作推荐方案。 监管尺度 与北京规则体例类似,但大幅提高了类似场景的阈值。 上海自贸区临港片有意发布《生物医药领域数据出境操作指引(试行)》,目前已官宣了政策,但截止本文发布时,尚未发布政策正文。 虽然其他自贸区暂未出台医药行业数据出境的特殊规则,但可以尝试参照京沪自贸区试点规则的监管尺度尝试与这些自贸区进行沟通执行。 三、自贸区外医药企业进行数据出境的最佳实践 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由于其并不位于自贸区内,因此需要按照全国统一实施的规则进行数据出境的评估或者备案程序。目前,业内已经形成了一套医药企业常规个人信息(如临床试验数据、影像数据)出境的最佳实践,包括: 与境外接收方签署《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SCC),国家网信部门制定了该合同的样式;以及 完成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PIA)。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SCC) 根据2024年3月新出台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ⅷ]以外的数据处理者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的,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对于敏感个人信息而言,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以外的数据处理者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以上、不满100万人个人信息(不含敏感个人信息)或者不满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与境外接收方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或者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若新药研发的企业未被认定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不属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则无需据此承担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义务。新药研发阶段的临床试验数据一般天然带有敏感个人信息,比如病症、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护理记录、用药记录、药物食物过敏记录、生育信息、过往病史、诊治情况、家族病史、现病史、传染病史等信息等可能构成敏感个人信息中的医疗健康信息[ⅸ] ;但临床试验涉及的个人信息一般难以超过一万人的数据量,因此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或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是临床试验数据出境的可选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PIA) 依据个保法规定,当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时,必须事先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并对处理过程进行记录。此外,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报告及处理过程的记录应至少保存三年。 从事新药研发的企业,为了确保数据出境活动的合规性,必须完成对个人信息保护影响的全面评估。这项评估工作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识别和减轻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的风险。企业可以将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与PIA报告一起提交给当地的网络信息办公室进行审查备案。备案工作是企业数据出境合规流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它有助于监管机构跟踪和监督数据的流动情况。此外,企业还需要对数据处理活动进行详细的记录,这些记录应包括数据传输的具体情况、时间、目的以及接收方的相关信息。为了确保在监管机构进行合规检查时能够提供充分的信息,企业应保存这些报告和记录至少三年。这样的保存期限可以确保企业有足够的时间应对可能的合规性审查,并且能够提供必要的历史数据以证明其数据处理活动的合法性。 四、红线规则——人类遗传资源法规特殊规定 人类遗传资源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国家级“战略矿产”,包含种族特异性基因序列、疾病易感性等核心生物信息,若发生规模性泄露给境外国家特别是不友好国家,将威胁国家安全。如果对外传输的相关临床试验数据包含使用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即利用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等遗传物质的器官、组织、细胞等遗传材料)产生的数据等信息资料,例如包括基因、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及ctDNA等核酸类生物标志物等数据信息,以及与此数据相关的疾病、人种信息等关联信息,相关企业需要评估是否需要提交向境外提供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有关报告。 人类遗传资源相关法规要求向境外提供人类遗传资源信息时,需要进行事先报告并备份信息,并在备案有效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由中外双方向卫健委提交合作研究情况报告。为鼓励国际临床试验,人类遗传资源法规为特定满足要求的国际临床试验[ⅹ]提供了一定的便利通道,不再要求事先报告,仅要求在开展临床试验前将拟使用的人类遗传资源种类、数量及其用途向卫健委备案;已完成备案的国际合作临床试验实施过程中,如合作协议中已约定信息由合作双方使用,不需要单独事先报告和备份信息。 如果涉及到以下特殊情况的,卫健委还会进一步开展安全审查:(一)重要遗传家系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二)特定地区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三)人数大于500例的外显子组测序、基因组测序信息资源;(四)可能影响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xi]。 五、结语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可能挑战其在全球医药领域领导者地位的主要竞争对手,采取了封锁部分核心数据库、审查对华部分医药投资、增加关税等各个维度的措施。其中,拜登政府签署的14117号行政命令将基因组数据、个人健康数据、生物识别数据等列为“敏感个人数据”,禁止或限制向“受关注国家”传输。而中国目前对临床试验数据跨境传输采取了更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受制于一定的监控措施下,临床试验数据即可向境外传输。 本文旨在为如何合规地安排临床试验数据进行出境提供一份框架性指引。鉴于临床研究项目的数据类型、传输目的、接收方所在地、境内主体所在地等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本文并未穷尽数据出境的全部内容。企业在规划自身临床试验数据出境具体方案时,应结合自身项目的具体特征进行客观评估。 注释: [ⅰ] 数据来源:财信证券研究报告《医药生物行业深度研究报告:聚焦创新药产业链,静待消费医疗改善》,访问链接: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501211642409465_1.pdf?1737482862000.pdf,访问日期:2025年5月15日。 [ⅱ] 数据来源:Citeline《2024年医药研发趋势年度回顾白皮书》,访问链接:https://runwise.oss-accelerate.aliyuncs.com/sites/15/2024/06/%E5%88%9B%E6%96%B0%E7%A0%94%E6%8A%A5%EF%BD%9C2024%E5%8C%BB%E8%8D%AF%E7%A0%94%E5%8F%91%E8%B6%8B%E5%8A%BF%E5%B9%B4%E5%BA%A6%E5%9B%9E%E9%A1%BE%E7%99%BD%E7%9A%AE%E4%B9%A6_Citeline.pdf,访问日期:2025年5月15日。 [ⅲ] 数据来源:同上。 [ⅳ] 数据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报告《国产创新药颇具全球竞争力,出海为大方向》,访问链接: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409141639886161_1.pdf?1726330863000.pdf,访问日期:2025年5月15日。 [ⅴ] 数据来源:环球网财经综合报道“从EASL2025看中国创新药的全球影响力”,访问链接: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5-05-10/doc-inevzyqy3406506.shtml?froms=ggmp,访问日期:2025年5月15日。 [ⅵ] 数据来源:医药魔方《2025年Q1医药交易趋势分析》,访问链接:https://www.163.com/dy/article/JU2E39590534Q32Z.htm,访问日期:2025年5月15日。 [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生物医药领域数据出境操作指引(试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再保险领域数据出境操作指引(试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际航运领域数据出境操作指引(试行)》。 [ⅷ] 根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指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国防科技工业等重要行业和领域的,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重要网络设施、信息系统等。 [ⅸ]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敏感个人信息,是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的具体类型及判定参见《GB/T35273-2020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ⅹ] 根据《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2024修订)》及,为取得相关药品和医疗器械在我国上市许可,在临床医疗卫生机构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临床试验、不涉及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出境的,不需要批准,但应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并在开展临床试验前将拟使用的人类遗传资源种类、数量及其用途向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一)涉及的人类遗传资源采集、检测、分析和剩余人类遗传资源材料处理等在临床医疗卫生机构内进行;(二)涉及的人类遗传资源在临床医疗卫生机构内采集,并由相关药品和医疗器械上市许可临床试验方案指定的境内单位进行检测、分析和剩余样本处理。 [xi] 根据《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2024修订)》及,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境外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提供或者开放使用,可能影响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通过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审查。
背景简介 2024年7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15部门关于印发《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全面激发卫生健康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引进和鼓励国内外医疗卫生机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创新企业共同参与组建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大数据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推动医疗卫生机构临床资源更加高效对接和服务企业需求。” 科技部明确:“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机构,可依法注册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 规定:“本办法所称新型研发机构是指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独立法人机构”;第八条规定:“新型研发机构应是登记设立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 经本所律师检索,登记为事业单位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较多,其基本登记情况如下图显示: 我们注意到,该新型研发机构登记为事业单位、登记信息显示其经费来源为非财政补助,且根据了解,其通常执行企业会计制度。但同时,实务中具备该等特征的新型研发机构的举办单位一般系当地管委会或者有关国有企业,因此,具备该等特征的新型研发机构的“三重一大”或对外投资、资产处置等事项,是否需要履行国有资产监管程序,以及其治理规则到底如何,实务中不明晰且有诸多争议,有必要对该等类型的新型研发机构治理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力求探寻新型研发机构投入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的合规性依据。(为简化表述,本文将具备该等特征的新型研发机构统称为“A单位”) 目录 一、背景简介 二、单位性质的进一步阐明 三、实践层面: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现状 (一)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形式与治理结构 (二)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热点案例 (三)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治理总结 四、规范层面:治理层面应适用的规定 (一)事业单位有关规定 (二)新型研发机构有关规定 (三)是否适用国有企业相关规定分析 五、治理规则有关规定总结 治理规则有关规定总结 根据检索国家层面及四川省、成都市地方层面的规定,当前缺乏对于事业单位属性、非营利法人组织形式的专门而直接的内部治理权限的规定,相关治理要求分散于事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各自的规定中。 1.《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事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的通知》为A单位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证成了A单位决策治理结构的合理性 明确“管办分离”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体现了“简政放权”的理念;且进一步明确“政事分开”,且直接提出“减少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这为A单位充分的自主决策权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据。 明确“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且明确了公益服务事业单位的“决策监督机构”的组成,证成A单位决策治理结构的合理性。 2.《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事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的通知》明确政府及举办单位通过参与理事会实行监管,为A单位自主决策提供合规依据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事业单位章程示范文本>的通知》直接明确:“理事一般应包括政府有关部门、举办单位、事业单位、服务对象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由于A单位理事会有政府委派人员,因此政府部门实际上也参与了重大事项的决策,这降低了A单位在重大事项方面自主决策的合规风险。 3.《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适用于A单位,财政部门亦应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但具体适用哪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定尚不明确 (1)《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适用于A单位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同时规定了财政部门、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的职责,结合的条文表述,《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第五十八条“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创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由财政部门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应理解为财政部门的特殊监管规定。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如下: (2)财政部门亦应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但具体适用哪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规定尚不明确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明确规定了“按规定权限审批本级事业单位有关资产购置、处置和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事项”属于各级财政部门的职责,“审核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事项,按规定权限审核或者审批有关资产购置、处置事项”属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的职责;“办理本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处置和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事项的报批手续”系事业单位自身的职责,且对资产处理的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第五十八条规定:“实行企业化管理并执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创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由财政部门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实施监督管理。”据此,A单位亦适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的规定,由于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众多,具体适用哪些制度建议A单位与财政部门沟通确认。 4.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通知,若A单位属于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党组织应当参与重大事项的决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通知明确:“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认真履行党章和有关规定明确的职责任务,按照参与决策、推动发展、监督保障的要求,会同行政领导班子共同做好本单位工作。凡涉及本单位改革发展稳定和事关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使用事项,党组织必须参与决策。决策前,党政主要领导对决策议题要充分酝酿、沟通协调,党组织要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形成集体意见;决策时,参加会议的党组织领导成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保证党组织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和体现;决策后,党组织要发动党员团结带领职工保证决策顺利实施……” A单位如属于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则党组织应当参与重大事项的决议。 5.对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对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A单位需要按照该规定进行内部控制,其中包括:(1)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明确资产的调剂、租借、对外投资、处置的程序、审批权限和责任;(2)对外投资,应当由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 6.明确了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监管体系,该规定与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使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明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存在3个层次的监管体系:“财政部门—主管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对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出租、出借和对外投资行为及其收益实现规定了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各级事业单位不得利用财政资金对外投资,不得买卖期货、股票,不得购买各种企业债券、各类投资基金和其他任何形式的金融衍生品或进行任何形式的金融风险投资,不得在国外贷款债务尚未清偿前利用该贷款形成的资产进行对外投资等。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必须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加强风险管控等。利用非货币性资产进行对外投资的,应当严格履行资产评估程序,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和对外投资、处置、收入管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但结合《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正)》与,A单位在如下事项方面具有自主权:
引言 2025年1月6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使用人工智能支持药品和生物制品监管决策的注意事项》指南草案[1](以下简称“指南”),并征求公众意见。意见征集期为90天。我们预计本年度该指南将最终定稿并发布。 已经和将要在药品和生物制品生产和管理中应用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的中外企业,应密切跟踪该项指南的制定过程,及时规划完善数据和AI治理战略,建立相关数据治理、AI治理的内部框架和流程,并根据新的要求,完善药品注册申报的工作标准和管理模式。同时,在涉及FDA监管申报的工作中,提高对自身使用AI工具的管理认知和专业化水平,确保与监管部门的积极沟通,有效管理新的AI治理规则带来的监管成本。 一、FDA人工智能应用治理规则的适用范围及主要内容 该指南为申办方和其他相关方提供了有关在药品全生命周期内使用AI生成信息或数据的规范建议。涉及的信息或数据主要包括用于支持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或质量进行判断和决策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该指南的适用范围不涉及人工智能模型在两方面的使用:一是药物发现;二是用于提高运营效率(例如,内部工作流程、资源分配、起草/撰写监管提交材料)且不影响患者安全、药物质量或非临床或临床研究结果可靠性的情况。 指南最核心的内容是引入了一个“基于风险的可信度评估框架”,旨在帮助申办方和其他相关方对AI应用过程进行有计划的信息采集、记录保存、数据和模型管理,以便在人工智能模型用于生成旨在支持监管决策的相关信息或数据时,有能力确定人工智能模型输出的可信度水平。 二、AI治理规则的效力 FDA的此项指南并不具有强制性的效力。监管部门期望相关方能够参照该指引建立适合自身业务情况和风险水平的AI治理规范和流程。指南的相关内容具有参照意义,但FDA鼓励申办方和其他相关方尽早与监管部门开展沟通,以便双方能够就AI治理规范的内容、范围和具体措施达成共识。 此外,指南还介绍了根据应用场景和具体的开发计划,就人工智能模型使用的相关问题与FDA进行沟通的不同方案,例如请求正式会议,或者非正式沟通的方式,包括联系临床试验创新中心(Center for Clinical Trial Innovation, C3TI)、复杂创新试验设计会议计划(Complex Innovative Trial Design Meeting Program, CID)、药物开发工具(Drug Development Tools, DDTs)和创新科学与技术方法(Innov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roaches for New Drugs, ISTAND)、数字健康技术计划(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Program, DHTs)、新兴药物安全技术计划(Emerging Drug Safety Technology Program, EDSTP)、CDER的新兴技术计划(CDER’s Emerging Technology Program, ETP)和CBER的先进技术团队(CBER’s Technologies Team, CATT)、模型知情药物开发配对会议计划(Model-Informed Drug Development Paired Meeting Program, MIDD)、真实世界证据计划(Real-World Evidence Program, RWE)等FDA下的机构或研究计划协调部门。 尽管FDA在指南中并未明确要求申办方与FDA进行接触的时间,但鉴于可信度评估框架(详见图一)的指南期待FDA将根据模型风险和应用场景就人工智能模型风险评估(第3步)以及可信度评估计划的充分性(第4步)与申办方互动反馈,申办方应尽早与FDA进行接触沟通。 三、基于风险的可信度评估框架 指南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一个基于风险的可信度评估框架。该框架指导申办方判断AI模型是否足够可靠,并能够适用于其特定的应用场景(Context of use)。 总体而言,该框架要求申办方首先明确AI关注的目标问题,然后确定AI模型输出结果是作为主要决定因素,还是与其他证据一起作用。在计算整体风险后,申办方需要制定一份详细计划,内容包括数据管理、训练方法、性能目标和应对潜在偏差的技术。评估框架执行的结果将汇总成可信度评估报告,描述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任何差异。最终,申办方将决定AI模型是否符合拟定用途的可接受标准;如果不符合,可能需要改进或增加模型可信度水平,然后才能继续进行申请或实施。 图一 AI可信度评估框架 (一)步骤1:明确目标问题(Question of Interest) 目标问题描述应包括解释和说明申办方应用人工智能模型所期望处理的具体问题、决策事项或关注点。FDA的指南提供了两个例子。 例一(临床开发):药物A与严重不良反应相关。之前,所有受试者都在用药后接受了住院监测,但有些受试者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较低。现在,申报者通过人工智能模型,依据风险对受试者进行分级,低风险的受试者将在用药后送回家接受门诊监测。在此示例中,目标问题即为:“哪些受试者可以被认为是低风险,不需要住院监测?” 例二(商业化生产):药物B是一种非肠道注射剂,以多剂量小瓶分装,容量是其关键质量属性。药物制造商拟使用人工智能视觉分析系统,自动评估小瓶的填充水平,以提高剂量检测效能并识别可能的误差情况。在此示例中,目标问题即为:“小瓶药物B是否符合规定的填充量规格?” 为建立对目标问题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可能会使用多种数据和信息,包括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结果。在第2步描述人工智能模型的使用范围时,应明确这些不同的证据来源,并在第3步评估模型影响时予以说明。 (二)步骤2:确定人工智能模型的应用场景 即确定人工智能模型用于解决所关注目标问题的具体作用和范围。 对应用场景的描述应详细说明将对目标问题的哪些组成部分进行建模以及如何使用模型输出结果。还应说明是否会将其他信息(如动物或临床研究的结果)与模型输出结果结合使用以解决关注的目标问题。 (三)步骤3:评估人工智能模型风险 模型风险指人工智能模型输出可能导致错误决策,从而造成不利结果的可能性,而不是模型固有的风险(如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 指南建议从模型影响力(model influence)和决策不良后果的严重程度(decision consequence)两个维度对模型风险进行评估。模型影响力主要指AI模型应用对于解决问题的贡献程度。例如,在FDA提供的有关药品临床试验例子中,将使用AI模型决定受试者接受不同类型的患者监测方法,如果AI模型是该问题的唯一决策因素,则模型影响力的评估维度就应给予高分。 决策后果主要关注问题的错误决策所导致不良结果的严重性。例如,在同样的例子里,如果将需要住院监测的受试者归入门诊监测类别,那么该受试者可能会在得不到适当治疗的情况下出现潜在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因此该情景下,AI应用的决策后果的评估维度也应该给予高分。 对模型风险的评估是判断采取不同程度模型风险管理措施的前提。指南的预期是相关方能够通过有效的评估,建立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并在需要的情况下,能够向监管部门举证证明相应的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以及其采取风险管理措施与风险评估结果匹配的程度。例如,对于高风险模型,FDA将预期申办方和相关利益方能够采取更为严格的成效标准(performance acceptance criteria),并向监管部门提交更为详细的报告。 (四)步骤4:制定可信度评估方案,确立AI模型在应用场景下的可信度 对于申办方和相关方而言,核心的AI治理合规工作是建立一套AI模型可信度评估体系,并能够充分有效评估AI模型输出结果的可信度。指南讨论了该体系建设涉及的一般考虑因素和评估活动的组成要素,但也明确这些建议并非穷尽式列举,有些内容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工智能模型及其应用场景。 FDA提示,是否向FDA提交这些计划,以及何时提交、向谁提交的问题将依赖于申办方与监管部门沟通的情况,也要考虑AI模型和应用场景的具体情况。FDA强烈建议申办方和相关利益方能够尽早与监管部门沟通讨论AI模型的风险情况、基于模型风险的可信度评估活动的适当性。提前进行的监管沟通应至少包括步骤1-3覆盖的目标问题、应用场景和模型风险以及拟开展的评估计划。 模型描述和开发过程的要求详见表一,模型评估过程的具体要求详见表二。 描述模型和模型开发过程 模型的解释或描述 模型的数据输入和输出的说明 模型架构(如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说明 模型特征描述 特征选择过程以及模型设计和优化所使用的任何损失函数(loss functions),如适用 模型参数 选择特定建模方法的理由 说明用于开发模型的数据 描述开发数据集,包括如何将开发数据集划分为训练、精调和任何其他子集,以及使用每个数据集执行模型开发活动的具体说明 说明已经或将要如何收集、处理、注释、存储、控制开发数据,以及如何将其用于训练和调整人工智能模型,包括:提供选择特定开发数据集的理由;解释如何建立标签或注释 说明开发数据如何与应用场景匹配:解释开发数据为何相关(如包含关键数据元素和足够数量的有代表性的受试者,或足够多的数据能够反映制造过程或运营流程)和是可靠的(即准确、完整和可追溯) 说明开发数据是否是集中化结构(如使用联邦学习方法) 说明使用每个数据集进行了哪些模型开发活动 描述模型训练 描述模型的训练方式 学习方法(如监督式、非监督式) 用于评估模型的性能指标,如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ROC)下的面积、召回率或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阴性预测值(PPV/NPV)、真/假阳性和真/假阴性计数(如在混淆矩阵中)、阳性/阴性诊断似然比(PLR/NLR)、精确度和/或F1分数。所有性能估计值都应提供置信度区间的信息。 防止过拟合(over-fitting)或欠拟合(under-fitting)的技术 训练超参数(如损失函数和学习率) 说明是否使用了预训练模型 如果使用了预训练模型,请说明用于预训练的数据集,以及预训练模型是如何开发和/或获得的 说明集合方法(ensemble methods)的使用情况 解释人工智能模型的校准工作,如为提高准确性而对训练模型输出结果的精细调整 描述计算机软件 表一 AI模型描述要求和开发过程要求 描述模型评估过程 说明已经或将要如何收集、处理、注释、存储、控制和使用测试数据来评估人工智能模型 说明如何实现开发数据(训练和调整数据)与测试数据之间的数据独立性 如果在开发阶段和测试阶段有任何重叠使用数据的情况,请解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并说明为什么这种使用方式是适当的 在相关情况下,说明用于创建测试数据的“参考方法(reference method)”,包括对该参考方法的性能的简要说明 说明测试数据对应用场景的适用性 说明模型预测与观测数据之间的一致性情况,使用独立于开发数据的测试数据 提供所选模型评估方法的理由,并解释评估方法对所用建模方法和应用场景的适用性 描述用于评估模型的性能指标 所有性能估计值都应提供置信度区间 还应说明模型预测的不确定性和置信度的估算过程 如果相关,还应包括量化置信度或不确定性的任何其他说明或指标 说明建模方法的局限性,包括潜在的偏差的评价 描述代码验证的质量控制和管控流程,包括任何错误或异常的解决方法 表二 模型评估要求 (五)步骤5:执行 指南建议申办方在执行前与FDA讨论该可信度评估计划,以便根据模型风险和应用场景确定对评估的合理预期,识别潜在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六)步骤6:记录可信度评估方案的执行结果并讨论与预期的偏离 可信度评估的结果应纳入可信度评估报告,并应描述与可信度评估计划预期的任何偏离情况。 在与FDA进行早期沟通期间,申办方应与FDA讨论是否、何时以及在何处向该局提交可信度评估报告。可信度评估报告可以是(1)根据与监管部门沟通的方式而制作的一份自成一体的文件,作为监管呈件的一部分,或作为会议文件的一部分;或(2)在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如在检查期间)提供给FDA。可信度评估报告的提交应与FDA进行事先讨论。 (七)步骤7:确定人工智能模型在应用场景中的适当性 根据可信度评估,模型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特定的应用场景。如果申办方或FDA认定模型的可信度不足,可能会有几种结果: 1、可将其他类型的证据与人工智能模型的证据结合起来,降低模型的影响力因素,来回答目标问题; 2、可提高可信度评估活动的强度,或通过增加额外的开发数据来增强模型的输出; 3、可建立适当的控制措施以降低风险; 4、可改变建模方法;或 5、认定人工智能模型输出的可信度不足,无法满足应用场景的要求;因此,模型的应用场景将被拒绝或被修改。 四、对医药行业AI治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FDA的指南尚在征求意见阶段,但根据目前各国AI治理立法和规则发展的趋势看,该指南的核心内容估计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对数据和模型的管理要求与欧盟、日本等司法管辖区的要求或建议基本一致。不确定性可能存在于不同国家层面AI产业政策立法方面的趋势分歧以及美国新一届政府对行业监管部门的态度变化。中国医药行业已经开展AI应用实践或计划使用AI工具的,应重视新的监管要求可能对药品开发所需时间和成本的影响,提前做好规划和布局,重点可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系统梳理评估已有和即将开发应用的AI模型,开展模型风险评估,确定适当的AI治理方法。FDA等监管部门强调“基于风险”的治理理念,对于风险较低或者可以采取其他方法降低风险的模型,可以考量采取更为简单的AI治理方法,平衡好监管合规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2、做好AI开发和应用数据的规划和管理。从开发的阶段开始,就要做好原始数据采集和来源的规范化管理,对数据特性、潜在问题及其对模型搭建和测试的影响进行全面充分的评估,形成规范的管理流程,记录总结相关问题和解决方案,做到能够形成对模型效果和评估进行验证、解释和追溯的机制。 3、密切跟踪监管政策动态,提前做好监管报送工作的准备。在向FDA开展相关申报工作流程方面,应根据数据和模型治理的要求,提前做好工作流程和文档准备工作的优化,及时将数据、模型的治理要求嵌入业务和管理工作中,提高监管合规的工作水平和效率。对于涉及跨境申报的中国企业,需要特别注意申报中可能涉及的数据出境合规的问题,及时评估并与境内监管部门做好沟通工作。 4、保持内部有效沟通。从合规的角度,医药行业要能够在内部业务部门、AI开发和应用的相关部门和法律合规部门形成有效协作,在技术、管理、法律和合规等层面,保持高效的互动;涉及外部AI开发商的,更要注重合作的方式和沟通效率,努力推动相关合规要求的落地。 5、持续保持与监管部门的沟通。FDA的指南在多处强调申办方与其进行及时沟通的重要性。对数据和模型的治理要求,由于技术性很高,而且应用场景各异,很难有一个方法可以有效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在和监管部门的沟通中,应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努力达成与监管部门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一致意见。 注释: [1] https://www.fda.gov/regulatory-information/search-fda-guidance-documents/considerations-use-artificial-intelligence-support-regulatory-decision-making-drug-and-biological
司法案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社情民意的“风向标”。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承担着执法办案、明断是非、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的神圣职责,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 2024年,宿迁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审执结案件12.29万件,现将其中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向社会发布,以维护公平正义、司法为民的决心,传递法治正能量,引领道德新风尚。 科技公司关键技术人员违反竞业禁止条款案 【案情】 甲公司是宿迁市知名光伏企业,陈某原系甲公司员工,双方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竞业限制期限为2022年8月12日起至2023年8月11日止。2022年8月11日,陈某从甲公司离职,甲公司发现2022年12月5日至2023年3月8日陈某多次出入乙公司,认为陈某就职于乙公司,其违反了双方签署的《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甲公司认为,陈某离职前为其公司“其他关键技术人才”,竞业限制期限内就职其他公司,严重损害了其公司利益,遂提起诉讼。 【审理】 经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核心技术研发人员陈某在与甲公司劳动争议案件中,陈某违反竞业禁止条款,从甲公司离职后入职另一光伏企业,两公司形成竞争关系,陈某竞业限制期内入职乙公司给甲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判决:陈某赔偿违约金、股权奖励等各项费用合计400余万元。后经法官督促,陈某主动履行完毕。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予以明确定性。判令劳动者返还竞业经济补偿并承担违约责任等,维护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为企业保护提供了有益司法范本,有利于激励企业依法获取经营优势,对行业内良性竞争产生积极影响,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如果您喜欢我们 推送的文章,
编者按 2024年,无锡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严格公正司法,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审(执)结一大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精品案件,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经广泛征集、认真讨论,最终评选出年度十大典型案例予以发布。这些案例涉及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规范股东出资形式、法税联动挽救破产企业、促进高科技人才合理流动、及时制止地理标志商标侵权、提级执行化解积案难案、严厉打击拒执罪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展示了无锡法院依法有力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审判职能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惩治犯罪、保障民生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与担当。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典型案例有助于确立社会规则、传递价值导向、引领社会风尚。2024年度典型案例新增“法官说案”内容,全面阐释典型案例背后的法理情有机统一,深入浅出地解读案例的法治价值,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本批案例将分期发布,敬请关注。 案例四 产品研发阶段无成果 不可限制人才再就业 ——王某诉某光能公司竞业限制案 【基本案情】 某光能公司登记成立后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等。王某系材料工程领域博士,与某光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从事技术工作。双方还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约定:王某离职后两年内不能从事与某光能公司存在竞争的业务,如离职应按要求说明其新工作单位及情况;王某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并返还在其离职后公司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在职期间,王某参与某光能公司与京某方的合作项目,该项目为可见光/红外光探测器研发及直接式X光探测器研发。前一项目中某光能公司使用的是铅基钙钛矿;后一项目中,实验记录显示某光能公司尝试了刮涂过饱和溶液法、粉末压片法、喷涂法三种工艺,但上述项目因缺乏技术积累、硬件支持等停滞。 2021年8月11日,双方确认王某自8月13日起履行为期12个月的竞业限制义务。8月25日,王某回复某光能公司其自8月23日入职某睿公司(范围包括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医疗器械经营、销售等),从事研发工作,职位是首席技术官,担任公司监事。后某光能公司按月向王某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35485.53元。研发钙钛矿过程中,某光能公司、某睿公司均申请发明专利。 2019年12月,某睿公司申报医疗器械行业的超快高分辨闪烁体探测器项目。2022年,某睿公司承担医疗器械领域的超快高分辨闪烁屏项目任务。 后某光能公司申请仲裁,仲裁机构裁决王某返还某光能公司竞业限制补偿金35485.53元、支付违约金50万元。 王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在某光能公司参与的合作项目因缺乏技术积累、硬件支持等停滞,某光能公司仅就钙钛矿材料研发进行探索,并未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无任何商业秘密需要保护。王某入职某睿公司并开展基于钙钛矿材料的研发并未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判决王某无须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无须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 【典型意义】 目前法律对竞业限制的领域界定为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落脚点在生产或经营上,但对于研发阶段劳动者是否有竞业限制义务尚无明确界定,本案系对该阶段的有益探索。 在竞业限制纠纷中,司法既保护企业既有的商业秘密,又保护高科技人才的合理流动和创新能力。对于尚处于研发阶段的技术信息,在判断新旧用人单位是否形成同业竞争关系时,既要结合原用人单位研发进展程度、是否为公知技术、有无保密措施、有无面世可能等因素综合判断所研发技术是否属于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或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又要审查新用人单位的研发产品是否基于原用人单位的专有技术改进并生产。 本案界定了对于企业尚处于研发领域的技术与高科技劳动者创新能力如何双保护的问题,体现了促进高科技人才合理流动的司法理念,营造了保护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审法院: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 合 议 庭 :邓方媛、过云、尤浩良 二审法院: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 议 庭 :姜丽丽、陶志诚、许晓倩 【法官介绍】 许晓倩,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庭二级法官,曾获无锡市三八红旗手、无锡法院审判能手等荣誉称号;曾获个人三等功一次、专项三等功一次;承办的案件被写入省法院工作报告;承办并编写的案例分析多次获评全国优秀案例分析、多次入选省法院典型案例,撰写的多篇裁判文书获评省法院优秀文书。 【法官说案】 “人才是第一资源。”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才型劳动者往往关乎着企业未来的发展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创新源于社会整体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源于知识积累循环和其他行动者的开放性磋商,而这两种因素依赖技术与人才的开放。人才的流动带领着知识的流动,进而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与市场活力。如对人才流动进行过度限制和僵化最终将导致小企业难以壮大、大企业无法创新,整个市场停滞不前。 本案从保护创新、保护人才发挥作用的角度认定科技型劳动者不违反竞业限制义务,依法保障了市场公平竞争和人才自由流动。 END 往期回顾 BREAK AWA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键词:合作研发、关联公司、风险防范、技术秘密 一、案情简介 原告北京东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公司”)成立于2007年12月13日,业务涉及医药领域的技术开发与服务,其股东北京世贸天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某公司”)持有75%股份,雷某为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世贸天某制药(江苏)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天某公司”)系北京天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片剂、注射剂等药品的生产和销售。 被告丰某生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某公司”)系根据北京天某公司与江苏省盐城市大某高新技术区管委会(以下简称“大某管委会”)签署的“宜某”二期项目而设立的公司[1]。被告张某曾任江苏天某公司、丰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北京天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 图1 涉案主体关系图 2008年至2013年,东某公司就“注射用重组人组织型某激活剂改构体”的研发委托第三方进行了一系列药理毒理等试验,用于新药[2]审批试验数据即东某公司主张的涉案技术秘密,包括11个秘密点[3]。东某公司就前述新药审批试验数据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 2016年至2017年,大某管委会与北京天某公司先后签订《关于世贸天阶“宜某”项目二期工程推进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关于世贸天阶“宜某”项目二期工程推进的合作意见》[4](以下简称“合作意见”)、《关于世贸天阶“宜某”项目二期工程建设建议书》等,约定大某管委会支持北京天某公司在江苏省盐城市大某高新技术区内新建“宜某”项目二期工程,大某管委会承诺,丰某公司系用于本项目建设而设立的项目公司,北京天某公司应根据项目发展情况及时收购丰某公司全部资产。 2018年5月,江苏天某公司向天某生物集团公司(实为北京天某公司)发送《关于联合申报“注射用替某脑卒中及肺栓塞适应症”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该报告记载:拟联合申报涉案药品新适应症新药项目,联合申报单位为江苏天某公司和丰某公司。[5]后江苏天某公司(作为甲方)与丰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合作内容为江苏天某公司与丰某公司联合开发申报“注射用替某脑卒中以及肺栓塞适应症”新药项目;项目开发申报所获得的临床批件归江苏天某公司、丰某公司双方共同所有,排序为:江苏天某公司、丰某公司;[6]2018年7月,江苏天某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与天津药物研究院新药评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药物研究院”)(作为受托方、乙方)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后委托方变更为丰某公司,约定:江苏天某公司委托天津药物研究院完成涉案药品(TNK-tPA)治疗血栓性脑卒中、肺栓塞和静脉血栓主要药效学研究项目,完成涉案药品(TNK-tPA)主要药学研究,向国家药监局提交申报资料,并协助核查,使项目通过评审。 2018年,北京天某公司陆续发布《北京世某制药(江苏)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恢复转让公告》(以下简称“重大不确定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051)、《北京世某制药(江苏)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等,披露北京天某公司与丰某公司就新产品涉案药品在急性心肌梗死、脑梗塞、肺栓塞等溶栓治疗领域临床应用后扩大生产规模的二期建设工程及成立“新药研究院”等项目[7];北京天某公司拟定以新药涉案药品取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作价入股丰某公司并取得控制权。[8] 2018年12月12日,北京天某公司发布《北京世某制药(江苏)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载明:北京天某公司的资产重组事项已满6个月,但涉案药品尚未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暂时无法作价入股丰某公司并取得控制权。[9]2020年8月5日,国家药监局向江苏天某公司、丰某公司出具《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受理号为CXSL2000100)[10]。 2020年6月17日,丰某公司发布的用于“注射用替某脑卒中及肺栓塞适应症”项目,受理号为CXSL2000100,药品名称为注射用替某的《药理毒理所用批次信息汇总》的文件,可见涉案药品的毒理药理试验所用批号信息。批号信息与东某公司主张的涉案技术秘密的载体相同,但增加了天津药物研究院就药效研究项目的批号信息(研究起止时间2018年7月至2019年10月,研究负责人:赵某)。丰某公司就其向国家药监局提交的涉案药品试验资料与东某公司主张的技术秘密一致不持异议。 东某公司认为丰某公司提交国家药监局的申报材料与其试验材料一致,非法获取并使用了涉案技术秘密;张某担任江苏天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非法将东某公司的药理毒理实验数据提供给丰某公司。因此,东某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丰某公司和张某向国家药监局撤回使用涉案技术秘密进行的申报并赔偿东某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100万元人民币。 丰某公司与张某共同辩称,涉案试验数据系丰某公司为履行与江苏天某公司的联合申报项目合同义务,在经过东某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某公司的许可后,由江苏天某公司提供而合法取得。在项目联合申报的各个阶段,均由东某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天某公司全程监督,并由北京天某公司委派张某等高层兼任丰某公司具有重大决策权职位,且北京天某公司与东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雷某,各项联合申报行为均已获得东某公司及东某公司控股股东的概括许可。因此,丰某公司的涉案试验数据具有合法来源。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丰某公司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具有合法许可,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东某公司的技术秘密”,判决[11]驳回东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东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2] 二、案情评析 本案中,合作研发的技术秘密接收方被提供方的关联企业起诉技术秘密侵权。虽然两审法院均认为被告即技术秘密接收方具有合法来源不构成侵权,但笔者认为,在合作研发等情况下技术秘密接收方的侵权风险防范值得引起重视,特别是各个关联公司对技术秘密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更为突出,为此撰写本文供参考,敬请批评指正! (一)合作研发中的技术秘密接收方需警惕合作方控股公司等关联公司的起诉风险 本案中,丰某公司与江苏天某公司进行新药的合作研发,其研发基础为江苏天某公司的关联公司东某公司的试验数据即涉案技术秘密。北京天某公司全资控股江苏天某公司,75%控股东某公司。东某公司与案外人北京天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雷某。北京天某公司拟定以新药涉案药品取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作价入股丰某公司并取得控制权,因未按时得到审批未果。北京天某公司未能如期获得被告丰某公司控制权,以其明显知情的控股公司东某公司的名义提起商业秘密侵权之诉。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科技环境中,企业之间通过合作来共同开展研发项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能够帮助企业分担研发成本,还能促进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从而加速创新进程。在涉及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合作方的情形下,其关联公司间的关系结构可能较本案更为复杂。笔者认为,虽然本案两审法院认定被告即技术秘密接收方的技术秘密具有合理来源,但在类似情况下企业可能存在技术秘密侵权风险,有必要提醒在合作研发中,技术秘密接收方要加强风险管理,建议如下: 第一,在协议中明确约定接收技术秘密的范围和载体,并说明其与实现合作目的的关系并强调其必要性; 第二,技术秘密接收方在接收电子或纸质资料时注意留痕,妥善保存在接收前己方已经完成研发成果的证据并加以区分; 第三,通过技术秘密权利人的控股公司合作或接收技术秘密资料的,还应当要求权利人确认并保留证据; 第四,在合作或接收时要审查技术秘密权利人的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决定,最大限度地避免关联公司或小股东发起代位诉讼等。 (二)控股股东与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的商业秘密并不理应共同所有 商业秘密的权属并非本案争议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丰某公司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向国家药监局申报涉案药品新适应症新药具有合法来源的分析值得引起注意: “北京天某公司持有东某公司75%股份,北京天某公司持有江苏天某公司100%股份,根据东某公司和江苏天某公司的《公司章程》并依据关于“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的规定和该法第四十二条关于“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权”的规定,北京天某公司同意由江苏天某公司与丰某公司联合申报涉案药品新适应性新药,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视为东某公司和江苏天某公司均认可并同意执行北京天某公司这一经营决策。因此,丰某公司在与江苏天某公司联合申报涉案药品新适应症新药过程中使用涉案技术秘密应视为已经取得东某公司的同意,具有合法来源,一审判决相关认定并无不当。” 诚然,控股公司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手段来影响和控制其子公司在处置其财产权利方面的决策和行为。即使在法庭上,法官亦可能通过控股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探求其子公司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前述问题的阐述主要立足于公司法范畴,在综合考量北京天某公司的股权结构、其下属公司的公司章程以及的相关规定后,得出结论:北京天某公司所作出的经营决策,应当为东某公司与江苏天某公司所知悉并执行。具体而言,北京天某公司的经营决策内容为批准江苏天某公司与丰某公司共同申报涉案药品的新适应症,此新适应症是在东某公司已获得许可进行的涉案药品临床试验期间,申请增加的新适应症。该决策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到东某公司先前所获得的涉案药品的药理毒理试验数据,这符合生物医药研发领域的基本规律。据此,为落实北京天某公司的这一经营决策,东某公司有义务提供相关的技术信息。丰某公司对东某公司技术秘密的使用,可视作已获得东某公司的同意。 涉案技术秘密的权利人是东某公司而非北京天某公司。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企业的关联关系不能直接推断出技术秘密权利人知情并同意第三方公司使用,本案关键证据还包括批准文件而不仅是各个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在此提醒母公司在管理子公司或控股公司时,要尊重法人人格独立性,不能直接处理子公司的技术秘密,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必要时可以通过协议并结合股权对技术秘密权属做安排,建议如下: 第一,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或股东决定,并以协议的方式约定技术秘密为母公司与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共同所有,这里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各共有人均应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 第二,也可以通过技术秘密许可的方式,达到各关联公司共同使用但不改变技术秘密权利人主体的目的,在授权第三方使用技术秘密时要注意是否有转许可的权利; 第三,当各关联公司共有技术秘密与第三方合作研发时,要特别注意取得各共有人同意并留痕,这不仅与合作成果的归属有关,还涉及向第三方披露的合法性,避免引发新的侵权行为等。 文章附录 [1] 2017年,大某管委会与北京天某公司签订《关于世贸天阶“宜某”项目二期工程建设建议书》,大某管委会承诺,丰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仅限于开展本项目建设相关业务。北京天某公司需根据项目进展收购丰某公司全部资产,并确保资产保值及增值。 [2] 2011年6月7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受理号:CXSL0900045,批件号:2011L01137),药物名称为注射用重组人组织型某原激活改构体,申请人为东某公司。 [3] 秘密点:1.涉案药品对大鼠颈动脉血栓具有溶栓作用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2.涉案药品对家兔试验性肺血栓具有溶栓作用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3.涉案药品对新鲜人血栓具有体外溶栓作用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4.涉案药品对Beagle犬一般药理学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5.涉案药品对ICR小鼠安全性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6.小鼠静脉注射给予涉案药品后一定时间内所产生的毒性反应和死亡情况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7.涉案药品对麻醉Beagle犬所产生长期毒性反应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8.涉案药品引起的给药局部刺激反应,提供给药部位局部皮肤刺激反应和损害可逆情况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9.涉案药品是否产生溶栓作用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10.涉案药品对受孕大鼠在致畸敏感期解除后对于胎鼠有无致畸性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11.单次及连续7次静脉注射不同剂量的涉案药品对比格犬血浆药物浓度-时间变化曲线和药代动力学参数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药物积蓄与时间依赖性药代动力学的试验方案、试验结果及结论。 [4] 相关约定与合作备忘录一致。 [5] 公司战略产品“宜某”项目已到申报上市许可阶段,为了保证“宜某”产品的延续性及市场占有率,考虑增加“宜某”新的适应症研究。 〔国家药监局公告2018年第50号〕第十三条规定:“在已获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期间,申请增加新适应症的,可提出新的临床试验申请,也可按此办法先提出沟通交流申请后决定。提出新的临床试验申请的,申请时与首次申请重复的资料可免于提交,但应当在申报资料中列出首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号。”此处申报项目即属于“申请增加新适应症的”情形。 [6] 江苏天某公司征得丰某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单独将研究成果以论文或者专利的形式发表;联合发表时,完成单位排序为江苏天某公司、丰某公司,论文作者排名将按照实际贡献大小排序方式进行。 [7] 在停牌期间,北京天某公司就该事项的主要内容进行协商沟通,并签订了《关于天某生物“注射用替某”项目Ⅱ期工程建设协议书》(以下简称“建设协议书”)等。 [8] 丰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北京天某公司的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乔某,丰某公司总经理变更为北京天某公司副董事长张某。涉案药品已处于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专业审评阶段,北京天某公司预期很快可以取得《新药证据》和《生产批件》。 [9] 2019年8月23日,北京天某公司发布《北京世某制药(江苏)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021),对关联交易关联方信息进行公示。该公告载明: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乔某,关联关系为北京天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总经理乔某,副董事长张某分别为丰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总经理。 [10] 载明:根据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0年5月7日受理的涉案药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涉案药品治疗超急性期(发病<4.5h)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试验。适应症:急性缺血性脑卒中超急性期(发病<4.5h)等。 编号为CXSL2000100涉案药品注册与受理数据库打印页面(以下简称四方盖章件)显示:企业名称(含联合申报)为江苏天某公司、丰某公司,承办日期为2020年5月23日,办理状态为“在审评审批中(在药审中心)”。该打印页面有江苏天某公司、丰某公司、北京天某公司及东某公司加盖公章。 [11] 一审:(2021)苏01民初3445号民事判决。 [12] 二审:民事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