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工异地工作，假期最后一天返程遭遇交通事故，能否构成工伤？

异地工作在当今的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件稀奇事了，大城市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公共交通的便捷也逐渐消弭了地域的隔阂，劳动者选择异地工作的成本越来越低，收益越来越高。但是长途出行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劳动者在假期的最后一天离家返程是否属于上下班的途中，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工伤，实践中也一直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22年第5期“王志国诉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案”对此予以了明确。
基本案情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简称长安跨越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地位于重庆万州区。王志国系该公司员工，任副总经理职务，分管质量部，其家庭住址位于重庆江北区，工作日期间其居住于公司提供的位于万州区的单位宿舍。公司为其配备了渝A×××××号小型客车。2018年4月5日至7日为清明节法定节假日，长安跨越公司下发连续放假三天的通知，告知2018年4月8日正常打卡上下班，并安排冉某某、唐某某、程某分别为假期值班领导。2018年4月7日18时许，由公司员工陈某某驾驶渝A×××××号小型客车搭乘王志国及公司员工刘某从重庆市江北区王志国家中出发，共同返回公司所在地万州区。19时55分许，当车辆行驶至沪渝高速公路出城方向1672KM处时追尾撞击前方由驾驶人刘某某驾驶的渝G×××××号小型客车，致使王志国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后经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王志国被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症（C5/6、C6/7）、颈椎间盘突出（C3/4、C4/5）。2018年4月10日，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一大队作出〔2018〕第20730000950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由驾驶人陈某某承担全部责任。
2018年4月28日，长安跨越公司就王志国此次受伤事宜向万州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伤害报告表》、王志国身份材料、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书》、病历材料、证人证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照片等材料，后又补充《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关于2018年“清明节”放假有关安排的通知》两份材料，在《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第三条乘车规定的第（八）项载明：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但因工作需要需提前返回的必须提前告知行政管理部和人力资源部，登记时间、原因等信息，如未进行登记的，除按《考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给予考核外，往返的交通费用不予报销。万州区人社局于2018年5月16日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月18日送达王志国。万州区人社局审查认为，2018年4月7日是清明节假期，不是工作日，而《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主要是规范渝万往返员工的乘车安排及费用报销问题，对“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的表述，并不是要求员工于假期最后一日上班，而是提醒员工第二天按时上班，故王志国于2018年4月7日前往万州的目的是为了休息，而不是上班，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班途中。2018年7月4日，万州区人社局作出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王志国此次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同月26日，万州区人社局将上述文书送达长安跨越公司和王志国。王志国不服，向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简称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市人社局于2018年9月21日受理，并告知万州区人社局答辩。万州区人社局向市人社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和证据材料。经审查，市人社局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2018年4月7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长安跨越公司处于放假状态，并未上班，且无证据证明王志国返回万州是为了参加当天的公司级会议，王志国的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规定，故决定维持万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同月16日，市人社局向王志国和长安跨越公司寄送了《行政复议决定书》。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7月4日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二、撤销被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的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本案诉讼费50元，由万州区人社局负担。
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万州区人社局具有作出本案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责。市人社局作为万州区人社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或者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各方对王志国与长安跨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王志国在从家中出发前往万州的路途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且本人无责任等事实无异议。本案的争议问题是：王志国于2018年4月7日18时左右返回万州是否属于上班途中。首先，王志国主张其分管的质量部于2018年4月7日已开工，其须对当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故其返回万州是为当日履行岗位职责，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且在工伤认定阶段其亦未提出该主张，故不予采纳。那么，对于王志国主张其于2018年4月7日18时左右返回万州是为第二天上班作准备，应属于“上下班途中”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对“上下班途中”的判断标准，需考量职工行程的意图是否为“上下班”、及其在“上下班”意图之下实施了出行行为，同时兼顾考虑职工的出行时间是否属于“合理时间”，出行路线是否属于“合理路线”。具体到本案，长安跨越公司关于清明节的放假通知中载明了2018年4月8日职工应正常打卡上下班，公司亦要求职工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结合王志国家庭住址距离万州工作地约280公里及其惯常节假日最后一日返回万州上班等因素，表明王志国2018年4月7日返回万州的目的是为次日上班，其出行意图明确。囿于出行路途较远、驾车亦需花费三至四小时左右时间这一情况，为避免迟到和为次日正常开展工作做好充分准备，王志国于前一日18时左右返回工作地符合常理常情，也符合公司要求。如认为职工必须在工作日出行才属于“上下班途中”，而不考虑职工出行的意图和合理因素，则可能不利于保护如王志国这类职工在《工伤保险条例》之下的合法权利。《工伤保险条例》本属于社会法范畴，其立法宗旨是为分担用工主体的用工风险和保障职工合法权利，在运用该条例考量具体案情时，普遍倾向作有利于职工权利的理解。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王志国出行意图、路程、所需时间及公司考勤要求和王志国在该要求下惯常通勤模式等因素，认定王志国在2018年4月7日18时左右从家中出发返回工作地万州，其行程和时间符合上班途中“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要求为宜。因此，王志国在该行程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属于工伤。万州区人社局未考虑王志国行程的合理性因素，认定其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而作出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予认定王志国受伤属于工伤，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市人社局作出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万州区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亦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一并予以撤销。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王志国遭遇交通事故时是否属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即是否符合“上下班途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一）项、（三）项规定，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或者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上诉人举示的《劳动合同》、工伤认定调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结合庭审笔录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认定王志国在长安跨越公司工作，2018年4月7日18时许，乘坐公司为其配备的渝A×××××号小型客车，从居住地重庆市江北区出发前往公司所在地万州区，19时55分许车辆行驶至沪渝高速公路出城方向1672KM处与前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致其受伤，王志国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的事实。上述证据相互映证，可以证明王志国是为了4月8日能准时上班而提前于4月7日16时许从距离万州280余公里的家中出发前往公司。虽然事发当日不是上班时间（“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但因王志国属于异地工作，居家与工作地相距较远，放假回家后提前一天返回职工宿舍，既符合其平时的惯常往返方式也符合常理，同时亦符合公司《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第三条“乘车规定：（8）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的规定。王志国发生事故时是4月7日19时50分，已经是晚上，故其提前返回公司的时间处于合理范围内，并未过分提前超出必要限度。如果苛求王志国必须于4月8日当天工作日上班出行，才构成《工伤保险条例》“上下班途中”的要求，那么王志国须于当日临晨3时左右就要出发前往万州才能按时到达工作岗位，显然既不符合人体生理条件也不符合常理，更不利于对异地工作劳动者的保护。因此，王志国事发当日提前返回公司宿舍休息，也是为了第二天能够正常上班不耽误，符合以“上下班为目的”基本条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应当认定其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因此，王志国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一）项、（三）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上诉人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同理，市人社局作出的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属适用法律错误，同样应予撤销。上诉人认为王志国不是正常上班时间而受伤不应认定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笔者评析
假期最后一天返程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是工伤被认定的重要因素，最高院的公报案例是结合了用人单位制度、惯常通勤方式、事故发生原因、返程时间和上班时间之间的必要联系以及返程行为的基本性质，因此认定为工伤是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在实际的个案中，应当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后作出判断。在此笔者整理了实践中对此产生争议的一些原因供大家参考：
一些观点认为，虽然返程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但这并不是在实际的上下班的途中，如果将其认定为上下班途中，会将“上下班途中”的时间设置的过于宽泛，用人单位因此承担的无形、不可控的风险会变大，不利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返程在路径上是从家庭居住地前往工作城市居住地，而非直接前往工作场所，阻断了联系，“上下班途中”在路径的确认上应更加合理，不应将间接联系的路径也认定为上下班途中，如果依据这样的间接联系而认定工伤，则导致对于上述方向选择的标准无限扩大。从立法技术上看，对直接关系比较容易框定和限制，但对于纷繁复杂的间接关系却不容易框定，所以，《工伤保险条例》对于“上下班途中”的扩大解释也应以直接联系为宜。